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这群菏泽汉子在马来西亚干了件大事！率千名华工拒为日寇采矿，震动世界

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振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山东卫视8月25日晚播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面人》，引起了巨大反响。在马来西亚（时为马来亚），点燃这次抗日烽火的中国农民中的抗日骨干力量，则有许多是来自菏泽鲁西新区马岭岗镇解元集村（现为解北解南两个行政村）一带的“面人郎”。

一

在马来西亚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家在马来西亚》第五部第三集《龙运与北加华人的故事》中，数位铁矿老工人通过口述，回顾了龙运铁矿的发展历程，以及华人常天绪带领乡民开采铁矿的过往。

此处所提及的铁矿，便是解元集村村民口中常说的“铁山”。而常天绪，则是解元集村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走街串巷的“面人郎”。解元集村的乡亲们，以及后来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的众多“面人郎”，正是在跟随常天绪前往马来西亚龙运铁矿做劳工之后，才逐步开始接触并接受进步思想，进而投身革命事业的。

《山东省志·侨务志》大事年表中，有两条相关记载：

1933年，常天绪两次回山东菏泽老家招募工人，其中在菏泽、定陶县招工500人，在河南、河北邻山东地界招工320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海外华侨当即行动，全力支持抗战，菏泽县旅马来西亚华侨常天绪经营的天绪公司近1000名华工集体辞职，拒绝为日本人开采铁矿石。

常天绪，堪称解元集村的一位传奇人物。

据村中老者回忆，常天绪出生于清朝光绪末年。彼时的中华大地，内有战乱纷扰，外有列强欺凌，朝政荒废，国运日渐衰微，正处于时代更迭的动荡时期。

“天子无福民遭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鲁西南地区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解元集村的乡亲们大多生活在困苦之中，许多家庭因生计无着，被迫卖儿鬻女，外出逃荒乞讨。

常天绪家中共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因自幼皮肤黝黑，村里人都称他为“三黑”。

据村中老者讲述，年少时的“三黑”便极具个性。在旧社会，穷苦人家的生活常常食不果腹，由于家中时常断粮，年幼的常天绪经常挨饿。有一天，常天绪实在饥饿难耐，便偷偷钻进镇上一户大户人家的庄稼地里，掰取玉米充饥。不料，此事被一位好事的村妇发现。她揪住常天绪的耳朵，将他从玉米地里拉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厉声斥责，辱骂他日后难成大器。

遭受责骂后，年幼的常天绪内心十分气愤。但他深知自己有错在先，虽未当面辩驳，心中却暗暗立下誓言：日后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让那位责骂他的村妇刮目相看。

起初，常天绪四处奔波，靠出卖苦力、打零工维持生计。后来，他找到镇上擅长面塑技艺的好友杨鸿友，跟着他学起了捏面人的手艺。在杨鸿友的悉心指导下，加之常天绪自身心灵手巧，他很快便掌握了捏面人的诸多技巧。一团团普通的面团，在他手中经过捏、搓、揉、掀等一系列动作，再用小竹刀巧妙地点、切、刻、划，片刻之间，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便应运而生。

自此，常天绪开始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以卖面人为生，成为一名游走四方的“面人郎”。

二

成家之后，常天绪的家庭负担日益加重。然而，走街串巷捏面人所得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他个人的温饱。家中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嗷嗷待哺的子女亟待抚育，这迫使常天绪开始思索其他维持家庭生计的途径。

1928年，是常天绪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开春，常天绪与穆李寨的面塑艺人李俊兴、李俊福兄弟，以及解元集村的杨鸿友等10余名“面人郎”，收拾行囊，告别家乡，一同踏上了前往马来西亚卖艺的漫长旅程。

彼时，常天绪、李俊兴等人并未料到，此次外出卖艺的经历，竟会被载入菏泽面塑艺术的发展史册。后来，每当提及菏泽面塑艺术的发展历程，人们总会说起常天绪、李俊兴等10余位面塑艺人一同前往马来西亚卖艺的这段往事。

