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其一生，在时代的地板上，是练习跪下，还是学习站起？

一跪，与一站

地铁口的冷风，像透明的锉刀，一下一下，锉着行人的膝盖骨。常看见年轻人跪在那里，面前摆个发光的二维码，如同祭品。膝盖磕在冰冷的花岗岩上，与屏幕里那个黑白方格，构成一种古怪的对称。扫码的手指一划，“嘀”一声轻响，跪着的人便得了份生计，站着的人便买了份心安。这一跪一站，一划一点，成了街角最流利的生意，无人深究那膝盖与地面摩擦的，究竟是什么。

直到听闻那双星老匠人的事，心里那根茫然的刺，仿佛忽然有了着力的点。新闻里的字句是硬的，像冻透的砾石：“断绝关系”、“抢夺公章”、“安装窃听”。可隔着这些硬壳，我总恍然看见另一幅画面：许多年前，在美国某个熙攘的展会上，一个中国汉子，或许就是新闻里那位如今苍老的父亲，高高举起自己脚上一双结实的皮鞋，用尚且生硬的英语，向周遭蓝眼睛的海洋喊道：“China！Double Star！”那一声喊，想必是掏空了肺腑的，他要举起的，何止是一双鞋，那是他工厂里无数台缝纫机哒哒作响的尊严，是一个民族品牌蹒跚学步时，憋着的那一口不肯弯下的气。

那时，他的膝盖是钢打的，脊梁是火淬的。他站稳了，像一个标点，狠狠地钉在异国的地板上。

可命运这架织机，经纬总是错乱。他站稳的地方，成了儿子奔赴的彼岸。那声为“中国双星”而喊的呐喊，余音未散，听呐喊的人，却悄悄换了一副心肠，一纸户籍。父亲用一生夯实的土地，儿子轻轻一转身，便作了籍贯栏里一个苍白的旧地址。于是，接下来的争夺，便像一场浸在福尔马林里的手术，所有动作都清晰，所有痛感却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抢公章，夺执照，拆名像，停薪俸……甚至，在父亲日日乘坐的车里，埋下一只电子耳朵。这已不是生意，这是宫廷戏里才有的蚀骨手段，用在血脉之间，每一笔都刮得人骨髓生寒。

老人说，他们成了“美国人”。这话砸下来，比任何经济指控都重。那不只是法律身份的转换，在老人看，那是根系主动的斩断，是对那一声“China”的背过脸去。你如何能将一个以国为名的图腾，交到已另择门庭的手里？那不啻于将一座烽火台，交给已不信烽火为何物的人去看守。他护了一辈子的，不就是那点火光么？

故而，那最终的决裂声明，读来竟有种悲壮的痛快。他不是败给儿子，他是从一场早已注定的、关于“继承”的迷梦里，把自己生生拔了出来。血缘的脐带，被利益的剪刀“咔嚓”剪断，流出来的不是血，是比血更浓的、带着铁锈味的清醒。他不要“传子”，他要“传贤”；他不再信“姓什么”，他只问“凭什么”。这姿态，本身便是对企业“家族祠堂”式的旧身躯，一记猛烈的挣脱。

地铁口的年轻人，跪求一份关注；豪门里的儿孙，跪（或逼人跪）求一枚印章。两种“跪”，云泥之别，底子里却都缠着藤蔓般的“依赖”——依赖他人指尖的怜悯，或依赖血脉赐予的权柄。而那位老人，在八十四岁的年纪，颤巍巍地，将这两样都推开了。他推开的，是一整个关于“传承”的温情幻觉。他站定了，站在“双星名人品牌接班委员会”这块新刻的、冰冷的石碑前。石碑无温，却或许，更接近土地真实的硬度。

此刻，黄岛区法院的庭审或许还未落幕，股权的算盘珠拨得山响。但有些东西，早在法槌之外尘埃落定。一个老人，用与至亲割袍断义的决绝，完成了对一个品牌最后的、也是最初的塑造——他把它从“家业”的襁褓里释放出来，掷向“事业”的旷野。那里风雨更大，但天地更广。

我走出地铁站，风依旧冷。再瞥见那些跪着的身影，心里却蓦然想起老人高举皮鞋的刹那。原来，这世上真有这样一种站立，需要以放下血脉缠绵为代价。它孤独得像寒夜的星子，却也因此，亮得格外认真，仿佛在固执地回应许多年前，自己那声石破天惊的呼喊。

那声呼喊，穿过 decades 的烟尘，此刻落下，竟化作一片无声的、广大的拷问：

我们终其一生，在时代的地板上，是练习跪下，还是学习站起？而所谓传承，传的究竟是一个姓氏的香火，还是一团不灭的、足以照亮来路与去处的精神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