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谷正文随国民党退守台湾,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主导对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工委”)的破坏行动,其一手制造的惨案成为隐蔽战线的痛史。
当时台工委是中共在台核心组织,在台湾已经发展1800名中共党员。下属“东海情报小组”由4名核心成员构成: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台工委委员朱枫(化名朱谌之,吴石的交通员)、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以及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吴石的副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台湾防卫方案》《金门增兵情报》等核心军情,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大陆,为解放战争提供关键支撑。
吴石
1950年1月,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台工委组织架构与成员线索。谷正文随即牵头展开大规模搜捕,凭借叛徒供词顺藤摸瓜,精准锁定东海小组。他先是逮捕吴石,从其办公室搜出与朱枫接头的暗号纸条及密写情报;随后通过监听电话背景音中的轮船汽笛声,锁定朱枫在基隆的藏身处,将其抓捕。不久,陈宝仓、聂曦也相继在执行任务时被捕。
面对酷刑,4人坚贞不屈,朱枫甚至吞金自杀未遂以明志。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4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朱枫
此案中,谷正文借叛徒线索层层突破,不仅摧毁东海小组,更导致台工委下属各级组织全面崩塌。蒋介石下令,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1180余名地下工作者被杀害,8000余与地下党相关人员被判10年以上徒刑。中共在台情报网络彻底瘫痪,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得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且专机将在香港短暂停留。
为阻止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责令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负责人赵斌丞全权负责实施暗杀计划。
周恩来
1955年3月初,赵斌丞返台,和毛人凤、谷正文一同敲定了针对周恩来的刺杀计划。
他们盯上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周驹,周驹二十岁左右,嗜赌如命,在50万港币的重赏下,他决定接下任务。
谷正文建议提前一天让周驹住旅馆,且将其父亲一起找来,以防周驹临阵退缩。
4月10日,赵斌丞、陈鸿举两人带着50万港币到达香港,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周驹的父亲保管,当晚交给周驹炸药,并教他如何使用。4月11日,周驹将炸药做成牙膏模样,平安通过安全检查,随后在清洁“克什米尔公主号”时,将定时炸弹装入飞机行李舱。之后,周驹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飞往台湾。
当日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炸弹爆炸,飞机起火燃烧后坠入海中,机上中国代表团3人、记者5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而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从昆明转道仰光,成功避开了这场灾难。谷正文在事件中负责将周驹带出松山机场,他几经周折才完成任务。
谷正文长期负责对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经济破坏是其核心手段之一。上世纪60年代,他在蒋经国授意下,组织专家仿制高仿真度的人民币与港币,以5元、2元、1元面额为主,通过香港大量输送至内地,妄图扰乱金融秩序。但因未充分调研大陆实际流通情况——当时民间主要使用五角以下面额,大额假币极易暴露,不仅未达预期效果,反而让公安部门借此逮捕大量国民党特工,港英当局也因金融系统受冲击向台湾抗议,最终行动被迫终止,蒋经国因此大骂其“废物”。此外,他还在台北近郊设情报基地,训练流民为特务,先后派出2000余人潜入大陆,但其渗透行动多沦为闹剧,特务往往以带回电影票、旧枪支等充当“情报”,沦为“哄骗上级的工具”。
谷正文晚年出版《乱世蛇神》《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等口述作品,将自己的罪行当作“功绩”炫耀,甚至宣称“杀人跟杀猪没什么区别”,终生未流露丝毫忏悔之意。他对蒋家父子评价尖锐,称蒋介石“只懂权术”、蒋经国“虚伪”,却始终不认可自身恶行。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在台北医院病逝,终年97岁。尽管他被国民党情报界视为“王牌”,但历史早已对其作出审判:他将才华沦为作恶工具,以“职业”为幌子践踏良知,其一生是人性黑暗的缩影,更是留给后世的深刻警示。
谷正文
阅读上篇:保密局“活阎王”:《沉默的荣耀》中双手沾满鲜血的大特务谷正文(上)
更新时间:202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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