此后，李俊兴历经数十年艺术生涯的磨砺，最终成为一代面塑大师。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参加全国及全省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1957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老艺人”称号。而常天绪则从一名“面人郎”成功转型，在马来西亚成立天绪公司，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华侨。他因在龙运地区开采铁矿而声名远扬，被当地人誉为“铁王”。

三

常天绪、李俊兴等人离开家乡后，历经诸多磨难。他们一边沿途捏制面人售卖，一边跋山涉水，经过数月的艰辛跋涉，最终抵达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丁加奴（现称马来西亚登嘉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加奴先是沦为英国的保护领地，后又成为英国的马来属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统治。

20世纪初，大量华人在丁加奴聚居，以小本经营维持生计。加之当地气候温暖，为常天绪等人捏制和售卖面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抵达丁加奴后，他们凭借精湛的面塑技艺，很快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不觉间，一年的时光悄然流逝。不久，身处异乡的10余名“面人郎”中，有人开始思念家乡的亲人。他们从各地汇聚到一起商议，最终决定：李俊兴、李俊福兄弟以及杨鸿友等人返回故乡，而常天绪则与李本化、李本纯3人决定继续留在马来西亚。

据解元集村的面塑艺人杨鸿友生前回忆：常天绪性格极为倔强，一旦认定某件事，便必定要做出一番成绩。他的计划是，下定决心在海外打拼数年，待积攒足够的钱财后，便返回故乡，翻修家中的土坯房，在村里争一口气。

此外，与其他“面人郎”不同的是，常天绪生性豪爽仗义。在当地，他凭借面塑技艺结交了众多挚友，其中甚至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这为他日后的命运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随后的几年里，常天绪在马来西亚四处闯荡，如鱼得水，逐渐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到了1933年，他时来运转，放弃了捏面人的手艺，在马来西亚创办了天绪公司，转而成为日本人经营的龙运铁矿的矿区工头。

提及这段经历，解元集村有人说，常天绪曾与马来西亚的国王结交为友，外出时，即便是马来西亚的警察见到他，也要向他敬礼。也有人说，常天绪曾救助过一位当地人，而此人后来竟成了马来西亚的高官。还有人说，常天绪结识了一位英国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这位英国人见常天绪为人豪爽、重情重义，便将自己经营的铁山一处矿区赠予了他。

由于岁月久远，这段往事已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外出闯荡不到5年，常天绪便从一名“面人郎”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政府经营的龙运铁矿的矿区工头。这不仅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成为铁山矿区工头后，常天绪的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急需招募工人。同时，他也怀有帮助家乡人维持生计的想法。于是，1933年至1935年，常天绪先后两次返回山东菏泽老家招募劳工。

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但在历史上，它也是一条桀骜不驯、时常泛滥的河流。菏泽地区因地处黄河中下游，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乡亲们曾多次因黄河洪水泛滥而流离失所。

常天绪回乡招工的这一年，汹涌的黄河在一个名为二分庄的地方决堤，洪水直冲菏泽，水位一度与护城堤持平。解元集村位于菏泽城西18里处，首当其冲遭受洪水侵袭，当年的庄稼颗粒无收。村民们面临着衣食无着的困境，一些家庭不得不外出逃荒乞讨。

此时，常天绪回乡招募劳工，恰好为正为生计发愁的乡亲们提供了一条挣钱养家的门路。当村民们得知常天绪衣锦还乡并要招募劳工的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解元集村的一些青壮年纷纷找到常天绪报名。

没过几天，附近桥李、安顿庄、吴拐等村庄的许多年轻人，也在得知消息后赶来报名。一时间，常天绪家中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一年，解元集村周边村庄有上百人选择跟随常天绪前往马来西亚铁山务工，仅解元集村就有70余名劳工。

