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六) 踏破兴安万重山

东北抗联出了10位少将，1955年有7位，1961年和1964年晋升有3位。这10位经历了艰难东北抗日斗争的老将军都是高寿：王明贵95岁、王效明82岁、朱光87岁、孙三85岁、李荆璞93岁、李钟奇97岁、高体乾87岁、彭施鲁95岁、纪亭榭97岁、王静敏86岁。

踏破兴安万重山

1940年12月末,王明贵率领三支队踏着黑龙江的坚冰进入苏联境内,在黑龙江的右岸以熊熊烈火与苏联边防军联系。一会儿,苏军的一位上尉骑着马来与接头。他第一句话就问谁是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明贵答: “我是支队长。”苏军上尉通过翻译询问越境的意图是什么?王明贵当即回答道: “一是向正在伯力开会的东北抗联三路军总指挥汇报,二是带过一些伤员治疗、养伤。”这位苏军上时与伯力苏联远东军区通了电话,张寿篯总指挥知道三支队到了苏联境内,要求苏军给予妥善安排。三支队安排好宿营地后,苏军上尉、翻译带王明贵去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

头一天安排洗操、理发。然后送王明贵到一位姓高的苏籍中国人家里休息。通过互相交谈,知道了这位高老参加过苏联十月革命,是苏联远东“老头队”的军官,直接与日本占领军进行过武装斗争。高老对东北抗联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示同情和钦佩,给了王明贵以极大的鼓舞。次日,另一位名叫瑞金的苏军少校军官陪着王明贵去伯力,见到了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等同志。王明贵向张寿篯、冯仲云二位同志汇报了三支队在大兴安岭挺进嫩江西部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全部经过。

张寿篯、冯仲云考虑到三支队处在敌人疯狂进攻的环境中,敌人不允许这支部队继续活动,曾派出大批部队进行"讨伐”。但三支队在各阶层、各民族群众中的影响和威望,都在日益增长着。为此,三路军领导决定三支队休整到开江前返回东北。遵照三路军领导的决定,三支队于1941年2月末全副武装,牵着战马,从苏联远东地区一个僻静的农庄出发了。

张寿篯、冯仲云指示:三支队回国后的任务,仍开赴西兴安岭地区,运用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并吸收各族青年参军,在日伪统治薄弱区城建立龙江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在出发前,张寿篯调蒙族干部关海楼到三支队工作,以便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当张寿篯问王明贵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一是要一名政治干部,二是要一部电台,这两条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1941年3月初,三支队在黑夜和风雪的掩护下,艰难地通过了冰封的黑龙汇。秘密地从座落在江边的哈达沿和红毛鸡之间通过。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我军的足迹,在队伍的最后边,用马拖着一些树枝,把走过的脚印拖平,不一会儿,飞舞的大雪又把树枝拖的痕迹掩盖得无影无踪了。

当时,三支队每一个人的负荷都很重,每匹马也都驮着许多粮食和子弹,不停脚步地走了一夜,还未出敌人的防御区。当时,孙吴县驻有二三万日军,我军的行动万一被人发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天渐渐地亮了,大雪仍然未停,狂风还在呼啸,忽然从敌人的阵地上传来了一阵叫喊声。因为我军穿的是日军服装,敌人哨兵一时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又由于大风大雪的拖护,我军侥幸通过了敌人边防阵地,过了一座叫四不漏子的小桥,离开了公路,沿着毛兰河(现名茅栏河)向上游走去。

大雪仍然铺天盖地地下着,积雪厚得贴在马肚子上,人骑在马背上,两只脚却插在雪地里。三支队用两匹日本大洋马轮流在前面开路。毛兰河是逊河的一条支流, 200多里长,一二十米宽,弯曲度大,两岸长漕了柳树毛子。我军试图抄直道走,但离开了河道都是草甸子和柳树毛子,积雪有两尺多厚,根本就无法前进,只得沿着弯曲的河道行走。奔波了三四天才到达山峦起伏、林木丛生、渺无人烟的毛兰顶子。

