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枪声，破碎的家书，未归的游子

1950年6月10日，台湾街头，二十岁的女子攥着弟弟的手，看着父亲被押上刑场，枪响那一刻，她才懂，那个总把军装擦得发亮的男人，早把命押在了两岸之间，后来吴学成在缝纫机前记账，每个数字后面都多写两笔，那是她和弟弟吴健成怎么也补不回来的童年。

吴石将军的选择像一把双刃剑，他从福州出来，是辛亥的老兵，用在日本学的炮兵本事，教出了国民党一半的军官，抗战时他在情报上干了不少事，可胜利的锣鼓一响，他就闻出了里头的腐气，国民党不垮天理难容，这话他压在心里，1948年悄悄入了党，从此日子就悬着了。

1949年南京档案要转移时，吴石以福州是战略要地为由，扣下五百箱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后来帮着揪出不少敌特，连毛泽东都说他是真忠心，等蒋介石电召他去台湾，五十五岁的他二话不说就去了，他在台北国防部次长的位置上，继续把军情往外送，连台湾战区的防御图都画到了大陆的桌面上。

但历史总爱跟人闹点笑话，一九五〇年春节刚过，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在审讯室里说漏了嘴，谷正文就顺着这根线，一点点摸到了关键处，那晚吴石被抓，看着睡着的小儿子，手抖着在古画背面写了句遗言，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儿子一面，三个月的审问里，他只说了一句，为主义死，死又有什么遗憾。

吴学成被迫辍学那年，常把裁剩下的碎布拼成父亲的军装样子，弟弟吴健成去美国后，兄妹俩在信里吵过父亲是不是太固执，直到一九八八年两岸开始来往，吴健成在福州的墓园找到父亲的衣冠冢，才明白那封没写完的家书，原来有些事，非得分开才做得成。

如今台北的雨季，常有人走过吴石故居，门口的信箱锈了，还停在那儿，像等一封永远寄不到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