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慈禧太后亲划朱笔，钦点刘春霖为状元。

但他中状元之后，不是平步青云，而是亲历大清覆灭，民国崛起。

那么，作为科举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在民国受到了怎样的待遇？

春风得意

1904年的夏天，紫禁城保和殿外鸣钟三声，殿试正式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贡士齐聚大殿。

大殿之上，光绪皇帝神色恹恹，明知大势已去，却仍端坐龙案之旁，象征性地履行皇权职责。

慈禧太后坐在屏幕后，手执玉笏，眼神冷峻。

此时，河北肃宁的一介书生刘春霖正跪坐案前，神情专注。

刘春霖出身寒微，祖上为农，父亲做过衙门皂隶，母亲曾为官宦人家女仆。

按祖制，皂隶之家不得应考，若非乡绅保荐、莲池书院相助，他恐怕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

可就是这样一位“下九流”出身的寒门子弟，凭着满腹诗书与一手清秀小楷，闯过县、府、院三级考试，一路登堂入殿。

殿试结束后，主考官照例将卷宗按文理评定，呈送上御案。

那份排名第一的试卷，署名“朱汝珍”，光绪皇帝原本打算照例依序定夺，谁料慈禧太后一见卷名，脸色顿变。

“朱”字是明朝国姓，而“珍”字让她想起了被自己赐死的珍妃。

更巧的是，这朱汝珍还是广东人，与康有为、梁启超同乡，在慈禧眼中，简直是“乱臣贼子”的代名词。

她冷哼一声，合卷扔到案边，连读都懒得读第二遍。

翻开第二卷，“刘春霖”三个字映入眼帘，春霖，意为春雨。

恰在此时，北方久旱未雨，民怨四起，朝廷焦头烂额，慈禧太后相信一切征兆皆由上天指示。

这个名字，在她看来就是上天的暗示：春雨将至，万物复苏，连国运也能重焕生机。

再一看籍贯，“肃宁”，肃静安宁，保京护国之地，慈禧抚掌轻叹：“好个吉祥之名。”

遂朱笔一勾，钦定刘春霖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刘春霖跪接圣旨那一刻，满心感激天恩。

中状元之后，刘春霖受命入翰林院为编修，他原以为可以像前辈那样，以笔为剑、以才报国。

但彼时的大清制度空转、礼仪僵化，官场腐败，他常独自夜坐，望着宫墙外的灯火，心中涌起深深的迷惘。

读书十载，寒窗苦读，原以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如今，大清朝气数已尽，他的功名，又能有几分意义？

更讽刺的是，仅仅一年之后，清廷便宣布废除科举，改行新学。

那年，刘春霖才刚在翰林院挂上名籍，转眼间，他的头衔已成绝响。

从此以后，再无进士，再无状元，刘春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

半生为官

1912年，宣统皇帝溥仪颁下退位诏书，清王朝覆灭。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对刘春霖而言，却是一场信仰的坍塌。

他是状元，是翰林院修撰，自幼便被教导“君为臣纲”，被灌输“忠君报国”的理想。

而如今，君已退位，国亦不存，他的身份在一夜之间变得滑稽而空洞。

自此，他脱下官服，闭门不出，有人劝他出仕新政府，也有人劝他远遁乡里，他都摇头不语。

1914年，袁世凯派人前来拜访，说是请他入总统府任职。

那人言辞恭敬，称大总统十分仰慕“末代状元”的才名，希望他出山辅政。

刘春霖本不欲应，但想到“为国尽忠”四字，终究未能拒绝，于是，他重新穿上官服，踏入了一个新政权的门槛。

他被任命为总统府内使，名义上是秘书长，实则是一个供人观瞻的“文化符号”。

袁世凯对他客气，见面总称“刘状元”，请他讲讲经史大义、治国之道。

但刘春霖渐渐发现，那些看似尊重的请教，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姿态。

有一次，袁世凯问他：“你看皇帝这个名号，还能不能复立？”

刘春霖微微一愣，仿佛又看见了殿试时的慈禧、听见了皇宫内那句“传卷”。

他沉默良久，只低声道：“天命不可逆，民心不可欺。”

袁世凯没再问，但几日后，报上就传来“筹备称帝”的消息。

尽管如此，刘春霖还是生出一丝侥幸，也许，这个自称“洪宪皇帝”的男人，能让帝制再度复燃。

于是当袁世凯正式登基时，他披上旧朝官服，跪在丹墀之下，亲口喊出那句“万岁”。

可帝制复辟不过八十三天，袁世凯便众叛亲离，仓皇退位。

那年夏天，刘春霖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看着那面“中华民国”的旗帜重新升起，他的心彻底凉了。

