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视角剖析美国为何会出现殖民主义复辟

壹

抓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又要抢格陵兰岛。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美国居然大开历史倒车，堂而皇之地复辟殖民主义。这让很多人瞠目和惊恐。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何美国为何这么做，也恐惧于全球将因此而陷入混乱和无序。

美国复辟殖民主义，是当前世界正在进行的大变革的结果。这个变革就是中国近年通常所说的百年变局，其实质就是世界秩序和思想模式，或者说底层逻辑，正在由西方主导变成中国主导，由西式变成中式。

从动因和动力看，这场全球大变革因中国崛起而发生，由中国崛起所推动。

百年变局实为百年级变局，涉及的时间跨度远大于一百年，而是五百年。这是中国变西方的局，而这个西方的局是从15世纪末所谓的大航海开始的。

以前，一说世界变革、变局，对我们中国而言，都是外部的、外生的，只能被动地去顺应和服从。但这次的世界变革，却是由我们所主动挑起的，我们是主导者、领导者、推动者，而美国、欧洲只能被动地去接受，是跟随者。目前来看，他们是极度不适应的，跟不上趟，非常艰难和狼狈。

英国有一位学者说，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其实这句话的还是不够到位。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可以单挑整个西方的，而且，还只有中国文明是真正的文明，其他的，包括现代西方文明，都是有缺陷的次文明、伪文明。

中国的崛起之所以引发百年级变局的全球大变革，其原因在于，在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核的支撑下，中国创造了独特的工业化模式，不仅其工业能力已经碾压整个西方，而且其所存在的文化和秩序模式也和西方截然不同。随着中国贸易的迅速扩展，融入到中国工业化体系中的中国文化和秩序模式，也传播到世界，已经全球化了。

也就是说，中国在工业化上的崛起过程，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过程，不仅仅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状态，而且也潜滋暗长地孕育着全球的思想革命和秩序革命。而这一点却被普遍忽略了。

同样被忽略的是，是中国工业化体系中的中国文化要素。正是独特的中国文化要素，使得中国工业化模式，乃至整个经济模式，和西方模式截然不同，使得工业能力、经济能力才能对西方断崖式领先。同时，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过程，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孕育全球变革的过程。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的确是制造集团对立的劣质理论，甚至是人种说的翻版，但是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不同的文明，的确是有冲突的。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力认清何谓真文明，何谓次文明、伪文明。

其实文明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次文明、伪文明和真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伪文明、次文明之年的冲突。真文明一定是统一的，只有一个，自然不会有文明的冲突。

事实上，关于文明冲突问题，中国人在五千年前就意识到了，然后在2000多年前被明确地记录下来，这就是“华夷之辨”。华夏是真文明，蛮夷是不文明。

华夷之辨的理论和框架依然适应于当下的全球。只有华夏中国是真文明，其余的国家皆为次文明、伪文明，统统是蛮夷。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国崛起一定会引发百年变局的全球大变革。无法理解中国崛起后，昔日的西方列强和灯塔，就突然变得愚昧和卑劣了，甚至出现大倒退，恬不知耻地大搞殖民侵略。

这场变革就是中西之间的“文明冲突”，实际就是现代版的华夷之辨、“用夏变夷”，用中国的真文明，去改变西方全球的次文明、伪文明。就是让全球真正地文明化。

这个过程也是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霸权主义化，中国化。

贰

为何说唯有中国是真文明，余者皆伪文明？不妨以秩序模式为例来说明。只有搞懂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多边主义这四种秩序模式的本质和区别，才能真正理解为何美国会出现殖民主义复辟，以及其未来发展。

一提到秩序，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会自己的秩序模式。但是如果把整个人类历史真正搞透后，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唯有中国存在真正良性的秩序，且自文明伊始就有，而中国之外，任何时期的任何文明的秩序模式都是有问题的，包括现代西方文明的秩序，以及当下美国的秩序。

想必大家都会认同，良性的秩序一定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真正世俗化的；二是真正和平的。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对中国之外的世界而言，实则很难、很难。难倒什么程度？难倒至今都不存在。

真正世俗而和平的秩序，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国有，而且非常古老，自文明伊始就有。

义理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内核，整个中国文明就构筑于义理之上，包括知识体系和秩序体系。