转战辰清 三支队在小兴安东山的炭窑窝棚,曾向工人调查了这一地区的政情。王明贵和王钓、徐宝和、白福厚等认真地分析了部队的处境,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原计划通过此地,穿过北黑线挺进到朝阳山以西的嫩江平原开展游击活动,但这特大的风雪给部队的行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在没膝深的雪地上走两天的路程,还不够敌人骑兵半天追的,粮食仅够吃三四天了,马匹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战斗也都瘦弱不堪了。此刻,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骑兵追击,汽车堵截,从这里到鼓江地区,还有500多里行程,如果我军按原计划向西挺进,必将遭到敌人的大规模围追堵截,陷入万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只有改变原计划,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冲破敌人的“围剿"。当时,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粮食和战马,而附近的炭窑和小兴安车站存粮不多,不能完全解决部队的困难。侦察得知,在东山北面有一个较大的火车站——辰清,那里有许多粮食和马匹。三支队决定:攻打辰清,夺取粮食和马匹,然后再穿越北黑线。经过对敌情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辰清的敌人不会有防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夜袭辰清有可能成功。于是,增强了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辰清是北黑线上一个较大的火车站,有警察署、铁路警察,有日本人的仓库,还有马爬犁运输队。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攻打辰清站作战计划,部署了战斗任务。

部队在小兴安东山炭密窝棚休息了一整天。夜幕降临了,王明贵向部队下达了战斗任务后,部队便向辰清出发了。

3月13日夜晚,一轮明月挂在村梢上,茫茫的白雪映着皎洁的月光,我军沿着公路向辰清站前进。当先头部队登上一处山岗的时候,突然与日军本原讨伐队遭遇了。在雪夜里,敌我双方对射还击,由于我们前头部队占据有利地形,敌人打了一阵枪又撤回了辰清。

在这次遭遇成中,七大队长白福厚同志不幸英勇牺牲。白福厚同志,在1937年8月率伪满军三十八团二连和机枪连起义,加入抗联六军一师六团,任连长, 1939年冬白福厚带领的部队编入三支队,任第七大队长。几年来,在抢林弹雨中,白福厚与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在三支队智取克山、奇袭北兴镇、奔袭霍龙门等一系列战斗中,白福厚同志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他作战勇敢,遇事机智灵敏,十分果断,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平时十分关心同志,爱护群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白福厚同志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鲜血。

战斗结束后,三支队清点了人数,除牺牲四名同志外,由于天黑,指导员姚世同与部队走散了,后来,当我军再次路过小兴安东山炭窑时,工人告诉他们:辰清遭遇战后,姚世安一个人撤到了东山炭窑窝棚。第二天,大批敌人突然把他包围了。姚世同临危不惧,打死了不少敌人。敌人为了捉活的,向他喊话劝降。姚世同机智地回答说: “上来一个当官的,可以谈判。”利令智昏的敌人,以为可以活捉抗联,回去请功领赏。此刻,姚世同满腔怒火,一枪将一个走上前去的敌军官打倒在地。敌人如梦初醒,知道中计了,疯狂地向姚世同射击,他把青春的热血酒在祖国可爱的土地上。

这次偶然的遭遇战,破坏了三支队夜袭辰清并穿过北黑线直奔朝阳山的计划。此刻,迫在眉睫的问题仍旧是要解决换食和马匹。有了马,我军在林海中才可能行动自如,有了粮食,在雪原里才能坚持斗争。据烧炭工人介绍:孙吴县有日军一个师团的军力,每年都修建营房和工事,需要大量的木材。在孙吴东山里设有木营,每天早上从孙吴派出来二三百张马爬犁,到东山木营往城里运输木材。东山木营里还有粮食和物资仓库,只有少量的日本军队保护。大家商定:敌人此时估计我军会穿过北黑线,向北安、德都方向前进,而我军趁敌不备迂回到孙吴东侧,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先截取敌人运输队的马匹,然后再袭击东山木营的仓库。于是,一个截马夺粮的作战方案确定了。