跟随常天绪外出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此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艺的“面人郎”。常天绪的堂兄弟常合民（又名常天铎），自幼便跟随村里的面塑师傅学习技艺，在前往马来西亚之前，他的面塑技艺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新中国成立后，常合民曾在北京工作，其间重拾面塑旧业，素有北京“面人常”的美誉。

杨鸿友当时刚结婚不久，有过一次前往马来西亚的经历，他盘算着在家乡靠捏面人谋生，不如去铁山务工挣钱多。但他父母早逝，家中无老人需要赡养，也无子女需要抚育，他若外出，家中便只剩下妻子王云一人，杨鸿友对此放心不下。于是，他与妻子王云商议后，决定两人一同跟随常天绪前往铁山务工。在此次外出的人员中，王云是解元集村唯一的女性。杨鸿友的儿子——南京退休干部杨守林回忆道：“母亲曾跟我讲过，当年去马来西亚时，还乘坐了大轮船。她说自己是小脚，上船时需要攀爬软梯，她无法独自上去，上面有人拉着她的手，下面有两个人向上推她，这才登上了轮船。”

村中老人表示，解元集村及附近村庄外出的劳工，是分批前往马来西亚的。最早跟随常天绪出发的人，路费全部由常天绪垫付。后来出发的人，有些因没有足够的路费，便依靠捏面人的手艺，沿途售卖面人赚取路费，最终抵达马来西亚。

受此影响，从1933年到1935年的几年间，菏泽、定陶一带许多生活无着的乡民，纷纷前往马来西亚投奔常天绪，以维持家庭生计。据山东省史志资料记载，定陶县徐庄村徐新中等8人就曾一起结伴到马来西亚投奔常天绪。

常天绪两次回乡招工，共在山东、河南及河北地界招募劳工820人，仅在菏泽、定陶一带就招募了500余人。

此时的常天绪，已然实现了从“面人郎”到“老板”的华丽转变。同时，经过数年在海外打拼，他也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常天绪在解元集村中的老屋

回乡招工的当年，常天绪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将家中破败的土坯房进行了翻修，建起了高大的青砖瓦房。这座房屋在当时堪称解元集村最好的建筑。1937年，鲁西南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7.0级大地震，常天绪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当晚因留宿娘家而不幸遇难，而他们新建的房屋，除后墙出现一道轻微裂缝外，主体结构并未受到严重损坏。

村中老人常连贵在世时说：“常天绪老家的妻子，村里人都称她为王三姐。王三姐既心灵手巧，又勤劳能干。倘若大地震发生时，她和孩子住在自己家中，或许她的命运就会被彻底改变。”

然而，命运从来没有“或许”可言。一个世纪过去了，常天绪的老屋依然静静地矗立在解元集村。它宛如一位老者，向后人诉说着发生在它身边的过往；又更似一件古董、一件文物，默默见证着村子里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众多家庭的兴衰荣辱。

五

据史料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人就已掌控了马来半岛的铁矿开采产业。

龙运铁矿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马来西亚经营的规模最大的铁矿场，由日本政府直接投资运营。该铁矿雇用华工共计2700余名，其中山东籍800余人、浙江温州籍700余人、广东籍700余人、福建籍500余人。据估算，该铁矿每日产铁一千余吨，年产量约40万吨，平均每周有3艘大型货轮将铁矿石运往日本本土。若日本将这些铁矿石用于制造军火，每小时可制造子弹约4.5亿颗。

在矿山上，日本人对矿工极为苛刻。他们逼迫矿工拼命劳作，然而，矿工们每日挣得的工资却难以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有时还会遭到日本工头的欺凌与辱骂。部分矿工因生病上班迟到，或因过度劳累昏倒在矿场，竟会被矿山警察拖出去毒打，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还有一些矿工病死后，被日本人丢弃在山外的空谷中暴尸，或被浇上汽油焚烧，场面惨不忍睹。

