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从广东北撤烟台的东江纵队后来去哪儿了

胶东老乡，情深似海

1946年7月，踏上胶东土地的2400多名东江纵队指战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此前从未离开过南粤湿热的土地，耳边萦绕的是客家话、粤语，眼中习惯的是四季常青的植被和岭南水乡的风貌。

迎接他们的不仅有码头上“欢迎劳苦功高的东江纵队”的巨大横幅，还有截然不同的气候、饮食以及完全无法听懂的胶东方言。语言不通成为了最初也是最直接的障碍，简单的交流都需要借助手势或者寻找极少数略懂北方话的战士进行翻译。生活习惯的差异也随之而来，习惯了大米饭和汤水的战士们，面对着粗粮、大葱和硬实的胶东大饽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所有这些初来乍到的不适与忐忑，很快就被胶东人民如同潮水般涌来的热情所融化。烟台市委、行署及胶东军区早已进行周密部署，但真正让战士们感受到家一般温暖的，是无数普通百姓最朴实无华的行动。

部队初到，营房紧缺，当地政府动员群众腾出房屋。芝水村党支部书记接到任务后，连夜组织起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将村中长期无人居住、略显破败的200多间闲置民房彻底清扫、修缮。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让经历过国民党围剿、背井离乡的战士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慰藉。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忆起在广东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艰苦岁月，特别是日寇“扫荡”时，乡亲们同样是冒着杀头的风险掩护伤员、传递情报。相似的情感纽带，跨越了千山万水，在胶东大地再次牢固地建立起来。

这份情谊的背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团结的政治基础，与他们在广东被国民党当局污蔑为“土匪”、欲除之而后快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副司令员王作尧在日记中写下的“北方的雪落在南方的木棉上，结出的都是革命果实”。他看到即使环境、文化迥异，但只要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革命的种子就能在任何地方生根、发芽、结出硕果。

扎根北国，不忘南粤

在胶东军民的热情接纳下，东江纵队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休整、学习和改编，逐步融入华东解放区的整体军事和政治体系。司令员曾生深知，部队虽然有着光荣的抗战历史和独特的游击战经验，但要适应未来大规模、正规化的解放战争，必须进行系统的学习和提升。

他主动与时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彬频繁交流。王彬是经历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考验的老红军，拥有丰富的大兵团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经验。他对东江纵队在敌人心脏地带——香港、九龙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建立海上交通线、营救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的传奇经历表现出浓厚兴趣，特别是其中的情报搜集、秘密联络、快速机动等战术细节。

与此同时，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文化学习也同步展开。随军北撤的原中山大学毕业生杨康华，面对战士们文化基础普遍不高、许多人甚至不识字的现实，他与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一起，克服了教材、教具匮乏等困难，开办了多个识字班和文化补习班。

杨康华后来还受命主持创办了华东军政大学广东干部班（有时也称“广干班”），系统地培养了三百多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基层政工骨干。这些学员后来大多随两广纵队南下，成为解放初期广东地方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宝贵人才资源，真正体现了“扎根北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南粤”的长远布局。

挥师北战，两广扬名

经过在胶东根据地一年多的整训、学习与磨合，原东江纵队的指战员逐步完成了从游击队向正规野战部队的初步转变。部队内部进行了组织调整，补充了新的兵员，其中一部分是来自鲁南战役中被解放、经过教育后自愿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队技术人员，特别是炮兵技工。

1947年8月1日，在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的曹家桥村，举行了庄严的部队命名和授旗仪式。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陈毅元帅，亲手将一面绣有“两广纵队”四个金色大字的鲜红军旗授予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

两广纵队成立后，很快就投入到激烈的解放战争洪流之中，在华东战场的多次重要战役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济南战役（1948年9月）中，两广纵队发挥了其独特的优势。纵队侦察科长黄布，利用自己能够熟练运用粤语方言的特点，巧妙地伪装成从南方来的商人，成功渗透进入国民党军重兵把守、防守严密的济南城内。他克服重重困难，细致侦察，最终获取了极其宝贵的国民党军城防部署图。

部队中原东江纵队的骨干，特别是曾在香港从事城市斗争的港九大队成员，将他们在城市环境中进行侦察、爆破、巷战的经验，有效地运用到解放济南的城市攻坚战中。同时，随军行动的女兵们也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卫生员李玉珍注意到，许多来自北方的战士以及纵队中新补充的北方籍人员，对南方的湿热气候和饮食习惯难以适应，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影响战斗力。

她便带领着三十多名女卫生员，利用她们从广东带来的知识，采集当地草药，调配出具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功效的广东特色凉茶，分发给需要的战士饮用，有效地缓解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保障了部队的健康和持续作战能力。在随后的淮海战役这一规模空前、艰苦卓绝的大决战中，两广纵队同样参与了战斗。

南征会师，再显身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解放军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1949年春夏之交，两广纵队作为第四野战军（由原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部分部队改编而成）的组成部分，告别了战斗生活了近三年的齐鲁大地，踏上了南征的征途。

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克服了酷暑、疾病以及敌人的零星抵抗，两广纵队于1949年10月抵达粤北地区。在广东龙川县，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到来了——两广纵队与一直在广东坚持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由林平、曾田等人领导的粤赣湘边纵队胜利会师。

会师后，两支部队并肩作战，协同解放了粤东北、粤中等广大地区。在解放广州之后，一项新的挑战摆在面前——肃清盘踞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的国民党残余海军力量。原东江纵队中具有丰富海上斗争经验的老兵们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战役准备阶段，他们手把手地指导南下的陆军部队战士，将征集来的机帆船进行适应性改造，加装武器，使其具备一定的近海作战能力。在战斗发起后，他们又凭借着当年在香港沿海营救国际友人、打击日伪军舰艇时积累的航海经验和对国民党海军巡逻规律的了解，引导攻击部队利用夜暗、潮汐和岛礁的掩护，巧妙地穿插迂回，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成功登陆作战。

与此同时，在刚刚解放的大城市广州，接管和恢复秩序的工作千头万绪。由杨康华负责的南下工作队（其骨干很多来自原华东军政大学广干班）面临着稳定社会、保障供应的艰巨任务。他们充分运用了早年在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广泛社会联系和良好声誉。

工作队联络上一批有影响力的工商界人士和开明士绅，说服他们与新政权合作，积极组织货源，恢复市场交易，尤其是在稳定粮食、食油等关键民生物资供应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功成身退，星散粤桂

随着广东全境的基本解放，两广纵队这支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部队，也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50年元月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拥有超过一万名指战员的两广纵队及其下辖的两个师的番号被撤销。

其大部分部队被分散编入新成立的广东军区下属的珠江、东江、北江、台山、西江等军分区部队以及广东军区江防部队，成为了保卫南粤大地的新生力量。还有部分干部战士则跟随纵队政委雷经天调往广西，参与当地的政权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分散在广东各军分区部队中的原两广纵队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号召，先后有两批共约3000人志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继续为保家卫国而战。其余留在广东的干部战士，则脱下戎装，积极投身到广东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各项建设事业中。

这支从南粤烽火中走出，远征北国，又挥师南返的英雄部队，其主要领导人也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贡献力量。司令员曾生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交通部部长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直至1995年病逝。政委雷经天则先后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等职，于1959年病逝。

参考资料：[1]彭苏.两广纵队:时代的传奇[J].同舟共进,2020,0(5):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