义理式知识体系反对一切对外物的依附和迷信，主张绝对的心性独立和思考独立。这就体现在孔子的“四勿”之中：“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义理式的秩序体系，不仅以具体的人为基础，而且以人的独立心性、人性为基础，反对一切的强制和专制。这就是“仁政”模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义理概念自文明伊始就有，这也导致，义理式的知识体系和仁政式的秩序体系，自古就有，非常古老。古老到什么程度？古老到不仅早于任何的宗教的形成，而且更早于政府和战争的出现。

在宗教、政府、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前，中国的义理文化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对这三样东西，中国文化对其是有明确态度的，就是用自身固有的义理文化去抵制、制约、改造和孕育。对宗教是用义理去抵制和改造，对政府是用义理去制约和孕育，对战争则是用义理坚决反对和抵制。唯有中国文明有资格和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所有文明，他们不仅没有中国式的义理概念，而且都出现在宗教之后，甚至出现在政府和战争出现在之后，因此，他们想当然地将宗教、政府和战争，当成文明的前提和基本因素，无法做到中国一样的俯视。这导致他们的秩序模式深受宗教、战争和政府的制约。

在现代社会之前，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并无世俗秩序，因为他们一直生活于宗教时代，甚至将神灵和宗教当成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前提。中国之外的世俗秩序首先出现在经过现代化变革之后的欧美。

对欧美而言，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去宗教化、世俗化，这是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但中国对此无感，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世俗化的无宗教社会，他们的变革方向不过是我们的古老历史。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宗教不仅都是外传的，而且也都是边缘化的，同时又被义理化改造了。

现代的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已经彻底地实现世俗化了，从而也真正地理性化了。但是，以从作为资深世俗和理性文明的中国视角看，现代西方的世俗化、理性化是不彻底的，依然保留着宗教残余，无论是在其知识体系中，还是在其制度体系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

在真正的世俗化、理性化的中国义理文化看来，社会秩序不过是人际关系的效果和状态。或者说，社会秩序就是人际关系的总和。而人际关系的基本单元是二人关系。如果所有二人关系都搞好了，良性而稳定了，社会就会自然呈现出良性的秩序。

因此，二人关系对中国文明而言，不仅是具体的微观的二人关系，而且还有社会秩序的基石，可以代表整个的秩序。这样在社会秩序和个人之间就实现了有机的统一，没有任何违和和矛盾。

所以，儒家高度重视人际关系，伦理、礼都是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同时，又给所有人际关系基石的二人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二人关系，起了一个独立的名称，后来也造了一个独立的字，就是“仁”。基于仁的秩序和治理模式，就是“仁政”。

这样以来，中国文化不仅将秩序的基石放在了人上，而且放在了人的真实心性、人性之上。心性的核心功能是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意味着最终是把秩序的基础放在了每个人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之上。

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实质内涵。任何的制度、秩序必须接受民心的检验，即接受人民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检验，接受人民的独立评判。

人和人心是秩序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石。社会治理所针对不是秩序和制度，而是人和人心。因此对社会治理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制定和执行秩序的官员、人。

所以，中庸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之所以说，现代西方的去宗教并不彻底，最典型地就体现在他们对秩序的认识上。他们不是像中国一样，将秩序看成人际关系的效果，将秩序的基石放在人和人心之上，而是恰恰相反，把秩序看成独立实体，把秩序的基石放在制度上，而人只是制度的附属品和被动的服从者。

这样就陷入对制度的迷信和崇拜。而这又是基督教文化的延续。在基督教中，制度是作为救世主的神灵赐予给人的，人必须绝对信仰上帝，也必须绝对服从它的制度和规定。

他们在分析一个社会时，也不是从人和人心着手，而是从制度着手，认为觉得一个社会的，不是民心，而是制度。选择什么制度，就一定是什么社会。

殊不知，制度只是一个空壳，而且是人制定的。决定制度效果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包括执行者和人民。人有独立的人心，又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他们不会去被动地服从制度，而是会趋利避害地利用、规避甚至违反它。

如果见制度而不见人，就会无视对人对制度的违背和破坏，从而让制度失效，甚至南辕北辙。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就源于此，目前美国的资本制度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而中国是不存在西方式的制度迷信的，而只是把其当成改善秩序的工具。所以，不仅引入了苏联式共产主义制度，也引入了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更重要的，还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