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了矿区工人的强烈愤慨。在菏泽一带的劳工抵达铁山之前，矿区的劳工们就曾因日本人的暴行展开过英勇抗争。为维护自身权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矿工们曾成群结队、手挽手地愤怒抗议，震慑了日本矿警的嚣张气焰，迫使他们提高了矿工的待遇。这是龙运铁矿劳工抗日斗争史上最早的一抹亮色。

幸运的是，由于常天绪在龙运矿区担任工头，从山东、河南等地跟随他前来的800余名劳工，抵达铁矿后并未遭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劳工们每月月底都能按时领到工资，生活基本无忧，有时还能读到国民政府及当地出版的一些报纸。而且，解元集村的许多劳工所享受的各项待遇都比较优厚，大部分人都当上了铁山矿区的班组长。杨鸿友的妻子王云及部分当地妇女，则在矿区从事洗衣、做饭等杂务工作。

常合民、常天增、任冠䘵在龙运铁矿时的照片

5年前，解元集村劳工汪林霄的儿子汪金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我们村跟随常天绪前往铁山的部分劳工行事较为‘随性’。有些年轻人会穿上道士服饰，时常‘冒充’大师，用所谓的‘法术’为外国人看病；还有一些年轻人性格好斗，与当地人或其他工友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时有发生。任冠禄身材高大魁梧，打起架来，好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此外，桥李村的李兰兴在铁山以好斗闻名，在矿区，一提起‘山东李小五’（李兰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李兰兴在家中排行老五，前往铁山务工那年，他年仅17岁。他与大哥李兰冬，以及村民李兴齐、李兴斗、李保寺、李兰田等10余人，曾跟随镇上的杨鸿友学习过面塑技艺。经由杨鸿友引荐，他们在常天绪处报名后，来到了铁山。

当时的李兰兴年少气盛，又学过几年武术，出手既狠又快，矿区内很少有人敢招惹他。因此，在铁山，马来西亚当地民众及矿山来自各地的劳工，都对山东人怀有几分敬畏。

常天绪夫妻

杨鸿友的儿子杨守林于1935年7月在新加坡出生。“父亲当时是一名班组长。在铁山，我们村前往务工的人员中，只有父亲和常天绪两人携带家眷。常天绪在当地娶了一位福建籍女子为妻，当时已育有一子，小名叫‘狗’，比我大一岁。”据杨守林回忆，“父母常提起，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母亲还说，常天绪的妻子是大脚，思想比较开明，平时穿裙子。而母亲那时候穿长裤子，常天绪的妻子经常拿着一根小棍子，挑起母亲的裤腿，让别人看母亲的小脚，以此逗乐母亲。”

关于常天绪担任工头时的印象，后来回国的劳工们在生前大多表示，常天绪为人仗义、待人宽厚，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与劳工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彼此之间无话不谈。他公司的劳工们，无论是来自老家一带的，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作都十分勤恳卖力。当时矿区的生产形势良好，有些矿工偶尔手头拮据，向常天绪借钱，他总是十分大方，从不拒绝。

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后，铁山矿区开始频繁出现一些神秘人物，他们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深入矿工居住地慷慨陈词：“日本人侵略中国，你们却在为日本资本家开采矿山，他们将铁矿冶炼成钢锭运回日本，制造枪支大炮，用来杀害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不要再做日本资本家的奴隶！”

这番充满激情的动员，迅速点燃了工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爱国华侨的组织下，常天绪及解元集村的许多劳工都积极参与到抗日宣传活动中。

由于大部分劳工没有文化，起初，他们只看到工头常天绪与开展抗日宣传的华侨们频繁秘密接触，却并不理解他们所说的“小日本打到中国去”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常合民、段振民、段振东等人却颇具见识。一段时间里，常合民跟随堂兄常天绪，与抗日华侨接触，逐渐明白了许多爱国道理。段振民曾在镇上的小学堂学习过“四书五经”，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段振东曾参加过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后来在一次军阀混战中，部队被打散，他在无法找到部队的情况下，返回了老家。在听取了抗日华侨的宣传以及常天绪的秘密动员后，他们心中迅速燃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之火。

