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长安的荔枝》中，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一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出身显赫的荥阳郑氏，一个曾走出过十几位宰相的顶尖门阀，却因父辈得罪权相杨国忠，家族中他这一支被逐出宗族，从云端跌落凡尘，沦为靠在酒桌上插科打诨、仰人鼻息的陪酒侍郎。剧中，上司卢奂以“重回郑家”为诱饵，驱使他卷入凶险的权力旋涡。郑平安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心思缜密，凭借一身圆滑和机智，在刀尖上游走。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郑平安甘冒奇险，也要重返那个将他拒之门外的“家”？答案，或许就藏在“荥阳郑氏”这四个字背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家族史中。

荥阳郑氏，这个名号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如雷贯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天下有五甲姓，荥阳郑氏居其一”的赞叹，足见其地位之尊崇。这个家族的兴起，有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大司农郑当时。郑当时的父亲郑君，本是陈地（今河南淮阳）人，曾为项羽部将，项羽败亡后归汉。郑当时本人，《史记》有传，赞其“廉，又不好治产业”，且“每见上，未尝不推毂贤士”，是个以品行和举荐贤才著称的人物。

经过郑君、郑当时等数代人的积累，这支郑氏逐渐崭露头角。到了西汉末年，郑当时的后人迁徙至开封。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开封尚属河南郡，直到魏晋以后，开封才划归荥阳郡管辖。因此，这支定居开封的郑氏，便逐渐以“荥阳郑氏”扬名于世。《史记》中记载，从陈地迁徙到开封的郑氏先祖为郑穉。

郑穉之后，其子孙在东汉时期开始大放异彩。郑穉的儿子郑宾官至御史中丞；郑宾的儿子郑兴，更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尤精《左传》、《周官》，与当时的经学大家贾逵并称“郑贾”，他们的学术流派被誉为“郑贾之学”，《后汉书》称他“为学者所宗”。郑兴的儿子郑众，继承家学，官至大司农。郑众之子郑安世，亦传家学。祖孙三代以经学入仕，使得家族声望日隆。郑安世的孙子郑泰，“少有才略…交结豪杰，家富于财”，名震山东，可惜英年早逝。其弟郑浑在东汉末年及曹魏时期继续维系着家族的地位。

曹魏正始三年（公元242年），河南郡析置荥阳郡，开封县成为荥阳郡的属县之一。自此，居于开封的这支郑氏家族便被正式冠以荥阳郑氏之名。郑泰的儿子郑袤，因助力司马氏篡魏有功，深受信赖，官至太常，封安城乡侯。更关键的是，郑氏族人郑冲，在司马氏政权中历任司空、司徒、太保等显职，“位在三司之上”。郑袤的六个儿子也都位列显卿，其中长子郑默更是先后五次担任九卿之职。东晋时期，郑氏家族还出了一位皇后——晋元帝皇后郑阿春。

如果说汉魏晋是荥阳郑氏的崛起和巩固期，那么到了北魏，则是他们第一个辉煌的顶峰。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为了争取汉族世家大族的支持，极力推崇门阀制度。史载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从孝文帝到北魏末年，史书所载的北魏宗室男性与郑氏女联姻的就有七例之多。荥阳郑氏海内一流望族的地位，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官方认证。 这一时期，对荥阳郑氏贡献最大的当属郑羲。他官至中书令，其女被孝文帝纳为妃，家族荣耀至极。当然，树大招风，北魏末年的政治动荡也给郑氏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少族人因卷入政治斗争而遇害。

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更迭，历史的车轮驶入唐代，荥阳郑氏也迎来了其家族发展的最高峰。在整个唐朝，荥阳郑氏先后涌现了十二位宰相，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北祖的郑珣瑜、郑馀庆（均相德宗）、郑覃（相文宗）、郑朗（相宣宗）、郑涯（相宣宗）、郑从谠（相僖宗）、郑昌图（相僖宗）、郑延昌（相昭宗），还有房支不详的郑肃（相武宗）等等，群星璀璨，照耀大唐政坛。

唐朝宰相

• 郑珣瑜，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 郑馀庆，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德宗宰相
• 郑覃，出自北祖第二房，唐文宗宰相
• 郑朗，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宣宗宰相
• 郑从谠，出自北祖第二房，唐僖宗宰相
• 郑延昌，出自北祖第二房，唐昭宗宰相
• 郑，出自南祖，唐德宗宰相
• 郑畋，唐僖宗宰相
• 郑肃，出自北祖第二房，唐武宗、唐宣宗宰相
• 郑綮，唐昭宗宰相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言：“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精辟地概括了唐代门阀社会的价值观。荥阳郑氏正是凭借在“婚”与“宦”两方面的卓越表现，稳坐顶级门阀的交椅。

唐代门阀的婚宦观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陈寅恪

唐高宗时，曾试图打压这些世家大族，下诏禁止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氏、赵郡陇西二李氏这七大望姓之间互相通婚，以削弱其势力。然而，这些高门大族岂肯轻易放弃世代累积的门第优势？他们“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悄悄地用“檐子”（一种肩舆）在夜间将新娘抬到夫家。这种“檐子”迎亲，后来竟演变成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发展为后世的“花轿”。女子出嫁坐花轿的习俗，其源头竟与唐代这些高门望族的婚姻策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女主角崔莺莺的母亲便是荥阳郑氏出身，其对于门第的看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婚姻论阀阅”的风气。

当然，荥阳郑氏的显赫，并不仅仅依靠联姻。这是一个文化底蕴异常深厚的家族。《河南通志》评价道：“自隋置进士科，唐人因之，岁一举行，获雋者不过二三十士耳，而荥阳郑氏科名独盛，盖当时门第与科名并重也。”这说明，郑氏子弟不仅凭借家世，更依靠自身的才学，在科举考试中屡创佳绩，这也是他们能够长期保持家族兴盛的重要原因。

了解了荥阳郑氏这长达七百余年，尤其是在唐代那令人目眩的辉煌之后，我们或许更能理解《长安的荔枝》中郑平安的执念。对于一个曾经拥有如此显赫姓氏，血液里流淌着宰相和鸿儒基因的人来说，被逐出宗族，无异于被剥夺了身份认同和人生价值的根基。在那个极度重视门第出身的时代，重返荥阳郑氏，不仅仅意味着恢复个人的名誉和地位，更是对祖先荣耀的追寻和家族身份的回归。 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骄傲和归属感。对他而言，“荥阳郑氏”这四个字，既是昔日荣光的象征，也是压在心头沉甸甸的枷锁，更是他奋力挣扎、向上攀爬的终极目标。

虽然五代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门阀观念的淡化，荥阳郑氏如同许多曾经煊赫一时的中古大族一样，逐渐融入历史的洪流，不复昔日的鼎盛。但其留下的文化印记和家族传奇，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也为我们理解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行为动机，提供了深刻的时代注脚。郑平安的故事，正是这段宏大家族叙事中，一个令人唏嘘的微小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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