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国值得骄傲的资本，但是，现在我国的新生已经拉响了“警报”，而且还是影响国家发展的“红色警报”。

聊到生育问题，现在年轻人的态度和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亮起了红灯：2024年出生人口仅略高于950万，而死亡人口已超过1000万，总人口减少了超过100万。

遇到这个“人口预警”，一些专家“奇葩”建议频出。

那么，我国的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警报”呢？专家又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人口警报”再次拉响

近些年，我国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减弱。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25年最新数据，中国总人口已降至14.09亿，并且连续三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这一趋势让人口结构的压力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09，远远低于维持人口自然更替所需的2.1水平。

事实上，我国早在2016年就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最初的政策效果一度显现。

2017年新增人口达到1758万，但随后的几年出生人口便呈下降趋势。

2021年，我国进一步放开三胎政策，希望通过政策引导改善生育意愿。

可是，实际效果依然不理想。

2022年，全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到了2024年，新生人口数量降至954万。

这表明，年轻人不仅不愿意生第一胎，就连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也普遍不愿意生二胎或三胎。

高昂的育儿成本、住房压力、教育负担以及职业发展压力，使得生育意愿持续低迷，政策调整的空间和效果受到严重限制。

可以说，人口结构性问题已经从潜在隐忧，变成了现实挑战。

直到2024年，新生儿数量定格在了954万，和八年前的峰值相比，几乎腰斩。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从2022年起，中国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这是自196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

死亡率超过出生率，这在2023至2024年间已经不是偶然，而是板上钉钉的趋势。

与此同时，社会的老龄化在加速。

截至2023年末，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有2.97亿，占了总人口的21.1%。

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预测到2050年，这个群体将膨胀到4.8亿，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这一切的背后，不是年轻人变自私了，而是那份生育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一份天价的入场券

想生孩子？先看看“入门门槛”吧。

如今，结婚生子这件事，越来越不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生阶段，反而更像是一项需要进行严格财务资格审查的奢侈消费。

房子，就是第一道高墙。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与收入的比值轻松超过30倍，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三十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现实中，这往往需要掏空小夫妻双方，再加上各自父母的毕生积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六个钱包”，才能勉强凑够首付。

紧接着，是长达二三十年的房屋贷款，像一座大山压在年轻家庭的肩上，让人喘不过气。

这还只是开始，婚嫁的成本也高得离谱，比如在江西的一些地方，曾曝出过高达68万元的彩礼，这笔钱对很多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这些高昂的“入场费”，直接把许多尚有婚育意愿的年轻人挡在了门外。

他们不是不想组建家庭，而是发现自己连获得这个“资格”的经济基础都没有。

就算你勉强挤进了门，接下来的成本更是个无底洞。

过去说“多个人多双筷子”，现在养孩子，简直就是一项耗尽家庭数十年财力的巨大工程。

从婴儿时期的奶粉、尿片，到上学后的各种补习班、兴趣班，每一项都是持续的、高额的支出。

有人粗略估算过，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总成本轻松突破数十万元。

如果家里是个男孩，许多父母还得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他未来结婚买房进行新一轮的长期储蓄。

当生育的成本高到这种地步，它就不再是一个温暖的人生选择，而变成了一项冰冷的、只有少数人玩得起的“有钱人的特权”。

除了看得见的金钱成本，还有一张看不见的账单，机会成本，它残酷地记录着个人，尤其是女性，为了生育所必须放弃的发展权利。

这份账单，往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女性的职业生涯来说，生育就像一个不成文的“惩罚条款”。

数据残酷地显示，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工资率可能会因此下降12%到17%。

这背后，是无处不在的职场歧视。

很多公司在招聘时，会对“未婚未育”的女性求职者格外“关心”，潜台词不言而喻。

杭州市曾出台政策，对歧视育龄女性的企业处以5万元罚款。

这个政策本身，恰恰反过来证明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区区五万元的罚款，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能不痛不痒，但它揭示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女性的生育权利，在职场上需要靠罚款来勉强维持。

就算幸运地没有被歧视，休完产假重返职场，很多女性也会发现，自己的岗位可能早已被人替代，或者被边缘化，职业上升的通道就此被堵死。

这不就是生育带来的职业“暂停键”吗？

一键暂停，何时能重启，甚至还能不能重启，都成了未知数。

专家奇葩建议频出

面对这份即将彻底失效的契约，一些所谓的专家非但没有想办法修复条款，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反而提出了一些堪称“奇葩”的“解决方案”，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火上浇油”。

他们不想着如何让条款变得更公平、更有吸引力，而是琢磨着怎么用强制和惩罚的手段，来取代平等的协商与支持。

比如，华裔学者黄有光提出的“一妻多夫制”，这个建议一出，立刻引来公众铺天盖地的批评。

人们愤怒地指出，这完全是将女性工具化，当成了解决人口数据的某种资源，完全脱离了现实伦理。

无独有偶，厦门大学的学者丁长发建议通过“国际婚姻”引进外国女性。

这种想法同样因为忽视了复杂的文化差异、情感基础等现实问题，而受到了广泛批驳。

这些建议的底层逻辑，都是将婚姻和女性视为一种可以被随意调配的工具，充满了对人的尊严的漠视。

如果说前面的建议还只是“雷人”，那厦门大学另一位学者赵燕菁的提议，则直接点燃了年轻人的怒火。

他提议将生育与养老金、保障房等社会福利挂钩，对不生孩子的人进行惩罚。

这个想法，等于是在契约上赤裸裸地写上：“你不签约，我就惩罚你。”

它试图将生育这一项基本的人身权利，强制转化为一种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

这种用威胁来逼迫签约的“修复条款”，不仅不可能奏效，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逆反心理，让年轻人彻底撕毁这份契约。

这些专家的建议被贴上“奇葩”、“雷人”的标签，一点也不冤。

它们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对立情绪，让本已紧张的代际关系雪上加霜。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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