因此，在中国只有局部的制度失效，而且会及时纠偏。而不会出现苏联式的、美国式的系统性失效，进而出现制度崩溃。

也就是说，截止目前，人类也是依然唯有中国存在真正良性的秩序，现代西方秩序依然不仅存在宗教迷信，而且还有战争迷信。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知识体系认知和评判当下的中西秩序和制度的，因为这套知识体系本身，和西方的秩序体系处于同一个大体系之中，也是去宗教化不彻底的，也被教条主义所桎梏。既没有能力看清中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制度是真正理性化的，高于西方知识体系一个维度，同时也看不到西方制度的缺陷，甚至一度认为它是人类最先进的，可笑至极。

唯有用中国知识体系，以中国制度为标准，才能看透近现代以来西方所出现的四种秩序形态：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多边主义。

叁

从15世纪末的“大航海”到19世纪末西方瓜分世界的完成，这400年都是全球的殖民主义时代。

殖民主义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殖民侵略的文化基因，二是殖民侵略的技术、武器条件。两者缺一不可。

历史地看，殖民侵略的文化基因来自中亚东欧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上古时期，中亚、东欧是个连成一片的，广袤无垠的草原整体。现在被称之为欧亚草原，其中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但草原的人口承载能力极为有限，随着人口的增长，就会先在内部出现牧草资源的残酷争夺，失败者就不得离开草原，另寻出路。

考古学显示，从5、6千年前开始，东欧草原游牧就周期性地向外扩张，进行殖民侵略。其入侵的方向有三个，向西进入欧洲腹地和西欧，向南进入西亚，向东间进入中国。再后来又经西亚而进入南亚印度。

但是对游牧的侵略最先有感知和记录的，只有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古两河文明，原因很简单，在5、6千年前，只有东亚中国和西亚古两河的文明最发达、最富裕。当时欧洲和印度尚是荒蛮之地，即便不是无人区，也是人烟稀少，生活极为原始。

古两河和古中国当时文明最发达，但在两者之间，古中国又远领先于古两河。中国那时就是以义理为内核的义理文明，在知识体系和秩序体系上都是世俗理性的，而古两河则是宗教文明，而且当时是原始的多神教。

中国是人类世俗理性文化的起源地，而西亚古两河则是宗教文化的起源地。亚欧游牧则将古两河和中国联系起来。东西方的文化要素，通过亚欧草原上游牧民族，渐次地、水波式地向彼此传播。

因此，尽管古两河和古中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因为欧亚草原民族的中转和搬运，两者的文化元素却到达彼此，相互影响。

也正因为文明程度的不同，游牧的入侵给古两河和古中国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对西亚古两河而言，周期性的游牧入侵，导致其文明出现周期性崩溃。因为他们的抵抗能力有限，每一次都被入侵者征服和统治。

而中国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大，从来就没有被外来入侵者所征服。正是在抵抗外来入侵者得过程中，形成了华夷之辩、夷夏之防的观念。

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千年”，所指的并非中国整体的历史，而是中国有蛮夷入侵以来的历史。事实上，中国最早遭遇蛮夷入侵的时间是比三千前还要早，是五千前。

第一个入侵中国的蛮夷是蚩尤领导的九黎族，第一个抗击蛮夷的英雄是黄帝。黄帝战蚩尤，并非中国的内战，而是中国文明的第一场御敌之战。黄帝并非中国文明的开始，在黄帝之前中国文明早已成熟存在，而是中国文明新阶段的开始。

自此之后，中国开始周期性的遭遇蛮夷入侵。蛮夷不仅抢夺财富，而且也会带来蛮夷文化，对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造成影响和冲击。从此中国的文化就不再纯洁、纯粹，而是华裔混杂的。

但是，在华夷之辨的支撑下，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一直是主体和主导，蛮夷文化因素则处于边缘和末节。或者可以用“华体夷用”来形容。

欧洲对游牧的入侵更无抵抗力，即便是后来更发达的古希腊也是如此。每一次游牧入侵，他们都被征服。外来的少数入侵者成为统治者，人数更多的本地人成为被统治者。形成了所谓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这也使得他们的文化总是被由入侵者所带来的外来文化所主导。

最后一次入侵并统治欧洲游牧的是日耳曼人，他们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并成为统治者。这是四世纪的事。这波亚欧草原的扩张和侵略也影响到了草原东端的中国。事实上，日耳曼人的西迁正是被东面匈奴人的打击所至。而当时匈奴人也直接入侵了中国，导致西晋崩溃，中国也进入了漫长的五胡乱华时代。

