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囚发配千里，为何官差不怕累不怕路途艰辛，争抢押送差事？

张氏，名婉华，生于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原籍江南苏州。她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商贾之家，父亲张文昌经营丝绸生意，家境优渥。婉华自幼接受私塾教育，通晓诗书，擅长女红，颇有才名。

十八岁时，她嫁给苏州府一名低级官员李廷瑞，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生活安稳。康熙末年，李廷瑞因涉嫌贪污地方税银被查，案情牵连甚广，最终被判斩立决。按照清朝连坐制度，婉华及其子女被判流放至宁古塔（今黑龙江牡丹江一带），作为对家族罪行的惩罚。

清初，宁古塔是流放重犯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气候严寒，生存条件恶劣。据《宁古塔纪略》记载，当地“八月中旬即下大雪，河水九月初结冰”，对来自江南的流人而言，适应环境极为困难。

婉华的家庭原本居住在苏州一处精致的宅院，庭院中种有芭蕉与桂花，生活舒适。案发后，官府查抄家产，婉华仅能携带少量衣物和几两碎银，藏于衣缝中以备不时之需。出发前，她被套上木枷，脚镣沉重，昔日的优雅风姿荡然无存。她的长子年仅十岁，幼女尚不满五岁，均需随母流放，家庭支离破碎。

流放的准备过程充满屈辱。清代律法规定，流人不得携带过多财物，婉华的首饰与书籍被尽数没收，仅剩一卷《诗经》作为精神寄托。官府为流人配发粗布囚衣，食物仅为每日一碗稀粥。

婉华与子女被押至苏州城外，等待与其他流人汇合，组成押送队伍。清朝流放制度要求每日行五十里，路程漫长，需数月方能抵达宁古塔。婉华的遭遇反映了清初连坐制度的严苛，许多女性因丈夫或父兄的罪行而无辜受罚，命运急转直下。

张氏的背景并非特例。清代初期，因政治案件、贪腐或科场舞弊，家族连坐的情况屡见不鲜。女性流人多为官员或富商的妻女，原本生活优渥，却因家族失势沦为罪囚。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宁古塔的流人中不乏江南士绅的家眷，她们的遭遇成为封建社会性别与权力不平等的缩影。

押送女囚至宁古塔是一项艰巨任务，路途遥远，需穿越山川河流，忍受风霜雨雪。清代《大清会典事例》规定，流人每日需行五十里，三千里路程限两月完成。囚犯身负重枷，食宿由地方官府供给，但供给往往不足，官差的虐待更是常态。然而，押送女囚的差事却成为官差眼中的“肥差”，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女囚的家属为保护她们的安全与尊严，常以重金贿赂官差。清代社会对女性贞洁的重视达到极端，失去贞洁被视为比死亡更严重的耻辱。婉华的兄长在出发前找到押送官差，送上五十两银子，恳求其在途中善待婉华。

这笔银子相当于普通衙役数年的俸禄。据记载，清代衙役年俸仅十余两，而押送女囚一次可获数十两甚至上百两的贿赂。这种经济诱惑使押送女囚成为官差快速致富的途径。

其次，女囚体力较弱，难以反抗或逃跑，降低了押送的风险。男囚可能因绝望或体力较强而尝试逃跑，官差需时刻警惕，甚至可能在冲突中受伤。女囚则多拖着镣铐，行动不便，且常需照顾幼子，逃跑的可能性极低。

清代中后期，逃跑案件频发，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十九年，东北地区记录了33起逃跑事件。若囚犯逃跑，官差可能被问责，甚至因收受贿赂被定为“收钱放人”，罪名严重。女囚的低风险使官差更倾向于选择这一任务。

官差在押送途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可随意操控囚犯的命运。清代“停遣制度”允许官差根据天气决定是否暂停行程，但具体标准全凭其判断。若官差称天气恶劣，囚犯可获休息；若称天气晴朗，即使风雨交加，囚犯也需继续前行。

官差还可决定食物分配与休息时间，甚至是否上报疾病。婉华在途中因饮用不洁河水而发热，官差起初置之不理，直到家属再次送上银子，才上报官府，准许休息。这种权力让官差在旅途中如同主宰，满足其控制欲。

最后，押送女囚的差事为官差提供了额外的“乐趣”。长途跋涉单调乏味，女囚的存在成为官差消遣的对象。部分官差利用女囚的弱势地位进行侵犯，践踏她们的尊严。女囚多出身世家，容貌与气质较佳，更增加了官差的兴趣。这种行为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女囚在法律与社会地位上的弱势使其成为官差肆意压迫的对象。

押送女囚的旅途充满不公。官差为获取更多贿赂，常故意拖延行程或减少食物供给，迫使家属支付更多银子。女囚在途中需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生存希望渺茫。官差的贪婪与冷漠使这一制度更加残酷，凸显了封建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压迫。

流放的旅途漫长而残酷，婉华与子女从苏州出发，需经山东、辽东，直至宁古塔，路程约三千里。清代流放制度要求囚犯步行，沿途驿站提供基本食宿，但食物多为霉变米粮，难以果腹。

婉华的幼女在途中染上风寒，因缺乏药物医治，不幸夭折。长子虽存活，但因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许多流人未能抵达目的地，据史料，仅一至二成的流人能活着到达宁古塔。

抵达宁古塔后，婉华被分配至一名满族旗人巴图家中服役。宁古塔地处东北，气候严寒，生存条件恶劣。流人需从事开荒、种地或修筑工事，女囚则多被分配至旗人家庭做杂役。

婉华每日需洗衣、烧饭，劳作十余小时，稍有懈怠便遭责骂。巴图的妻子对她尤为苛刻，常以食物不足为由克扣她的口粮。婉华的儿子被送往当地学堂，接受满族教育，与母亲分离。

宁古塔的社会环境对流人充满歧视。当地居民称流人为“罪人”，流人子女常被排斥。婉华试图通过劳动换取尊重，但效果甚微。部分女囚被送往军营，沦为“营妓”，白天从事杂役，夜晚遭受凌辱。婉华虽未被送往军营，但她的生活同样艰难。一次，她因劳累过度而病倒，无人医治，仅靠草药维持。

尽管如此，婉华并未完全屈服。她利用自己的教育背景，教授巴图的子女识字，教他们《三字经》与简单的诗文。巴图的妻子见子女学有所成，稍减苛待，允许婉华减少部分劳作。几年后，婉华的丈夫已死，儿子逐渐长大，成为一名低级书吏，为当地旗人记录文书。婉华在宁古塔度过余生，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一岁。

婉华的结局反映了流放女囚的普遍命运。宁古塔虽在清代逐渐发展为贸易中心，但对流人而言，仍是生存艰难之地。流放制度不仅剥夺了囚犯的自由，更摧毁了她们的尊严，凸显了封建社会的残酷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