在常合民、段振民、段振东等人的解释下，大家才知晓，日本侵略者当时已经打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生死未卜。得知这些情况后，劳工们纷纷觉醒，内心充满愤怒，决心与日本侵略者势不两立，许多人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返回国内参加抗战。

但他们也发现，由于龙运铁矿地处北马偏远地区，且当时柔佛州西北境由日本人经营的第二大铁矿——山合株巴所辖铁矿刚刚爆发过大罢工，因此，日本人对龙运铁矿矿区的管控与防范日益严密。他们不仅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还在矿山上加强了武装警备队的力量，增派了更多的日本监工。同时，他们禁止所有华文报纸和书籍进入矿区，以防矿工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矿工们的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有时在一起交谈，都会遭到日本监工的呵斥与打骂……

然而，日本人的严密管控，终究无法压制住劳工们心中的憎恨与怒火。1938年2月中旬，闻名东南亚的华侨抗日英雄庄惠泉秘密来到龙运铁矿。他与当地光华学校校长白硅（据马来西亚相关史料记载，光华学校最初由常天绪投资兴建）、工头常天绪一同积极奔走，联络并动员矿区其他近20名工头，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上刊登启事，明确表示“从此誓与小日本完全断绝关系，不再供敌人利用”。

庄惠泉、白硅、常天绪等人共同召集华工头目及矿区店铺的华商，进行宣传动员。众人情绪激昂，纷纷表示支持罢工抗日。常天绪负责动员其他工头，再由工头动员手下工人。一名名叫肖秋辉的华商积极劝说其他商人，关闭了为铁矿供应物资的店铺，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以支持抗战大局。

在常天绪的带领下，解元集村的常合民、段振民、段振东、李兆谱、王林瑞、杨鸿友、常朝贵等人，以及其他村庄的部分劳工，都成了组织罢工的核心骨干。他们利用担任班组长的便利身份，秘密分头深入矿工群体，一边向矿工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边组织矿工们暗中开展破坏行动。他们有时会组织矿工将棉纱偷偷缠进机器，有时则拆卸设备零件并扔进山沟，以此迫使矿山机器停止运转。

罢工前一天，常合民、段振民、段振东等几名劳工在做工时，恰好身边只有一名日本监工。这名日本监工身材高大肥胖，平日里作威作福，此前曾有一名河南籍劳工被他暴力殴打折磨致死。

打死日本监工的解元集村人段振民

回想起众多同胞无辜惨遭杀害的情景，大家怒火中烧，决定趁机除掉这个恶魔。常合民上前假装与日本监工套近乎，段振民则悄悄绕到监工身后，趁其不备，举起手中的铁铲，狠狠砸向他的后脑。这名日本监工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呻吟，便当场毙命。

工友们见状，迅速将日本监工的尸体抬起来扔进矿车，用矿石将尸体掩埋后，将矿车运走，处理掉了尸体。

七

解元集村村民任月灿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其父亲任冠禄当年参与罢工后回国时所开具的证明。

任冠䘵参加龙运铁矿罢工的归国证明

这张贴有照片、落款为“华侨救济铁山工人失业委员会”且盖有三角形印章的证明信中写道：“为发给证明事此，龙运铁矿工人为爱国义愤自动退职来星（注：新加坡另译名星家坡）数千人，愿留星工作者为其安置膳宿及介绍职业，欲回国者则为其购置船票并发给证明，沿途所到各地请予以接洽，兹该批工人任冠禄本日回国，到地时，尚希各地予以招待。华侨救济铁山失业工人委员会主席：陈振贤，副主席：林庆年、林文田。”