三支队在辰清东炭窑窝棚里隐蔽了一天。天黑后,部队顺着杜德河东岸通往孙吴的马爬犁道迅速前进。天亮前终于赶到了孙吴的东山脚下,杜德河附近正好有座小山包,挡住了孙吴方面的视线。我军就把马匹隐蔽在山后小河汊旁的树林里,部队隐蔽在山坡后面,派了一个小队埋伏在杜德河右岸爬犁道的一旁。

天渐渐地亮了,透过蒙蒙的晨雾,眺望远方,孙吴县的轮廓依稀可辨。这时,天空忽然又飘起了小雪花,王明贵拿着望远镜,全神注视着孙吴方向的动静。一会儿,爬犁大队从孙吴出来了。每个爬犁上只有一个老板子,没有武装保护。王明贵判断,他们就是日本伐木公司的运输队。爬犁队渐渐走近了,大约有100多张爬犁进了埋伏区,王明贵一挥手,战士们跳起来冲上爬犁道。一个战士端着枪,跳上了打头的爬犁,顺手拖过老板子的鞭子,赶进山后坡的河套里。赶爬犁的人认出是抗日联军了,一点儿不惊慌,个个顺从地把马爬犁都交给了三支队。马爬犁鱼贯进入山后坡河套,隐蔽在山后的战士们迅速卸下200多匹马。

群众告诉王明贵:东山有日本木营,只有少量日军保护,没有什么坚固的工事。敌情查明了,更生定了他们去袭击东山木营的决心。他们骑上新缴获的马,来到东山日本木营,守在那里的20多个敌人,早已闻风而逃。我军一枪未放,冲进木营,打开仓库,获得许多大米、白面,还有豆油、食盐等,每人背了三袋子粮食,立即搬向辰清方向,跑了20多里,然后离开公路进入原始森林。这时,雪也越下越大,越往林子里走雪越深。我军仍然依靠那两匹日本高头大马,轮流在前面踏雪趟道。战士们牵着马跟在后面艰难地前进,一直走到中午时分,战士们又累又饿。我军判断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在后面跟踪追击,此刻战士们虽然疲劳,绝不能停止前进。中队长安永化是个朝鲜同志,个子不高,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王明贵上前将他扶起,问道: “怎么样,肚子饿了走不动了吧?”安永化拍了拍屁股上的雪,屈强地说: “支队长,咱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就是三天不吃饭,咱也不叫饿! ”安永化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顿时感到浑身有劲。我军忍着劳累和饥饿,边走边在雪地里埋“地雷”,把手榴弹埋在雪里,把导火线引出来,用细绳系在路旁的树干上。下午时分,敌人果然追上来了,爆炸声在森林里回荡。

我军甩掉了敌人的追击,趟着三尺深的雪向毛兰顶子前进。大约又走了两三天,实在不能走了,我军决定在毛兰顶子一带隐蔽一段时间,选择了一处靠山近水、背风向阳的地方露营。战士们吃着喷香的大楂子干饭时,马却没有草料吃,战士们用手在雪底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抠出一点草,也解决不了马的饥饿。

他们望着濒于死亡的战马,异常心痛。面对这种困境,他们决定:每人留下一匹好马,其余的全部杀掠吃马肉,节省粮食喂马。后来马肉吃光了,就派人去打狍子,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样,我军在毛兰顶子原始森林里,迎着寒风眼望着满山的冰雪和灰蒙蒙的天空,盼望着春天的太阳!

