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工到总统，李在明的逆袭人生，与韩国社会之痛

编辑/小象

1964年冬天，庆尚北道安东市的清凉山下，一个男婴在透风的茅草屋里出生。

这是李家的第五个孩子，父母给他取名"在明"。

谁也想不到，这个后来靠金达莱花充饥的孩子，半个世纪后会住进青瓦台。

母亲常摸着他的头说，"在明呀，不要忘了，你是要成大人物的人！"这话在缺衣少食的日子里，更像句自我安慰的玩笑。

全家七口挤在半地下的单间，冬天墙壁会结霜，夏天潮气能拧出水。

12岁那年，李在明跟着家人搬到京畿道城南市。

刚小学毕业一个月，他就成了锡焊作坊的童工。

老板让他用邻家哥哥的身份证，这样能避开童工检查。

作坊里熔铅的炭火炉烤得人脱皮，盐酸容器散发的气味能呛出眼泪。

最让人窝火的是在项链工厂那段日子。

每天干满12小时，三个月下来老板分文没给。

去找他理论时，对方指着门口的恶犬说，"要么滚蛋，要么让狗尝尝鲜。"后来在制冷公司折铁皮，一百多处伤疤成了青春的纪念章。

左手腕被机器压伤那天，他躺在医院想，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工友们叫他"老憨"，因为再苦的事到他嘴里都能变成笑话。

受伤那天他还跟护士开玩笑，"这下好了，以后搬砖都能少出点力。"这种乐观劲，后来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标志性符号。

1978年春天，14岁的李在明偷偷报了测评考试预科班。

白天在钟表厂镀金室打工，晚上就着强酸气味啃书本。

老板嫌他看书耽误干活，他就把书本藏在工作服里，机器轰鸣声中默背单词。

13周后拿到初中毕业证那天，他在工厂厕所里哭了半小时。

1981年冬天，中央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半地下室。

奖学金足够学费，但生活费还得靠打工。

他在学校附近的餐馆洗盘子，凌晨三点收工后就睡在教室后排。

有同学看到他课本上沾着油渍，他笑着说是"知识的调味剂"。

大学期间，他偶然看到光州事件的纪录片。

那些被坦克碾压的学生，让他想起自己被机器压伤的手腕。

原来社会的伤口，和人的伤口一样疼。

这时他遇到了改变人生的人卢武铉律师来学校演讲，那句"法律不是富人的游戏"，让他握紧了拳头。

1986年司法考试放榜那天，李在明正在送外卖。

同学骑着摩托车追上来喊他通过了，他当场摔了个跟头，汤洒了一身。

后来在司法研修院，他主动申请去最偏远的城南市实习。

那里有太多像他一样的底层劳动者，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说话。

1989年的春天，城南市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办公室挂起了"李在明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第一个案子是帮建筑工人讨薪，老板威胁要卸他一条腿。

开庭前一晚，他在办公室地板上躺到天亮，不是害怕，是在想怎么把工人的伤疤变成最有力的证据。

1995年，他发起"城南参与连带"市民团体。

有次为了阻止开发商强拆，他带着居民在推土机前静坐三天三夜。

下雨时居民给他撑伞，他说，"我小时候淋雨惯了，你们的伞留给孩子。

"后来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有人说这个律师"比推土机还犟"。

2010年当选城南市长那天，李在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市长办公室从九层搬到二层。

他拆掉了办公室的防盗门，换成玻璃门，任何人都能推门进来。

原来的豪华沙发被换成长椅，他说，"市长不是官，是给市民搬凳子的人。"

2017年总统竞选失利后，他在支持者面前鞠了90度的躬。

有人拍到他夜里在公园长椅上发呆，手里攥着母亲那句"成大人物"的字条。

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那天我突然明白，政治不是爬上顶峰，是让更多人能看到顶峰。"

6月3日，当计票结果显示李在明当选总统时，青瓦台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位新总统的西装袖口磨出了毛边。

就职演讲里，他没提宏大愿景，只讲了个故事，12岁那年在锡焊作坊，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在饭里看到油花。

如今的李在明，办公桌上还放着当年打工用的扳手。

记者问他为什么留着这东西，他笑着说，"怕哪天忘了自己是谁。

"韩国国会图书馆里，《李在明的人生之路》被翻得卷了边，借书卡上最多的是大学生和工厂工人的名字。

有人说他的成功是韩国梦的范本，也有人说这恰恰证明韩国社会病了。

就像他在书中写的，"我从底层爬上来，不是为了证明个人多了不起，是想看看这条路能不能再宽一点，让后面的人不用再流血。"

现在青瓦台的会客厅里，挂着一幅金达莱花的画。

那是他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也是他童年时的"主食"。

每次开会累了，他就盯着那幅画发呆。

或许在想，当年靠花充饥的孩子，如今能不能让所有韩国孩子，都能在饭桌上看到真正的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