这张已然泛黄的纸片背后，承载着无数关于生死与离别的辛酸记忆。

桥李村村民李新斌回忆道：“父亲李兰冬在世时，曾多次提及，当年的罢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大罢工即将开始前夕，日本人在华人劳工之间挑拨离间，少数人受到蒙骗，不愿参与罢工。而我们山东籍劳工大多意志坚定，为此与不愿罢工的劳工发生了冲突。有一天，因双方言辞激烈，李兰兴、任冠禄两人动手殴打了持不同意见的人。混乱中，有人趁机在宿舍内泼洒汽油纵火。日本人见局势失控，担心矿区被烧毁，便投掷‘臭弹’驱散了双方。不过，后来在庄惠泉和常天绪的协调组织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共同参与罢工。”

1938年2月28日，龙运铁矿的劳工们最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行动。他们砸毁了矿区的设备，点燃了部分厂房。当时，日本监工禁止劳工离开矿区，并对劳工们大打出手，劳工们奋起反抗，许多人受伤流血。

王林献的孙子王洪斌向记者讲述：“爷爷在世时，曾多次讲述过大罢工中的一个场景，咱们山东人最见不得同胞流血，一旦看到血，就会激发斗志。当时，劳工们拿起木棍、铁锹，与日本监工混战在一起，打得日本监工狼狈逃窜。”

在与日本监工的混战中，解元集村的王林献、李保珠等人受伤，村民王贵玺在冲突中不幸身亡。当劳工们列队离开矿区时，怀着满腔怒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当亡国奴！”“抗击小日本！”等口号。

沿途，工人们愤怒地脱下工作服并将其撕碎，有的甚至脱下鞋子扔在地上，以此宣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行动，展现出了不可阻挡的力量。

当天，常天绪经营的天绪公司1000名华工，在他的带领下全部离开矿区。

大罢工结束后，龙运铁矿的劳工中，少数人前往吉隆坡、槟城等地谋生，大多数人则乘坐“南侨总会”派出的船只前往新加坡。

抵达新加坡后，当地各学校及社会团体纷纷举行慰劳活动。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及中华总商会派代表慰问了罢工劳工，并于3月11日举行了欢迎大会。新加坡成立了“华侨救济铁山失业工人委员会”，为失业工人提供援助：愿意留在新加坡的，当地华侨组织为他们安排食宿并介绍其他工作；愿意返回国内的，为他们发放路费和证明，还在沿途设立了罢工工人接待站，安排他们的生活。

龙运铁矿大罢工，迫使该铁矿及日本相关军火工厂停产，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一罢工事件不仅震动了星马地区（注：新加坡、马来亚旧称），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各国通讯社纷纷发布相关电讯，称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爱国行动”。

大罢工结束后，解元集村的“面人郎”们，还在爱国华侨陈嘉庚的组织下，在新加坡开展了义卖活动。他们将售卖面人所得的收入，以及自己的部分工钱捐献出来，用于支援国内抗战。因此，许多劳工返回老家时，几乎一无所有。

段兆瑞的儿子段德法回忆道：“父亲回来时，只带回来一张破旧的麻袋片。他对家人说，村里的劳工们听了爱国华侨的宣传后，都把钱捐给了华侨组织，以支持抗战事业。”

数十年过去，时代历经变迁，但解元集村那些曾前往马来西亚做劳工人员的后代中，仍有人珍藏着当年华侨组织发给他们父辈的义卖证和募捐证。这些证件，成了先辈们在海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珍贵纪念。

在回国途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常合民、段振民、段振东、任冠禄等人途经广东境内时，曾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游击队俘获。当时，这些劳工身着西装，衣着光鲜，游击队队员误以为他们是日本间谍，险些将他们处决。幸运的是，游击队队员从他们携带的衣物中搜出了华侨组织开具的参加龙运罢工的证明，这才使他们幸免于难。然而，村民常天喜、刘二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途经河南时，遭遇了正在扫荡的日军，被抓获后，日军从他们身上搜出相关证明后，残忍地将他们杀害。