那一刻，他明白，旧世界终究再也回不来了。

此后数年，他陆续在不同政府任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都留他在身边，给他挂个名头，让他主持祭孔、掌教务、管农事。

他表面上风光，实则清楚，这一切不过是政治的点缀，别人看重的不是他的才，而是他“状元”的光环。

帝制彻底破碎之后，刘春霖再未提“君臣之义”，他开始静静地思考：那些儒家经典中所推崇的“忠君爱国”，是否在新的时代里还能立得住脚？

他看到民国的军阀混战，看见政治的腐败，也看见知识分子开始谈“科学与民主”，他不再愤怒，只是叹息。

他辞去一切职务，回到北平，潜心写字、读书、教子。

半生为师

刘春霖五十出头那年，外出散步，偶然见一群孩子围在街角争抢一张旧课本，书页破烂、字迹斑驳，却被他们当作宝物。

那一刻，刘春霖心头猛然一震，他想起自己当年如何从皂隶之后考取功名，靠的正是一页页苦读的课本。

自此，他便下定决心，捐出积蓄，回家乡肃宁创办小学，取名“尚德义学”，亲自题匾、亲自讲课。

学校草创初期，桌椅简陋，屋顶漏雨，他便亲自修缮；学生交不起学费，他便自掏腰包提供文具；家长不愿让孩子读书，他便挨家挨户上门劝说。

有一次，他为说服一户人家送女儿读书，三进其门、六次赔笑，终于打动了顽固的父亲，从此，肃宁有了第一位女学生。

1920年代末，北平学界风气渐开，燕冀中学、通州师范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邀他担任教务、授课。

他本想婉拒，却拗不过师生盛情，终决定兼课讲授《论语》《孟子》《春秋》。

他的课堂常常挤满旁听者，连邻校师生也纷纷前来。

刘春霖最看重“寒门子弟”，他自己出身贫微，深知底层孩子求学之难。

他每年定期资助贫困生，从书本到饭食都亲力亲为。

他的学生中，有后来的教授、教育家、抗日义士，也有普通工匠、乡间教员。

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传承着这位老儒者的精神：慎言、正行、有耻、敢为。

拒绝日寇

1937年，卢沟桥枪声划破北平天际，战火蔓延华北，北平陷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而那一年，刘春霖已经六十七岁，青丝早白，气息渐衰。

日本人很快注意到这位“末代状元”，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一张宣传牌。

于是，伪满政权与北平日军宪兵队三番五次登门拜访，以“东亚共荣”“安定民心”为名，软硬兼施，力邀刘春霖出任“文化顾问”。

初来时，日方派遣了一位中文流利的翻译，带着精装的文具、厚重的聘书，还有一张赫然盖着“伪政府印章”的任命状。

他们奉上高官头衔、巨额月俸，更允诺为他修缮故居、供养全家，只求其在报纸上题写几个字，为“和平建设”背书。

刘春霖听后不语，只将那封任命书放在案前，一把火点燃，那位翻译愕然，讪讪退去，未敢多言。

此后数月，日本人并未罢休，他们再度登门，甚至带来了金条，一字一句明说：“只需您题字一幅，赞一句‘中日亲善’，这十根金条就是您的。”

刘春霖缓缓站起，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向门口，说：“金子你们拿回去，我不写‘亲善’二字给侵略者。”

这不只是一次题字的较量，更是一次命运的选择，他可以选择苟安，活得体面，但他选择了不写，哪怕饿死。

不久后，日本宪兵真的动手了，某日清晨，他一家人正在后院晒被，忽有十几名日军荷枪而入，喝令全家立即搬离，理由是“此宅将划为军部办公场所”。

他儿子试图交涉，却被推搡在地，刘春霖颤巍巍走出，面对刺刀，不卑不亢，他怒斥：“这是我祖宅，我不搬，你们要么刺死我，要么滚出中华土地！”

日军哄笑一声，将他们连夜赶出，妻儿老小拖着行李，颠沛流离，只能暂居友人寒舍。

他本人则辗转入驻一座偏僻的胡同小院，屋漏墙破，连炊烟都难得升起，可他始终未求过日方一句。

甚至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他仍坚持每日练字读经，不为别的，只为不让文化火种熄灭。

1942年，他悄然立下遗嘱：“若我不幸去世，书画可焚毁，不可落入敌手。”

不久后，他便因病去世，享年70岁。

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他没有战刀，却以笔为刃；没有军功，却保住了文化与气节的最后火种，这，便是中国最后一个状元，留给后人最沉甸甸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