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韩国，一位学者因为说了一句“韩国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几乎被学术圈封杀。金在吉，一个原本并不出名的历史系教授，因为一次看似“离经叛道”的发言，成了韩国舆论风暴眼中的“叛国者”。

而他说的，只是他亲眼所见、亲手考证的历史事实。言论一出，不仅学术生涯断崖式下滑，还被打上了“为中国张目”的标签。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当下，金在吉的遭遇说到底，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东亚历史认知困境的投影。

考古不是写小说，真东西摆在那里

金在吉的“问题”，其实早在他学生时代就埋下了伏笔。别人读《三国遗事》当神话听，他却偏偏去庆州考古现场转了转，发现很多传说和实物根本对不上。于是，这位“问题学生”一头扎进了考古和汉语言文学——在当时的韩国，不仅冷门，还是“往中国靠”的学科。

1989年他有了决定性的一次经历：在北京语言大学交流期间，亲自参与了贾湖遗址考察。骨笛、陶罐、刻符……9000年前的文明展现在眼前，让他彻底颠覆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旧认知。他开始认为，东亚文明可能有近万年的连续发展，而中国，是这段历史的中心。

他回国后写了一篇论文，标题就叫《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再思考》。其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诞生得早、体系完整，对周边地区——包括朝鲜半岛——有深远影响。

这不是空说，而是拿出了考古证据：比如河南裴李岗的碳化粟粒、仰韶文化的彩陶、贾湖的骨笛和刻符。这些东西不光古老，还和朝鲜半岛出土的文物在形制上高度相似。

这让他开始怀疑：韩国历史是不是被“民族叙事”包装得太厉害了？他开始转向研究“乐浪郡”——一个在中国史书里明明白白写着“汉朝设郡”的地方，在韩国教科书里却变成了“伪史”。

“乐浪”两个字，为什么让人炸锅？

1992年，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个历史研讨会上，金在吉带来了几件东西：铜印上刻着“乐浪丞印”，陶罐上写着汉字，还有来自燕国的刀币。这些都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实物。

他在会上说：“这些不是中国文物，是朝鲜的中国文物。”他提出：“从公元前108年到313年，韩国北部确实处于中国汉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引发了地震般的反应。有人当场质问他是不是在“替中国洗地”，还有人指责他“背叛民族”。而金在吉的回答是：“我只是把出土文物摆出来，谁都可以去看。”但这场风波之后，他的学术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他的书《乐浪的回响》被出版方临时撤档，原定的学术巡讲突然被取消，甚至连平时热衷历史的学生也开始退他的课。他的新研究《朝鲜古代的中国因素》刚一发表，批评声就像潮水一样涌来，连国会议员都公开说他“伤害民族感情”。

打压不仅来自舆论，还有学界内部。他的研究资料被封存，名字从学术数据库中消失，甚至被调职到资料室做“后台”。

媒体一边倒地批评他“媚华”，电台节目收到了大量投诉电话，要求封杀他。一位学者，因为讲了“汉朝在朝鲜设郡”的事实，被整个社会视为“敌人”，这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听起来都像是讽刺。

“叛国者”的背面，是一位历史实证主义者

2010年之后，金在吉几乎完全从韩国学术圈“消失”了。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是在批评韩国教科书改写历史时。

他指出，教科书中刻意淡化汉字影响，把“乐浪郡”称为“朝鲜人自建的政权”，这不是教育，而是编故事。不久之后，他的名字彻底从韩国的学术数据库中被抹掉，连曾经的论文也查不到了。

但有意思的是，这场“封杀”并没能封住他的声音。他的言论被中国网友在网络平台上广泛转发，许多人称他为“韩国最清醒的人”。一些中国考古学者甚至引用他的研究成果，称其为“东亚历史研究中少有的实证派”。两边的反应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这就像他说的：“历史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为了理解我们是谁从哪来。”可惜在现实中，这句话成了他“自绝于民族”的罪证。

结语

金在吉的故事不是孤例，却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案例。他用一生去追问“我们是谁”，却因为答案不够“民族自豪”，被彻底边缘化。但历史不是玻璃做的，碰一碰就碎。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靠遮掩历史的某一段，而是敢于正视它。

他所揭示的，不是要“贬低”谁，而是想从根上理解东亚文化的来龙去脉。今天的我们，更该问一句：我们是不是把历史变成了“政治正确”的装饰品，而不是认知自我的镜子？

金在吉被韩国学界“消音”了，但他留下的那句“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出土文物面前，依然站得住脚。真相或许沉默，但不会消失。历史的回音，终究会穿越喧嚣，传到该抵达的地方。

参考文献

人民网-2024-09-02——《新版历史教科书令韩国人担忧！有老师称“可能让学生产生歪曲的历史认识”》

北京晚报-2012-10-26——《韩“去汉字化”后果尴尬 多位前总理呼吁学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