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加人祸，明末的民变义军为何越剿越多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晌午，新顺王李自成银靴金蹬的骑着青骢马穿过德胜门进入北京城时，身后的大顺起义军已如滚雪球般膨胀到百万之众。

这些衣衫褴褛的农民，五年前还是山西、陕西田间地头的庄稼汉，此刻却用裹着草绳的脚板踏碎了朱明王朝的皇城根基。

当翻开这段历史，会发现明朝末年这场纵贯整个崇祯一朝的农民大起义，实则是大明王朝用两百年时间精心酿造的苦果。

那些扛起锄头和削尖的扁担加入起义军的普通百姓，并非天生反骨，而是在天灾、人祸、腐败、剥削交织的绝境中，被一步步逼上了造反之路。

一、天灾肆虐下的生死抉择

天启七年（1627年），次年为崇祯元年，连续十五年的崇祯大旱正式从该年爆发于山西全境和陕西、北直隶部分地区。

陕西澄城县虽然只是被旱情波及，导致粮食减产，但土地贫瘠加上高额赋税使澄县民众也难以继日。

澄县知县张斗耀，是山西蒲州来的进士，科举向上无望，税赋不仅是政绩唯一通道，而且还干系着澄县衙门上下吏役及幕僚的生计，何况其入仕不久，也急于中饱私囊。

但张斗耀怎么也没想到，天启七年这一年与往年不一样。

在天灾重赋之下，澄县白水农民王二率先揭竿而起，纠集几百人上山，在山中以锅底灰涂面，下山涌入澄县县衙，将正在坐堂催粮的张知县逼入内宅后一阵乱刀砍死。

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大序幕。

此时整个西北大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崇祯元年，大旱已经扩张至陕西全境，刚从其哥哥木匠皇帝朱由校手中接班的崇祯朱由检派延安府人士马懋入陕调查灾情。

在其五月十八日回奏的调查报告中：“臣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整年没有下雨，以至于草木枯黄。八九月间，人们采集山中的蓬草为食，而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就吃树皮，至年底则连树皮也没得吃了，人们就吃性凉味腥的石头，可食石不过稍延几日性命，几天之后食石者就因为坠腹而死。” “...有些民众不愿食石而死，便抱团为盗，抢劫还有积蓄的人，他们在被抓获后他们还恬不为怪，说‘宁愿为饱死鬼，也不愿意坐着饥渴而死’...” “还有更为怪异的是，有的幼童或者独行的人，一旦出了城门就杳无踪迹了，后来才发现有城门之外的人，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这才知道失踪的人去哪里了。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陕西连续出现"人相食"，仅官方记载便多达27次。

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府谷县农民王嘉胤在饥荒中看着全家饿死后，用草绳捆住破棉袄与吴延贵等人率众也起义响应王二，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都在其麾下，这个细节被当时的文人记录在《流寇志》中，成为万千饥民的缩影。

这场持续二十年的特大旱灾与小冰河期气候剧变直接相关，除了1629年、1632年断续下了点雨，从1627一直旱到1634年初才下了一阵雨。

崇祯年间华北地区年平均气温下降2℃，导致农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减产超过四成。

陕北米脂县县志记载，当地常平仓存粮从万历中期的十万石骤减至崇祯元年的不足千石。

当陕西官府在西安城头张贴"平籴告示"时，粮价已从每石五钱银子暴涨至二十两，这个价格相当于普通农户十年的收入。

旱灾紧接着而来的瘟疫的大爆发让各地的民生情况更为雪上加霜。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华北鼠疫大流行，京城每日运出尸体超过千具，山西潞安府"阖门皆死，无人收殓"。

在双重灾难打击下，河南归德府（今商丘）出现了"百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惨状。

这些流离失所的灾民像干透的柴火，只待溅入一颗火星就会燃起冲天烈焰。

整个崇祯一朝十七年，十三年都是天灾不断。

而后金满洲八旗的崛起其实也跟当时严峻的气候环境有关，当然其中有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等个人野心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当时整个女真部落在崇祯年间也受严峻天气的影响，不得不西进开拓生存空间的客观因素存在。

从崇祯二年（1629年）起，皇太极就开始率军从喜峰口第一次入关劫掠，说白了当时主要还是为了转移后金内部矛盾及储冬的物资需求。

二、苛政猛于虎的赋税链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辽饷"加征，开启大了明王朝最后的慢性自杀模式。

每亩加征九厘看似不多，但对各地佃农来说，这意味着本来不足糊口的全家口粮还要被夺走差不多三成。

崇祯年间又在“辽饷”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剿饷”二百八十余万两，“练饷”七百二十余万两。

