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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康泽出狱那年，人人都说他已经脱胎换骨，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骂得最狠的人，是蒋经国。

没人敢说出口：这场所谓的改造，真的成功了吗？

认罪——表演还是自救？

康泽第一次低头认罪，是在功德林的小黑屋里，灯泡摇晃，投下一道道阴影，他的声音哑了。

“我认罪，我反省。”康泽咬着牙，一字一句，他知道有人在门后记录，他要活下来。

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康泽要写自白书，他把过去的人脉、往事、秘密，一行行摊开。

有人笑他：“康专员，写得比小说还精彩。”

康泽不笑，他低着头，手指关节发白，纸张一叠叠堆在铁皮柜里，像是把自己活埋。

1957年春天，康泽跟随其他战犯被带去参观新中国建设，“这就是新中国？”他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新工厂新农田。

陪同的人笑着问：“康专员，有什么感想？”

康泽站得笔直，声音不大，却清晰：“过去的立场，已经和现实脱节。”

旁边的人纷纷点头记录，那天晚上，他又写了两千字反思材料，标题是《从失败到觉醒》。

几个月后，功德林管理处开会，评选“改造先进个人”，康泽榜上有名。

表面上，他认了，内心呢？

有一回，康泽在小灶房与其他战犯聊天，有人嘀咕：“早知道是这个下场，当年还跟着小蒋拼命做什么？”

康泽握着筷子，冷冷吐出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

那人愣了愣，笑着打圆场：“对对，识时务。”可在座的人都听懂了，这不是认输，是暂时低头。

1961年，康泽因心脏病保外就医，医生叮嘱：“不能动气，不能劳累。”

康泽微微一笑：“放心，我很听话。”

他的“听话”，换来了1963年的正式特赦。

周恩来亲自接见，握住他的手：“你是改造成功的例子。”陈毅拍拍他的肩膀：“继续为国家服务。”

康泽点头，弯腰，满脸感激，可是，当晚，他回到自己房间，烧掉了三本厚厚的认罪笔记。

火光跳跃，他一边咳嗽一边苦笑，“我康泽，竟也混到了这步田地。”

怨恨——从特赦到临终的咒骂

康泽特赦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馆任职，工作简单，每天翻旧档案，整理台湾史料。

有人见到他，开玩笑：“康专员，文官归来，风光无限。”

康泽拄着拐杖，面无表情：“呵，风光。”

每天下午，他独自一人坐在文史馆后院，抽烟到黄昏。

1966年秋，康泽病情加重，医生建议住院，他拒绝了，“死在病床上，太难看了。”他对秘书说。

最后半年，他脾气暴躁，常常莫名咆哮，一次夜里，秘书小张听见他怒吼：“都是小蒋害的！都是小蒋害的！”

第二天，小张试探地问：“康先生，昨晚梦到了什么？”

康泽盯着他看了几秒，咬着牙：“梦？你以为是梦？”他咳出一口血痰，摔碎了茶杯。

康泽死前一周，精神异常清醒，他要求把房门反锁，不准任何人进出。

秘书透过门缝听见他不停嘶喊：

“我有今天，全拜小蒋所赐！”

“小蒋，你不得好死！”

有人想进去劝，被康泽拿着拐杖打了出来，“滚！别假慈悲！”

台湾方面得知康泽病危，派人送来慰问信，信里写着：“盼康专员安心疗养，恢复健康。”

康泽撕碎了信，扔进痰盂里，“假仁假义！”他怒吼。

秘书劝他：“康先生，不如放宽心，大家都很关心您。”

康泽盯着他，眼里像是要喷火：“他们关心什么？关心我死得快不快！”

他咬着牙说出最后一句话：“我没输给敌人，输给了自己人。”

三天后，康泽病逝，死前，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悼念。

康泽的死讯公布后，台湾媒体纷纷渲染，“康泽，受尽凌辱的悲惨人物。”

有人在报纸上写：“康泽未忘国民党，含恨九泉。”

大陆这边，简单地发布了一条消息：“原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康泽，病逝。”再无评价。

权力的记忆——挣不脱的枷锁

康泽从小被人叫“太子”。

十七岁就能直入黄埔讲堂，二十岁就能坐上军统高位，三十岁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

蒋经国回国之前，康泽是公认的接班人，蒋介石曾亲口说：“泽儿可为国柱。”

康泽自己也信了，他说过一句话，至死没人敢忘：“我康泽，生来不是做臣子的命。”

1949年，重庆失守前，康泽亲自指挥最后一次剿共，败局已定，他不信。

“我们还有机会，共产党不过一群农民。”副官小声提醒：“专员，形势不利。”

康泽盯着地图，半天没说话，然后狠狠拍桌子：“打！”

最后一战，血流成河，康泽败了，被俘。

功德林的第一个冬天，康泽发高烧，胡言乱语。

护士听见他不停喊：“蒋公……泽儿不负您……”又哭又笑，像个疯子，这种梦魇，一直缠着他。

哪怕写了几百份检讨，心里那个“太子梦”，他从来没放下。

1963年特赦后，康泽曾向朋友抱怨：“我现在是什么？一个看旧档案的废人。”

朋友安慰他：“好歹自由了。”

康泽冷笑：“自由？这叫自由？”

他摔碎酒杯，眼眶通红。

“当年我骑马挥鞭，如今在这儿翻破纸堆，堂堂康泽，成了故事里的人物。”

“蒋经国抢走了我的一切！”

他私下里，偷偷联系台湾老部下，用暗号，用信件夹带，内容不是策反，不是密谋，而是一封封自我辩白：

“我未曾背叛，只是困守。”

“泽儿心未死。”

“台上诸公，莫忘我。”

这些信，有的寄出去了，有的被拦下，没人告诉他，台湾早就放弃了他。

残留的特务心态——永远的猜疑

康泽活着一天，就不肯信任任何人，连递茶水的小秘书，都要盘问三次。

“你叫什么？谁介绍来的？家住哪儿？”一连串追问，让人不寒而栗。

秘书小张私下抱怨：“康先生，像审特务一样审我们。”

1965年秋，康泽偷偷向台湾递交一份信息：“大陆百姓苦不堪言，民心思变。”

内容夸大得离谱，可康泽信了，他想要被需要。

台湾方面回了三句话：“情报珍贵，康专员保重。”简短、冷淡，像敷衍。

康泽气得把信撕了，骂骂咧咧：“他们拿我当死人看！”

晚年，康泽常常自言自语。

“这里的水是有毒的。”

“墙上有窃听器。”

“有人在监视我。”

一次，康泽用拐杖猛砸墙壁，非说墙里藏着窃听器，管理员劝他：“康先生，没人害你。”

康泽喘着粗气，指着自己的头：“这里，早就被害了。”

1967年冬天，康泽病重卧床，医生建议插胃管，他拒绝：“你们想毒死我！”

护士轻声安慰：“我们是帮您活下去。”

康泽眯起眼睛，声音沙哑：“活着，有什么意思？”

临终前三天，他反复嘱咐小张：

“如果有人来看我，别让他们进来。”

“他们不是来看我，是来看我死。”

康泽，始终活在怀疑与孤独中，即使面对新的时代，他也无法丢掉旧时代的影子。

哪怕被特赦，哪怕被称赞，康泽，始终是那个在黑夜里握着枪、不敢睡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