1941年4月下旬,小兴安岭的春天来了,满山的冰雪开始融化,向阳山坡露出了一块一块的土地。

我军决定在离开这个地区之前,攻克辰清。一方面破坏敌的铁路运输,给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另一方面补充部队的粮食。我军辗转来到辰清附近的炭密窝棚,通过烧炭工人摸清了人的兵力情况,辰清伪警察署有四五十个警察,火车站有十几个站警,伪辰清政府只有几个武装警卫。我军的作战方案是:由1大队攻击辰清火车站,八大队攻打警察署,利用夜间突然袭击,如果敌人不交枪,就用机枪和手榴弹消灭他们。

4月25日出发前,召开了动员大会,宣布杨利荣同志为七大队长,布置了战斗任务。下午,部队出发了。我军在泥泞的林间毛道上前进,路过洼地或沟塘还要趟水,鞋和裤脚沾满了泥浆。

4月26日夜,我军在距离辰清约二里路的地方,打好马桩子,步行向辰清接近,八大队的共产党员、支队副官吴法川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在向警察署冲锋时,不幸身负重伤。敌人的枪一响,八大队的战士们立即俘虏了敌人的哨兵。然后翻身跳过铁丝网,纷纷冲进营房院内,四五十个伪警察全被堵在屋里乱作一团。接着,战士们冲进屋内,全部缴获了枪支、弹药。

在辰清火车站,七大队以同样的战术,把十几个站警堵在屋里,全部缴了械。同时,还顺利地占领了辰清伪政府,那里的武装警卫也一个个束手就擒,并缴获了部分伪币和一万份大烟(有好几箱) 。这些大烟,当时既可以当钱花,也可以作药用。

在辰清警察署的拘留所里,我军解救了一个20多岁的鄂伦春族同胞,名叫莫桂林,他被日本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抓进了牢房,用皮鞭打得死去活来。敌人的百般毒打折磨,促使他更加深了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他听了我们的爱国宣传深受感动,从人群中站了出来,激动地说: "回家我也是逃犯,让日本子抓住了,早晚也是个死。我愿意参军同你们一起打日本! ”莫桂林又说: “我的耳朵有点病,不知你们要不要? "还没等回答,他又恳求说, “我会骑马,能打枪,就收下我吧! ”王明贵被他的恳切要求所感动,抗联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战士，就微笑着说: “好,我们批准你参军! ”就这样,在抗日联军队伍中,又多了一个鄂伦春战士。在莫桂林参军的同时,还有一个青年姜海波也参加到三支队。

临撤离前,王明贵来到支队副官吴法川身旁,战士们正在帮助他包扎伤口。只见吴副官仰卧在地上,伤势十分严重,子弹穿透了腹部,殷红的鲜血浸透了棉衣 。吴法川用微弱的声音对王明贵说:“支队长,不要因为我拖累部队的行动 ”听了吴副官的语,小战士叶青林和宋喜林难过地哭了。王明贵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们背也要把你背回去!”吴副官转过头去,深情地望着两名小战士说, “战士流血不流泪,打仗就要有牺牲,我的伤势很重,不能拖部队的后腿,你们快转移吧! ”尽管当时环境十分危急,我们绝不能丢掉身受重伤的战友,大家用两根木杆做成担架,轮流抬着吴法川,撒出了辰清。在行军路上,吴法川同志终因流血过多,停止了呼吸。在一座小山下,战士们砍来白桦树，火化了吴法川同志的遗体。同志们低头默哀，悼念亲密的战友。安息吧，祖国的好儿子——吴法川同志！

王明贵带领三支队胜利地离开了辰清,本拟西渡辰清河,奔向朝阳山返回三支队的后方基地。由于雪融化了,河面变宽了,寻不到船只,无法过河,只好又返回毛兰河左岸,等待转移的时机。

几天后,孙吴和北安的日军骑兵讨伐队,顺着我军的足迹,分南北两路夹击而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三支队前面有一块二三百米宽的开阔地,我军的先头部队正在那里通过,如果遭到敌人的袭击,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掩护部队的安全,王明贵和任德福组织十几名战士埋伏在大树后,用机枪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敌人立即下马向我还击,无数子弹打断了树枝,落在抗联的头上和身上,但无一人伤亡。此刻,王明贵等十几个人翻身上马,冲过了开阔地,飞快地跑到王钓已布置好的阵地上。王明贵一见地形,觉得这个战斗部署的太好了。这回叫敌人尝尝抗联的厉害!霎时,敌人追上来了,离我军只有100多米远,全都暴露在这块开阔地之中。