八

“小枣树，弯又弯，背起包袱上铁山，铁山远、铁山行，铁山留下我儿名。”

这是当年与常天绪一同前往马来西亚的穆李寨村民李本化、李本纯的母亲，在晚年时常吟唱的小调。她常常唱着唱着就哭了，哭够了又接着唱，满含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李本化、李本纯家中共有兄弟6人，两人分别排行老二和老三。他们的六弟李本玉于2011年去世。李本玉的儿子李传河说：“二大伯、三大伯与常天绪、李俊兴、李俊福一同前往马来西亚卖艺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回来。奶奶当时思念儿子心切，几乎精神失常，每天在家哭泣，一边哭一边唱这支小调，唱完后，就不停地呼喊两个儿子的名字。最终，奶奶嗓子哭哑了，眼睛也哭瞎了，直到去世，都没能再见到两个儿子一面。”

铁山，不仅留下了无数的故事，也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一个世纪过去了，铁山依旧是解元集村部分年迈老人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王贵玺牺牲后，工友们将他安葬在铁山脚下。他家中的妻子和儿女，自他离开后，苦苦期盼了多年，最终等来的却是劳工们带回的噩耗。直至今日，他的孙辈们依然对远在异国他乡的祖辈英灵念念不忘。

村民李保珠留给家人的最后线索是，大罢工期间他受伤住院，第二天，镇上一同前往做工的劳工到医院探望他时，却发现他已不见踪影，此后便杳无音信。

村民常志刚外出务工时，他的弟弟常连贵年仅13岁。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常志刚竟与家乡相隔万里，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病逝。

回忆起当年哥哥背着包袱前往铁山的情景，96岁时去世的常连贵老人曾说：“哥哥离开时，我们一家人流着泪将他送到村外，没想到这一分别，竟然就是一辈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解元集村，像王贵玺、常志刚这样客死他乡的人还有不少。村西的刘大牛、刘二牛，以及常八等人，甚至连完整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村上的人只记得他们当年的小名。常天景、常天运、李志合等人则流落在新加坡。幸运的是，后来常天景与李志合陆续与村内的家人取得了联系。李志合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两次回到家乡探亲，最终在家中病逝，魂归故里。而常天景在20世纪70年代曾多次给家中汇款，直到村里的父母相继去世后，才与家中中断了联系。桥李村的李兰兴，直到1968年才独自一人从新加坡回到老家，于1982年去世。村民们说，李兰兴在新加坡的30年里，起初以捏面人谋生，后来又在海上当海员，历经了无数艰辛。

更令人惋惜的是，龙运铁矿大罢工结束后，工头常天绪与堂兄弟常合民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常天绪决定留在马来西亚，转行从事木材生意；而常合民则坚决返回国内，投身抗日斗争，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此，兄弟二人还产生了矛盾，关系变得不愉快。直至晚年，常天绪也未能再次回到故乡。

常天绪在马来西亚共养育了7个子女，于1972年病逝。当时，他的家人曾辗转寄信，希望能将他的灵柩运回解元集村老家安葬。但由于当时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老家的亲属担心被贴上“私通国外”的罪名，始终不敢与国外的亲属取得联系。直到改革开放后，常天绪在解元集村的亲属才公开了与国外家人的关系。

解元集村那些选择回国的劳工，后来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菏泽唯一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县委书记——原南华县县委书记何健之的组织和带领下，自身或动员家人先后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5人担任原抗日民主政府南华县的区委书记、区长和武委会主任，30余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百人参加革命，13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时期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组织龙运罢工的新加坡华侨庄惠泉生前收集了大量关于新加坡、马来亚华人抗日的资料，并据此编写成《1937-1945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一书，于1984年10月出版。该书成为见证新马地区华侨华人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重要文献资料。常天绪也因积极协助庄惠泉组织龙运铁矿大罢工，被载入抗日史册，其爱国壮举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