尽管西晋灭亡，东晋南渡，但中国并没有被胡人所征服，而是一直积极抵抗，并最终战胜之，建立新的朝代，进入隋唐时期。

即便是在被胡人占据的北朝，中国人也没有屈服。没有了正式的政府，人民就化整为零，建立了众多的山寨，进行顽强抵抗。这很类似于被日本占领时期的敌后武工队。当时北朝事实进入了一个山寨时代，敌后反胡时代。

在史书中，这些山寨被称之为坞堡或坞壁。据陈寅恪考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记录的桃花源，其原型实为北朝的山寨、坞堡。

因此，尽管同样遭遇游牧入侵，但中国却保持了文化独立，尽管过程艰难，而欧洲却被征服，被侵略者征服，成为殖民侵略文化基因的承载和保留者。

欧洲从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现代西方学者往往将中世纪说成基督教世纪，这是错误的。

中世纪实际上是有两大文化要素所主导。一个是日耳曼人所带来的殖民文化，另一个才是几乎同时进入欧洲的基督教。两者都是外来的，日耳曼人做了封建领主，基督教成立了教会。二者之间既相互利用，又谁也不服谁，相互缠斗。这就是所谓的“政教分离”。

我们追溯游牧侵略史，目的就是确定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中的殖民文化基因。它是由四世纪入侵欧洲的日耳曼人所带入。本地文化和基督教又都没有能力将其同化和驯服。之所以在后来漫长的中世纪，西欧人并没有对外殖民侵略，没有出现殖民主义，根源在于，缺失相应的技术条件。

主要是航海技术和武器技术。一旦技术条件具备，潜伏于西欧的殖民基因就立马被激活。这些技术并非他们创造的，他们哪有那能力，都是外来的，而且主要来自中国。譬如“大航海”所需的航海技术，就是和指南针一起传到欧洲的，其中下西洋的郑和船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让郑和想不到的是，他七下西洋本为传播中国教化。结果倒好，中国教化没怎么传，反而激活了欧洲的殖民基因，为中国招来了一帮西方强盗。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也是高度投机性的，偶然性的。有机会他们就去殖民侵略，没有机会就拉倒。

肆

西方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够横行世界400年，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中国技术，以及相关文化要素传入西欧之后，特殊的西欧基督教文化，的确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动力，并最终形成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形态：科学。而且让西欧出现崭新的经济形态，工业革命后的工业社会。

二是，非西方世界的抵抗意志和能力太弱。其中中国是最强的，也是唯一能够真正阻击这一波西方大侵略的文明和民族，但也处境艰难。其中最弱的是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再次是南亚的印度和西亚、中亚。东亚的日本本也仅次于中国，但却很快在文化向西方倒戈，加入了西方殖民团伙。

二战后西方之所以放弃了殖民主义，也是有两个原因。

一是，殖民地是有限的，当殖民地被瓜分完后，殖民主义自然就无法存在了。而且此时开始出现西方列强之间的互抢，这就是一战。一战又导致殖民主义升级为法西斯主义。

殖民主义有个默契，只是西方对非西方殖民，西方之间不相互殖民。但法西斯主义不仅将西方也列为殖民对象，而且德国最先殖民的就是欧洲。这就是二战。

二战让西方列强认识到，原来自己也会被殖民主义反噬，殖民主义的尽头是自己也成殖民对象。在法国已经沦陷，英国仅剩半条命的危机时刻，他们亟需反战同盟之时，决定放弃殖民主义，放弃武力征服和统治，和美国一道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后来苏联和中国加入。

这五个国家不仅成为二战时期反法西斯的中间力量，进而成为五大战胜国，也是后来的联合国五大创始成员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而中国是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也是殖民主义的被殖民对象。

而二战的压力下，从《大西洋宪章》开始，直至最后的《联合国宪章》，西方列强都同意，放弃殖民主义，甚至允许殖民地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而建立和平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就是这种新全球秩序的保障平台。

这种新秩序就是后来所称的多边主义。

但是，二战的敌人并非殖民主义，而是作为殖民主义升级版、2.0的发西斯主义。二战后被要求反思和认罪的，也仅仅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尤其是直接侵略欧洲的德国。而侵略中国的日本则被别有用心地放过。对殖民主义他们则不认为有什么错，是无需反思的。