“打1 ”一声令下,三支队的四五挺机枪突然向敌人开火,中弹的人掉下马来,中弹的马也嘶叫着,先后都摔倒在地上。敌人骑在马背上,无法向两边分散,只能沿一条道向后撤。狡猾的敌人躲在林子里喘息了一阵,又重新组织进攻。我们边撤边在雪里埋“地雷”。可是到了傍晚,也不见敌人的影子,也没有听见敌人踩地雷的爆炸声。

天渐渐地黑了,王明贵估计当晚敌人不会再来了，通知部队就地露营,四面派出了警戒。第二天、第三天,仍然不见敌人追踪的迹象。王明贵派了十几个战士回去侦察敌人动静,顺便把“地雷”起回来，晚上侦察员们回来报告说，他们边走边起“地雷”,一直走到前天阻击敌人的开阔地,只见满地血迹斑斑,也分不清人血和马血。这次伏击战的胜利,不仅摆脱了敌人重兵的追击，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挺进朝阳山

同年5月中旬,三支队来到小兴安东山附近,王明贵组织研究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指挥部发给他们的电台,在辰清遭遇战后就失灵了。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于是,王明贵决定派李国军、李俊等4个同志去北安东边的南北河地区寻找九支队,检查电台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约定一个月后,在朝阳山边河西岸某地接头。李国军等人走后,三支队通过北黑线,从辰清河上游涉水过到右岸,逼进小兴安火车站。

一个夜晚,三支队突然占领了小兴安火车站,几个站警没有来得及反抗就成了俘虏。他们速战速决,带着缴获的粮食,立即越过铁路,穿过树林,涉过科勒河,登上小山,准备给予追来的200余日本兵以狠狠地打击。但由于天黑敌人不敢过河,又受到我军两挺机枪的射击,悄悄地撤走了。此后,三支队日夜兼程来到了小兴安岭西麓--朝阳山地区。

朝阳山山峦起伏,沟壑纵榄,渺无人烟。从1939年起,我抗联部队就在这里建立了后方密营,有20多个同志留守在这里,战士负了伤,可以送到这里医治。北安一带的地方党组织还通过这里与部队和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三支队到这里是为了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顺利地向大兴安岭挺进。

可是,当王明贵寻找到这个密营时,看到的只是烧焦的房框子和一些被砸碎的盆盆罐罐,还有散落在房框子四周的一些子弹壳。

可以判断,在这里曾进行过战斗。留守这里的20多个同志生死如何呢?王明贵非常惦念他们。直到建国以后,他才得知: 1940年冬,日军冬季“大讨伐”时,这个密营遭到了突然袭击。部分战士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在南北河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到了1941年夏季,他们竟发展到40多人。但是,由于一直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孤军奋战,其中大部分同志都英勇牺牲了。

在那次突围战斗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北满省委秘书徐紫英同志,在严冬岁月里风餐露宿,冻掉了双脚,以后被留在朝阳山密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在那次突围中,为了掩护战友而被俘,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终被杀害。抗联幸存者深切地怀念着他。

朝阳山密营被敌人破坏了,王明贵带领三支队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5月中旬,三支队从朝阳山转移到讷河县东一个叫赵家窝棚的屯子。老游击区的乡亲们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怀着喜说的心情向抗联战士问寒问暖。从一位老乡那里得知,讷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冰玉、尹子奎、女陈、高木林等同志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敌人速捕了。纳河县委遭到破坏,给我们的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这一带的群众,仍然实心实意地把自己家仅有的口粮支援抗日部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牵着马,驮着粮,送到了指定地点。我军的部队进入朝阳山20余里,隐蔽在边河与科洛河汇合处的悬崖陡壁下。这时,一股200余名日伪军讨伐队跟踪而来,但一无所得,大失所望,沿着原路返回了。

5月25日,从科浴河下游驶入边河两支小木船,四个渔民同王明贵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专为部队捕了几天鱼,以补充粮食的不足,直到5月30日,李俊、李国军陪同陈雷同志从九支队来到三支队。陈雷同志原为六军军部组织科长,抗联西北临时指挥部一支队政治委员。这次受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的派遣,到三支队担负政治工作。他的到来,受到全体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加强了三支队的领导力量。

