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中，东汉的累世公卿现象是门阀政治的雏形。

这是在刘秀柔道治国政策下应运而生的，也和西汉末年的社会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累世公卿家族势力极为庞大，往往一门之中多人担任三公之职。

三公在当时的政治体系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家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垄断性把控。

这种垄断所塑造了东汉政治独特的生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形成了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 的局面。

也就是说，三公之家会不断涌现三公，卿大夫的家族也持续产生卿大夫，这种门第之间的权力传承与固化，成为东汉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使得权力集中于少数家族手中。

刘秀出身南阳豪强，称帝之路离不开河北豪强集团和南阳宗族的支持。

据记载，刘秀军中“云台二十八将”多出自豪强家族，如邓禹家族累世吏二千石，耿弇家族的一门九侯。

皇权与豪强共治使东汉政权从诞生起就带有鲜明的地方势力烙印。

刘秀登基后，强宗大族通过察举制、征辟制向中央输送官僚，察举制标准为孝廉、茂才，但考察过程依赖地方官推荐。

看似强调才能，实则为世族垄断打开方便之门，而家族传承的儒家经典则是那些普通寒门子弟难以接触高深学问。

而征辟制下，三公可自行征聘僚属。

袁绍父亲袁逢担任司空时征辟荀彧、郭嘉等名士，这些人后来成为袁绍集团的核心班底这，官僚体系逐渐脱离皇权控制，成为家族势力的延伸。

东汉中后期，中央九卿、地方州牧多被累世公卿家族占据。

这些家族还通过联姻进一步强化地位，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他们往往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同时具备一定政治地位，政治地位又保障经济扩张。

这种“以权占田，以田养权”的模式，也将汉朝逐步推向深渊。

东汉中后期，累世公卿势力的扩张使得他们在与皇权的关系中逐渐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如梁冀毒死质帝，董卓废立少帝。

此二者看似为外戚与军阀的争斗，然而从本质而言这是累世公卿家族对皇权的轻视。

但其中也有独善其身的家族，例如杨震家族就以清白传家著称，杨震为太尉时拒绝昌邑令王密送礼，其子相继担任太尉，形成四世太尉，德业相继的奇观。

杨氏以儒学传家，杨赐曾为灵帝师傅，讲授《尚书》，这种形象，使杨氏在党锢之祸中得以保全，直到曹魏时期仍位居高位。

曹魏时期陈群虽然开始尝试推行九品中正制，但很快被门阀操纵，很显然此时的阶层已经固化，东汉累世公卿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的。

汉献帝在许昌宫廷中目送曹操的车马远去，东汉累世公卿的政治神话已接近尾声，这些曾经据势相倾的家族在黄巾起义的战火中有了各自不同的结局。

有的转化为割据军阀，有的沦为政治附庸，但其门阀传统却延续至隋唐。

一直到唐代科举制成熟，农奴翻身才成为可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东汉旧族，仍在科举时代维持着文化权威。

东汉累世公卿现象本质是皇权与地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它既为东汉政权提供了稳定的官僚基础，也因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政治腐败。

一方面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家族化传承，同时也固化了社会阶层，这或许就是东汉累世公卿留给后世最深刻的教训。

参考文献：

《后汉书》

《东汉门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