特朗普亲叔叔，曾和我国原子弹“大功臣”是好友，他都干了什么

约翰·乔治·特朗普，这位老兄可不是普通人，他是美国有名的物理学家，还跟中国的核物理大牛赵忠尧有过一段交情。不仅如此，他还实打实地帮了中国一把，尤其是在核事业起步那会儿。

约翰·乔治·特朗普，1907年8月21日生在美国纽约，1985年2月21日去世。他是特朗普家族的一员，跟那位总统侄子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爷爷生的。不过，约翰跟家族里那些做生意的可不一样，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

小时候就对电器和物理感兴趣，长大后考进了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拿了个电气工程的学士学位。后来又跑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个物理学硕士，最后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搞了个电气工程博士。

博士毕业后，他没走远，直接留在MIT干起了研究，主攻高压电和粒子加速器。那会儿正赶上二战，他被拉去帮美国军方搞雷达技术，还参与了核武器的研究，跟曼哈顿计划那帮人有来往。他跟一个叫范德格拉夫的家伙一块儿弄出了个百万伏特的X射线发生器，这玩意儿后来还被用在癌症治疗上，挺牛的。战后，他继续在MIT混，1946年当上了高压研究实验室的头儿。

约翰这人吧，学术上很厉害，但不摆架子。他觉得科学不分国界，愿意帮各国的同行解决问题。这一点在他跟赵忠尧的交往里体现得特别明显。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生在浙江诸暨，1998年5月28日去世。他是咱们中国核物理的顶梁柱，被很多人叫作“中国原子能之父”。他家境不好，小时候是个穷小子，全靠自己努力考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又在东南大学学物理。1927年，他攒了点钱，自己跑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跟着诺贝尔奖得主密立根干活儿。

1930年，他在加州理工搞了个大发现——正负电子湮灭辐射。这事儿听起来挺玄乎，但简单说就是他证明了正电子的存在，虽然当时没拿诺贝尔奖，可后来物理学界都认他是最早干这事儿的人之一。学成之后，他没留在美国享福，而是回国到清华大学教书，想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

抗战那几年，他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条件再苦也没放弃研究。到了1946年，他又跑去美国，这回是想学加速器技术，顺便搞点设备回来。那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他兜里就5万美元，想买加速器可太难了。正是在这趟美国行里，他跟约翰·乔治·特朗普碰上了。

1946年，赵忠尧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进了约翰管的高压研究实验室。那会儿赵忠尧已经四十多岁了，但干劲儿一点不比年轻人差。他去美国的任务很明确：学加速器技术，弄点设备回去。可现实很骨感，国民政府给的那点钱连加速器的零头都不够。他就琢磨着自己造，买点零件回去组装。

约翰一看这个中国来的学者，天天泡在实验室里，特别认真，心里挺佩服。他就主动跟赵忠尧聊起来，俩人聊着聊着就熟了。赵忠尧跟约翰讲了自己的计划，说中国太落后了，得赶紧把核物理搞起来。约翰听完挺感动，觉得这人不是为了自己，是真心想帮国家。

俩人都是搞加速器的专家，话题一聊就停不下来。约翰把自己研究的东西大大方方拿出来跟赵忠尧分享，还带他去看实验室里的设备。赵忠尧呢，也不是光占便宜的人，他把自己早年在加州理工的经验讲给约翰听，俩人互相学习，关系越来越好。

那时候冷战刚开始，美国对中国不怎么友好，能这么敞开心扉交流挺不容易的。约翰对赵忠尧的态度特别真诚，完全没把国籍当回事儿。这份信任和支持，后来成了赵忠尧能带东西回国的关键。

赵忠尧在美国那会儿，真是急得抓耳挠腮。一台加速器要40万美元，他手里就5万，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他想了个办法，买不起新的，就弄点旧零件回去自己组装。可就算这样，零件也不好搞，美国那边管得严，不随便卖给外国人。

这时候，约翰·乔治·特朗普站出来了。他知道赵忠尧的难处，也明白这设备对中国多重要。他灵机一动，跟MIT说实验室有台旧加速器“不好使了”，得处理掉。其实这设备还能用，就是在美国人眼里有点过时。约翰就趁这个机会，把这台“废旧”加速器给了赵忠尧，一分钱没要。

这台加速器是个静电加速器，能达到70万电子伏的能量。在美国可能不算啥，但在1946年的中国，简直是宝贝。赵忠尧拿到这东西，激动得不得了。他知道，有了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干大事儿。

约翰还不光是给设备。他还让赵忠尧随便用实验室里的东西，学最先进的技术。赵忠尧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天天记笔记，把能学的都学到手。约翰还帮他联系了几个工厂，搞定了加速器上的一些零件和技术问题。这些帮助，都是实打实的，没一点水分。

有人可能会问，约翰为啥这么帮赵忠尧？其实很简单，他觉得科学是全人类的，帮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就是在帮人类进步。再加上他欣赏赵忠尧不高，赵忠尧那会儿也不是啥大人物，约翰没啥政治目的，就是单纯想帮个朋友。

1948年，赵忠尧带着约翰给的设备和一肚子知识回了国。他一落地就忙活开了，找了个破旧的实验室，开始鼓捣那台加速器。1955年，他带着一帮人，把那台“废旧”加速器修好组装成了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质子静电加速器。到了1958年，他又弄了个25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俩设备成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命根子。

后来呢，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炸了。赵忠尧的名字被写进了历史。要是没有约翰那台加速器，中国原子弹可能得晚好几年才能搞出来。专家估算，约翰的帮助至少让中国核事业提前了十年。这十年可不是小数目，那会儿国际形势多紧张，早一天有核武器就多一分底气。

再说深一点，约翰的贡献不光是给了个机器。他那种科学无国界的精神，在冷战那会儿特别难得。美国那时候对中国各种封锁，约翰却反其道行之，帮了中国一把。这事儿说明，科学家之间的情谊有时候能突破政治的框框，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更大的角度看，这段历史还告诉咱们，科技发展不能光靠自己闷头干，得跟世界接轨。赵忠尧出去学技术，约翰愿意帮忙，这才有了后来的突破。这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启发，开放合作才能走得更远。

约翰·乔治·特朗普和赵忠尧的故事，是中美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约翰不是啥大英雄，也没啥惊天动地的壮举，可他实实在在帮了中国一把，让咱们的原子弹早点上了天。这事儿不光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科学家之间友谊的象征。

咱们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既得感激约翰当年的仗义，也得记住赵忠尧那股子为国争光的劲头。科学无国界，合作出成果，这话听起来老套，可真挺有道理。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故事，让中国科技再上一层楼，也让世界因为科学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