王明贵召集了支队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沿着小兴安岭北上,袭击嫩江东侧的罕达气金矿,然后西渡嫩江，直插中东路。

夜袭罕达气

春风吹遍了大小兴安岭,白桦吐翠,红柳抽枝,青草也长得半尺高了,战士们把脱下的冬装和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全部扔在边河口附近,趟过科洛河,轻装前进。这一带都是大平岗,白天时有敌人的飞机出来侦察,我军一般是夜间行军,白天隐蔽,轻易不点火,以防暴露目标。

经过几天跋涉,我军绕过塔溪(四站)和蔺家屯,到了门鹿河附近的王家耳营子。我军在罕达气南面30多里处发现了一个炼桦树皮油的窑,住有三四个中年男人。从他们那里得知,罕达气金矿局有个大院套,四周有铁丝网,围墙有一丈多高,并有四个炮台,武装矿警约有100多人,金矿局西侧100米处有一座日军大营,估计有百八十个日军,在金矿局北边的一大片房子里,住着1000多金矿工人。

对罕达气金矿局的情况基本摸清后,王明贵和王钓、陈雷同志召开了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并研究了作战方案。在会上王明贵强调了罕达气金矿是黑河省最大、产金子最多的矿。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的大量黄金运往日本。我军这次必须把罕达气金矿打下来,破坏敌人的采金设施,消灭日本人,缴获矿警的武器,夺取马匹和粮食,号召工人参军。最后王明贵宣布作战部署,八大队攻打日本兵营,消灭日本人,七大队攻打金矿局,缴矿警队的械,夺取马匹和粮食。

6月23日深夜,我军到达罕达气金矿局附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向导的指引下,七大队长杨利荣、八大队长徐宝和分别带领部队向各自指定的进攻目标行进。

狡猾的敌人在金矿局围墙外边的铁丝网附近,扔了许多铁罐头盒,不知谁一脚踩上了,当啷一阵响,敌人的哨兵大声喊道:“什么人?口令?”战士们立即向进攻目标冲锋。敌哨兵鸡枪报警。顿时,枪声、喊杀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最前面的战士用钳子迅速剪断铁丝网,拉开了一个通口,后边的战士们紧跟着冲了进去。在火力掩护下,我部队冲到了东南和东北两个炮台的墙根下,枪眼里的机枪向外猛射,对我威胁很大。战士们向炮台里扔了几颗手榴弹,机枪顿时哑巴了,迅速占领了炮台。被堵在屋里的警察听了我们的喊话: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交枪不杀!不交抢我们就扔手榴弹了! ”敌人知道负隅顽抗是死路一条,都乖乖地交了枪。

攻打日本西大营的战斗很不顺利。虽然八大队的战士十分勇敢,但日军凭借工事发疯似地射击,强攻不行,于是,我方撤出金矿局大院内,凭借西南、西北两个炮台,向日本兵营猛烈射击，把日军堵在里面。

乘此机会,另一部分战士从金矿局收缴战利品。有步枪百支、子弹万余发、黄金十余两,还缴获了许多大米、白面和肉,分别装上了马车。这时,东方已放亮,金矿局的大楼被西大营的日军击中起火,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不宜恋战。我军牵出了三四十匹好马,赶着拉运物资的大胶轮马车,迅速撤出了金矿局。

部队向北走了二三里地,见到了一个大采金船,有二层楼那么高,几名战士跳上去,找到几把大铁锤,砸坏了一些机器部件。战士们愤怒地说: "我们中国的黄金,绝不能再让日本人抢走! ”当时,我们还打算用炸药炸毁采金船,但又舍不得炸药,只好作罢。

这时,日本鬼子已经追了上来,我们骑上缴获的大马,顾着公路向东北方向安全撤退了!