他们放弃殖民主义，并非良心发现，而只是外部环境所迫。

这意味着，殖民主义的基因在二战后，并没有在欧美国家中消失，而是依然存在的。这就导致二战后，西方的表现极具两面性。一方面，形势所迫，他们不能再继续搞殖民主义。另一方面，殖民主义的文化基因，让他们天然对多边主义反感，尤其是在实力更强大的美国。

最终导致，二战后全球出现了一个大分裂。这种分裂并非美苏两大霸权之间，而是霸权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

也就是说，尽管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都消失了，但是，全球并未走向统一的多边主义，而是出现了两种秩序新形态，一个是霸权主义，一个是多边主义。而且霸权主义占绝对优势，多边主义则极度虚弱、微弱。

尽管美苏在制度上相反，一个资本主义，一个共产主义，但在霸权主义上却高度一致。形成美苏争霸格局。但美苏争霸并非当时全球格局的全部，因为还有一个多边主义在，尽管声音很小很小。

上面以及提及，在二战五大战胜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也是唯一的曾经的西方殖民对象。事实上，中国也唯一的发自内心地赞成多边主义，和发对殖民主义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战后的霸权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大分裂就是，联合国五常中，中国和另外四常的分裂。

西方列强对多边主义的赞同，是战争压力的产物，战争威胁一消除，他们马上就将其弃之一旁。但形势和环境又不允许其继续搞殖民主义，于是作为一个折中的霸权主义就诞生了。霸权主义实际上殖民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混合物，不过殖民主义占主导。

用中国的表达习惯，可以称之为“殖民为体，多边为用”，简称“殖体多用”，或“外多内殖”。对外表现和宣传是多边主义，包括民主、自由，内在实质是搞殖民主义。

这就是霸权主义的实质。

大家一定要认清霸权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多边主义好的一面，就会陷入对美国霸主义的盲目崇拜。如果只看到其殖民主义的坏的一面，就会对美国霸权主义陷入盲目敌对。

霸权主义的确有对殖民主义的继承，但是，也有多殖民主义的反对。也就是说，多边主义的存在，导致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也存在敌对和对立关系。

霸权主义之所以要纳入多边主义，根源在于，它想得到全球的民心认同。如果它放弃多边主义，那就将只剩下殖民主义了，必将失去全球民心，从而摧毁霸权主义。

这就是特朗普正在做的事情。特朗普大搞殖民主义复辟，就构成了一种事实的反霸权行为。你没听错，美国自己正在搞反霸权主义。

不要说现在了，就是在二战时期的80多年前，殖民主义就已经在世界失去了生存土壤。特朗普现在复辟殖民主义，将会带来双杀，既会杀死霸权主义，也会彻底杀死殖民主义。

中国之所以发自肺腑地支持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根源就在于它和中国的义理文化和仁政秩序高度契合，事实上，就是中国义理文化和仁政秩序的产物。作为联合国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中国也将义理和仁政的理念注入到其中。

事实上，就目前来看，多边主义更像一个制度空壳，要想落地，必须进一步注入中国的义理文化。

二战初期至中国崛起之前，多边主义之所以微弱，就是因为真正理解和支持多边主义的中国实力太弱。中国的崛起，也带动了多边主义的崛起。并引发全球出现从霸权主义向多边主义的切换的大变革。

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巴以战争、特朗普大搞全球关税战，以及大搞殖民主义复辟，都是这个大变革的具体表现。也是美国在这一变革冲击下被动反应，步步后退。

特朗普搞殖民主义，去侵略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不是向一战之前，是主动进攻，而是败退的表现。是无力维持霸权主义后的苟延残喘。

美国要继续存在就需要钱，但是，中国的崛起让其霸权体系无法继续获得超额利润了，搞不到钱了，反而成为花钱的负担和累赘。所以美国一定要遏制中国，但是所有的遏制手段都失败了。怎么办，那就抛弃斯文，直接回归老本行，搞殖民主义，下手去抢吧。

抢谁？谁弱抢谁。这本是殖民主义的固有投机特征。甚至兼具法西斯特征。因为殖民主义是不抢西方国家的，只有殖民主义才将西方作为抢夺对象。

所以，对特朗普的殖民侵略行为，其实就是饮鸩止渴、饥不择食的自杀行为。将会加速霸权主义的崩溃，加快全球的从霸权主义向多边主义的变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