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抗日军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又得时刻警惕国民党军队的小动作，全国上下都紧绷着神经。

延安的窑洞内，毛主席正在审阅文件，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只见电报里写着：军区副司令黄骅惨遭射杀，同行的7位干部也不幸遇害……

毛主席看了之后，生气道：“必须彻查此事，将凶手绳之以法，给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当时发生了什么？真凶是谁？为什么军区不敢处置？

雨夜惊变：黄骅悲壮牺牲

1943年6月30日，天还未大亮，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简单整理了下着装，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便匆匆出门了。今天，他要和大家一起开会，研究一下反“扫荡”问题。

会议从清晨开始，一直紧张地进行着。大家围坐在一张略显破旧的木桌前，桌上摊开着地图，几支铅笔随意地散落一旁。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竟还飘起了细雨，黄骅抬转身轻声对身边的警卫员说道：“去附近农户家借几盏煤油灯，我们的讨论还得继续。”警卫员迅速领命，快步冲进雨中。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正悄然逼近。

一个男人带着几个匪徒，身披蓑衣，趁着夜色和雨幕的掩护，悄悄地朝着大赵村摸了过来。

黄骅察觉到门口的异常动静，刚想掏枪，却已经来不及了。几人来到门前猛地踹开门后扣动了扳机，黄骅躲避不及，倒在了血泊之中，身旁的几人也未能幸免。紧接着，匪徒们蜂拥而入，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十秒，会议室里瞬间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和令人心悸的血腥味。

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在接到黄骅等人遇害的噩耗后，连夜赶到大赵村案发现场。刘贤权深一脚浅一脚地冲进屋内。只见屋内一片狼藉，桌椅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文件散落得到处都是。

刘贤权蹲下身子，仔细地察看现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原本就艰难的破案工作雪上加霜。雨水不断冲刷着地面，一些可能成为关键证据的血迹、脚印、弹壳等，都随着水流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棘手的是，所有参与会议的领导全部遇难，现场没有一个幸存者能提供关于凶手的任何线索。凶手的外貌特征、身份背景，一概不知。就在大家满心绝望，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只见一个小男孩从人群中钻了出来，声音微微颤抖地说道：“冯叔叔……带着人从后院跑了。”

刘贤权听到这话，立刻快步走到小男孩身边，蹲下身子问道：“小朋友，你说的冯叔叔是谁？你看清楚他们往哪个方向跑了吗？”小男孩鼓起勇气说道：“就是冯冠魁叔叔，他们穿着雨衣，跑得可快了，从后院出去就往东边跑了。”

刘贤权站起身喊道：“同志们，有线索了，咱们找！”

经过调查，刘贤权发现“秘密”

冯冠魁是个臭名昭著的狠角色，他身形魁梧，满脸横肉，眼神中透着凶狠与贪婪。平日里，他带着一帮手下，在乡里横行霸道，打家劫舍，抢夺百姓的财物，稍有反抗，便拳脚相加，甚至拔刀相向。

不仅如此，他还常常与汉奸们勾结在一起，为虎作伥，给日军通风报信，出卖抗日志士，破坏抗日行动，成为当地一害，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又敢怒不敢言。

按理说，像冯冠魁这样劣迹斑斑、罪大恶极的人，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革命队伍的。可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却鬼迷心窍，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破例收留冯冠魁，还让他当上了军区手枪队的队长。

邢仁甫的这一行为，在军区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同志都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冯冠魁本性难移，让他进入革命队伍，无疑是引狼入室。但邢仁甫却充耳不闻，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安排。

得知冯冠魁的基本消息后，刘贤权正准备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恳请毛主席马上下令抓捕冯冠奎。毛主席得知后下达命令：“立刻通知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将凶手缉拿归案，必须让他们血债血偿，接受法律的严惩！”

而这边，司令总部的电报急匆匆地送到了刘贤权手中。刘贤权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他迅速打开电报，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副司令黄骅已经被击毙，有想活命的，就聪明一点，不要反抗，听从司令安排，事情成功解决以后，马上投靠日军。如果不听话，有一点反抗，下场和黄骅一样。”

刘贤权死死地盯着电报上“投靠日军”这几个字：“这个邢仁甫，竟然做出如此叛国投敌的勾当！”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冯冠魁竟是邢仁甫一手提把起来的“心腹”。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被摆在眼前——邢仁甫早已与日军暗中勾结，沦为卖国求荣的汉奸，背叛了国家和人民。

凶手官职太高没人敢动，毛主席：抓起来枪毙

毛主席得知后秘密联系115师团长，配合抓捕行动。邢仁甫预感不妙，出发前特意多带了一队人马。抵达115师后，一名战士突然朝他射击，他却早有防备，迅速转身逃窜。

因考虑到邢仁甫随行人员众多，我军并未贸然追捕。逃脱后的邢仁甫前往望子岛落脚，在岛上与我军游击队员相遇。他试图拉拢游击队长，遭拒后，担心行踪暴露，便残忍下令折磨死队长，又趁我军休整连夜逃往天津，投靠日军沦为汉奸。

日本宣布投降，曾经叛国投敌的邢仁甫并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妄图继续钻营。他凭借过去曾担任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履历，混入国民党部队。

在国民党阵营里，他毫无廉耻地向新主子表忠心，利用自己熟悉我军高级将领的便利，为国民党提供情报，帮助他们辨认、跟踪，策划暗杀行动。

彼时的邢仁甫不知道国民党军队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四处奔逃，而自己在国民党眼中不过是一枚用完即弃的棋子，由于级别过低，根本没有得到逃往台湾的机会。最终，他被遗弃在大陆，只能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为自己的罪行买单。

1949年解放天津时，化名为“罗镇”的邢仁甫被我军的战士逮捕了。

原来他们二人的矛盾是在1941年，黄骅的职务调动，让他与邢仁甫产生冲突。两人作风与理念天差地别，黄骅质朴，与士兵同甘共苦，主张积极抗日；邢仁甫却爱讲排场，热衷拉帮结派。

邢仁甫当上冀鲁边军区司令后把军区当成“私人地盘”，觉得上级派黄骅是来削弱他权力，心生不满。一封延安的电报，让矛盾彻底激化。黄骅没因邢仁甫是领导就袒护，将其种种行径如实上报中央。邢仁甫被权力蒙蔽双眼，对黄骅的“杀意”就此种下。

1943年，中央获悉邢仁甫的不当行为，决定把他调到延安去进修，但邢仁甫心中却充满了猜疑。他认为，中央调他去延安是一场削弱其权力的“阴谋”。他越想越气，对黄骅的怨恨也愈发浓烈，认定黄骅一直在故意与他作对，试图将他“整垮”。

在这种扭曲心态的驱使下，邢仁甫与匪首冯冠奎勾结，表面上将冯冠奎的队伍“收编”，实则用金钱开道，任命冯冠奎为手枪队长，妄图借助其手，残忍地除掉黄骅等人，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对于如何处理他，大家还是有些犹豫。毕竟，邢仁甫是军区司令，地位不一般。然而，主席听后十分愤怒：“无论凶手身份如何，都必须抓捕并执行枪决！”随着一声枪响，邢仁甫应声倒地，他的罪恶人生也走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