八站腰站遭遇战

罕达气之战以后,三支队翻山越岭向嫩江上游前进.一天遇到一个采木耳的人,王明贵向他了解嫩江边有没有日本人?他说:在九站和八站之间有个地方叫八站腰站,那里有两户人家,可能了解情况。当时,我军急于了解清楚嫩江边的情况,准备西渡嫩江,所以就按着他指出的方向,朝八站腰站走去。

8月29日晚上10点多钟,前方隐约出现两户民房。一个战士前去敲门说: “老乡!开门,我们是抗日联军。”房子里面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再敲还是没有反应。门关得很紧推不开。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穿户里射了出来,敲门的战士急忙闪在墙边。接着,子弹从窗户和门缝,嗖地往外飞,王钧和陈雷同志不幸负伤。王明贵赶紧后撤,组织反击。原来,这个屋子里住满了日本讨伐队,是奉命“围剿＂三支队的,没想到在这里遭遇了。

另一所房子里住有伪军,小队长郭成章刚走到门口,枪就响了。机警的郭成章迅速冲到窗下,听见屋里慌乱的嘈杂声夹杂着枪支的碰撞声。据声响判断里面住的是伪军。小郭灵机一动,把枪往窗上一伸,大吼一声: “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快交枪吧!”这屋里住的果然是伪军,已被外面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吓破了胆,一听说被包围了,他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抗日联军。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出来,乖乖地做了俘虏。

这时,一个日本军官从日本人住房后门跑了出来,他听伪军这里没有枪声,便跑来观察情况。郭成章发现一个人跑到了眼前,原来是持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这个日本军官同时也发觉了郭成章是抗日联军,立刻抽出战刀向小郭砍去,小郭一闪身向鬼子开了一枪,枪响了,刀也砍了下来,小郭躲闪不及,胳膊被削下一块肉,日本军官也中弹倒下了。

被围困在房子里的日军还在拚命顽抗。这时,邓满林同志英勇牺牲了,为了减少伤亡,我军主动撤出了战斗,到东南方向几公里处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第二天中午,从罕达气出发的100多伪军骑兵,向八站腰站方向追击而来,我军立即向嫩江边转移。

滔滔的嫩江水流湍急,在七八个放木排的工人帮助下,顺利渡过了嫩江。再往前走,还有数不清的河流,因找不到船,我军想办法自己动手试作帆布船。果然成功了!一次可坐七八个人。战士们高兴地说: “有了帆布船,再宽的河也挡不住我们了。”

7月6日,三支队来到嫩江的一条支流--那部里河边。又是在七八个放木排的工人帮助下过了河。这几个工人都是朝鲜族,支队战士安永化也是朝鲜族,同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我军宣传抗日教国的道理,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越谈心贴得越近,其中有三个人要求参军,我们立刻同意了。这样,我三支队又增加了三名朝鲜族战士。这几位朝鲜族工人住在那都里河上游,那里不仅有房子,还有粮食。于是,王明贵与王钧同志研究决定,由王钧同志带领伤员到那里去养伤,同时留下20多个战士保护伤员。一个月之后(阴历六月二十左右) ,都到阿荣旗木奎山李万金家会合。随后,王明贵和陈雷带领着三支队大部分战士,继续向大兴安岭中东铁路一带挺进。又走了一天多,来到多布库尔河边。多布库尔河是嫩江的支流,也是嫩江流域流放木材的一条主要河流。日本人为了控制木排的流放,沿河每30里设一放木站。我军在河边截住一个木排,顺利地来到一个放木站。这里有两栋房子,一栋住着放木排工人,另一栋是粮库,存有上万斤粮食。我军向工人做了抗日宣传,然后把上万斤粮食用马驮上,运到附近的山林里,分散藏起来,准备以后需要时来取。工人们还告诉我们: “日本人不让再放木排了,说是要封江打抗联。我们这是最后一趟了!”辞别了多布库尔河,我军快马加鞭,来到了甘河旁。此时正值夏季,甘河水涨平槽,不见人影,看不到木排。于是,我军自己动手做帆布船,渡过了甘河、奎勒河、诺敏河,终于来到了毕拉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