明末加征的"三饷"累计加派超过本来正常缴赋的二十倍，江南松江府（今上海）田赋从每亩二斗激增至一石二斗，这个赋税额超过了宋代"花石纲"时期的重税。

驿站系统的崩溃更具讽刺意味。

崇祯帝为节省每年三十万两的驿站开支裁撤驿卒，直接导致数万青壮年失业。

而大明朝的掘墓人李自成正是银川驿站的驿卒，失业后因欠债被县令"戴械而游于市"，这段屈辱经历被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做过考证。

这个熟悉官路、擅长骑射的驿卒加入义军后，立刻成为起义军最精锐的中坚力量。

大明宗室藩王的寄生体系更是这场自杀体系中的一味猛药。

周王朱恭枵在开封府占地数十万亩，却享有全免赋税特权，不仅是周王，大明朝各地的宗室藩王均是赋税全免。

大明全国基本上一半左右的赋税都是用来供养明朝宗室。

洛阳福王朱常洵府存粮足够河南全省人口食用三年，但当李自成围城时，守城士兵却因缺粮哗变。

三、土地兼并下的无尽深渊

江南松江府的地租簿册显示，万历年间佃农要将收成的七成交租，到崇祯时已涨至八成五。

苏州府佃农冯裤子在卖儿抵租的契约上按手印时，手指上的裂口渗出血迹。

华北地区的"活租"更残酷，收成后地主先取六成，余下的还要扣除种粮、农具损耗。

高利贷网络像毒蛇般缠绕着农民。

山西平阳府的"驴打滚"利滚利，月息高达十分。

陕西米脂县回民马守应借粮一石，次年要还三石，这种债务最终迫使他跟随大流也拉起了起义队伍。

当商洛山出山的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时，河南农民连夜在田埂上烧毁地契，这个场景被《豫变纪略》生动记载。

法治系统的崩溃成为压垮底层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开封府推官黄澍在判案时公然宣称"贫民贱命，抵不得富家一犬"。

这种司法腐败导致河南杞县的乡绅李岩散尽家财赈灾仍被诬告入狱。

其妻红娘子劫狱相救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多种戏曲作品，成为明末官逼民反的典型象征。

四、腐败机器催生的反抗怒火

崇祯年间买官价目表显示，知县职位标价五千两，而这些钱理所当然的最终都会转嫁到百姓头上。

陕西巡抚乔应甲公开标价：免役银二十两，诉讼胜诉五十两。

这种行政制度性腐败导致"朝廷求贤诏，不及州县索贿急"的民谣广为流传。

军队系统的腐化更触目惊心。

虽然加征有“辽饷”，可辽东前线的明军士卒半年都领不到饷银，军官却用吃着空饷在京城购置豪宅。

东江总兵毛文龙在皮岛驻军虚报名额十万，实际不足两万，这种喝兵血的行为也间接导致孔有德部在吴桥兵变后投奔后金。

当洪承畴、孙传庭等在渭南潼关南原围剿起义军时，虽然有280万的增饷，可底层的明军士兵却也经常为争抢一个馒头大打出手。

潼关南原之战后李自成不仅麾下军队尽溃，甚至连妻女都被打散，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十七骑逃入商洛山中，而同时期的如张献忠、混天星等流民军领袖也选择了投降，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明末农民起义势力在此时几乎翻身无望。

然而在商洛山中一度想自杀的李自成没有想到，在短短一年之间，天下大势却突生变化。

先是1638年(崇祯十一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迁安市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长城城墙第四次入关。

大破卢象升等部的蓟、辽、宣、大诸镇精兵，迫使崇祯皇帝急召负责督剿流民武装的洪承畴入卫京师，中原农民军的压力顿时大减，随即各地流民又争相起事或复叛。

李自成也趁此良机从商洛山中突围成功，此时进入河南的他恰逢旱灾扩大，河南境内赤地千里，他振臂一呼，便有万千流民争先加入。

官僚系统的集体麻木在"崇祯五十相"的轮换中达到顶峰。

崇祯十七年间更换内阁首辅五十人，这种走马灯式的治国政相频繁更迭让任何有效的改革都无从实施。

户部尚书毕自严为解决财政危机上奏提出裁减宗室俸禄，立即遭到外戚周皇后之父周奎的激烈反对，这说明了外戚宗室、地主士绅等既得利益集团的腐朽顽固。

篇末

天灾加人祸，李自成的大顺军三个月从西安攻入北京并非偶然事件。

从陕西澄县饥民王二抗税到大顺百万大军进京，这场贯穿整个崇祯朝的农民战争，本质上是被压迫者在生存绝境中的集体反抗。

当大明朝的官僚机器沦为剥削工具，当土地兼并突破临界点，当天灾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时，底层农民的选择只剩下"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

大明王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多年来自身精心培育的顽疾。那些加入起义军的农民，不过是用长满老茧的双手，为这个腐朽的王朝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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