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耿飚奉命接管广播局前，为何要华国锋给自己一道手令？

1976年10月6日，耿飚奉华国锋之命，对北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进行控制，此后一段时间，耿飚负责主管宣传工作。

耿飚接管电台这一历史事件在后来广为人知，但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幕如何，就少有人知道了。比如华国锋为何选中耿飚，耿飚为何向华国锋要批条，邓岗在被接管工作后后续情况如何……

本文将结合耿飚本人晚年的回忆，以及各种公开史料，讲述那次行动背后不为人知的内幕情况。

在历史上，由于工作和职务上缺乏交集，华国锋长期并不了解耿飚，正如耿飚所说：当时“我和华并不熟悉”。而接管电台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电台是人们最依赖的新闻工具。而这一领域的工作，在当时又由姚氏主管，如果出了乱了，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既然华国锋不熟悉耿飚，而这个工作又这么重要，那么耿飚是如何被选中的呢？

1984年6月，耿飚接受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同志的采访，据他透露，由他接管电台的工作是叶帅向华国锋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当时叶剑英推荐了三个人：耿飚、迟浩田和秦基伟。

耿飚当时的职务是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和国外政党进行联系；迟浩田当时是北京军区政委，开国少校；秦基伟当时是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开国中将。

三人之中，虽然只有耿飚没有军衔，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离开了军队，干起了外交。但他在军队的资历是非常老的，红军时期就当过红一军团的主力团团长、一师参谋长；抗战时期是385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华北二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大名鼎鼎的“杨罗耿兵团”中的“耿”就是他。如果不是行政才能突出，被调离军队，1955年大授衔时他一定能位列开国上将。

耿飚是叶剑英元帅的老部下，叶帅对他相知颇深。红军时期，叶帅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耿飚就是他的部下。1946年，叶帅前往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耿飚当时则是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四平小组代表。

从资历和能力，以及熟悉程度来说，能文能武的耿飚都是最佳选择。

据耿飚回忆，76年10月5日下午2点，华国锋打电话叫他来怀仁堂。到后，耿飚了解和估计到了一些情况，表态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听后笑道：“我还没有跟你说哩，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

耿飚回答：“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只有我亲自跟你打电话，听出了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秘书或者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耿飚听后点头答应。

10月6日晚上8点，在主要行动完成后，华国锋给耿飚打去电话，要他立刻马上来怀仁堂。耿飚到时，看到华国锋、叶剑英正在和时任北京卫戍司令员吴忠等人交谈。华国锋看到他，立刻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一起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电台和电视台，并且嘱咐他不能出任何差错。

叶帅在一旁也郑重叮嘱：一定要防止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必要的话带上手枪。

耿飚听后回答：“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需要你的手令。”耿飚为什么需要华国锋的手令呢？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外联部部长，和广播事业局没有工作交叉，既然要完成任务，防止混乱，最好有华国锋同志的手令。

华国锋认为这个建议非常正确，立刻提笔给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邓岗写了一道手令，这张手令今天还被保存得很好，其内容为：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耿飚随即拿着这张手令，带着从警备部队挑选的10名战士，直奔邓岗的办公室。当时是晚上9点多快10点。

见到邓岗后，耿飚宣布了自己的任务，并出示了华国锋的手令。据耿飚回忆：“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你的上级带点那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有必要了。”

接着耿飚就让邓岗把广播局核心小组的11位成员都叫到了邓岗的办公室开会，耿飚在会上把手令念了一遍，要大家遵照执行，把工作做好，大家都表示赞同。

随后，耿飚给华国锋打了电话，称已经完成任务，请放心。从这天晚上开始，耿飚和电台的同志们一起住了十几天。耿飚后来回忆说，这十几天的时间里，他鞋子袜子都不脱，累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直到中央将一切部署妥当，向大家公布。

邓岗是新闻战线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前，他是新华社三野总分社社长，历任《新华日报》副社长，新华社总社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社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等职务。1991年6月2日，他以75岁高龄在北京安然病逝。

邓岗主管广播事业局期间，曾发生过一个影响较大的新闻事故，史称“九九事故”。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中央电台播报员杨正泉在播报《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书》时，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念成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堪称我国广播史上的最严重的一次失误。不过事后经过调查，杨正泉和邓岗都未被扩大化处理，杨正泉在1993年后还担任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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