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千年皇陵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7月11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在宁夏贺兰山脉南段东麓广袤的洪积扇戈壁上，西夏陵遗址群以苍茫、冷峻的气势背山面水，俯瞰宁夏平原，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气势，反而沉淀出一部壮阔的史诗。

西夏陵是我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的陵墓遗址群，陵区的考古发现，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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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保护成果：

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西夏遗址群

关于西夏陵的记载，最早见于元代脱脱编纂的《宋史·夏国传》。明代安塞王朱秩炅作有《古冢谣》一诗，诗句“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描述了西夏陵墓群高低错落的景象。《弘治宁夏新志》首次明确记载陵墓位置为“贺兰之东”，并指出其模仿北宋巩义宋陵的形制。

上世纪30年代，当德国飞行员格拉夫·楚·卡斯特驾机飞越宁夏平原时，被大片锥形“土丘”吸引，他拿出相机，从约50米的高空定格了当时的景象。殊不知，卡斯特当时在空中看见的“土丘”，正是西夏陵。

1972年，宁夏文物工作者开始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逐渐揭开这些“土丘”的神秘面纱。

▲西夏陵陪葬墓之一。

通过西夏帝陵陵主确认、西夏陵区考古调查测绘、西夏陵布局研究、西夏陵陪葬墓及防洪设施调查4个阶段的考古发掘，西夏陵的选址、陵园结构、形制布局、陵寝制度、遗存情况等渐渐清晰。这片近40平方公里、被多条山间冲沟以及人工防洪设施分割的陵区内，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以及出土的7000多件（套）建筑构件、残碑及其他各类文物。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6号陵地宫的发掘，明确了西夏帝陵的墓葬结构、陵塔与墓室的相对关系等；通过对3号陵地面遗迹的清理，探明陵园的平面结构，其出土的大量佛教建筑构件，则为探明陵园的建筑方式和风格提供了基础。2024年，通过对3处防洪墙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考古工作者弄清了西夏陵防洪设施的建造方法和类型。

50多年的考古发现与保护，确证西夏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西夏时期的考古遗存，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人创立并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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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融印记：

陵寝制度与建筑景观中的融合与创新

帝陵是西夏陵最突出特征的体现。西夏陵陵区的帝陵见证了西夏在继承、吸纳唐宋帝陵陵寝制度、传统木构建筑形制做法以及儒学理念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党项人的鬼神信仰、佛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陵寝制度。

西夏帝陵采取帝、后同穴合葬的制度，与辽（契丹人）、金（女真人）帝陵的做法一致。其布局与建筑艺术则生动体现“承唐仿宋”的文化特质。陵区陵寝整体沿贺兰山的走势呈西南向东北方向扩展，遵循“背山面水”（西北倚靠贺兰山，西南遥对黄河）的传统帝陵选址理念，与中原王朝的陵寝选址方式一脉相承。

▲鸟瞰西夏陵。

西夏陵对唐宋陵寝制度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佛教文化是西夏陵中较为显著的文化构成元素之一。西夏陵在陵城中设置多层、木质外檐的楼阁式陵塔，这一做法展现出党项皇室对佛教文化的推崇，而楼阁式陵塔建筑形制则是因为受到中原地区楼阁式佛塔建筑的影响。6号陵的献殿还运用了流行于辽金时期的减柱造、移柱造等中原木构建筑技术。在空间布局上，西夏陵虽采用中轴线布局，但由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构成的核心轴线并不与陵城中轴线重合，而是偏置于中轴线西侧。这一独特设计反映了党项人“鬼神居中”的传统信仰。

月城的设置是西夏陵的另一创新。不同于宋陵在漫长神道两侧布置石像生的做法，西夏陵将象征皇权的石雕像集中安置在月城这一狭小空间内。这种设计既遵循了中原王朝“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又避免了因规模僭越而引发的争端。因西夏夹在辽宋之间求生存，既要彰显正统性，又不敢过度逾越。3号陵和6号陵月城出土有文武百官以及狮子、羊、狗等动物石像生的残片，从中能一窥西夏王朝昔日风采。

陵塔作为西夏陵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其形制更是文化融合的典范。西夏陵陵塔多为圆形或八角形夯土建筑，塔身分为5、7、9层，层级皆为单数，契合佛教“单数为吉”的理念，外观呈楼阁式佛塔造型。西夏皇帝自视为佛子或佛的转世，将陵塔设计成佛塔形状，体现了当时皇权与神权的巧妙结合。尤为特殊的是，陵塔位于墓室后方，墓室上方不设封土，同时取消了陵城外独立的下宫（寝宫），这些都是在继承唐宋制度基础上的创新之举。

▲西夏陵出土的灰砂岩石人碑座。

在建筑技艺方面，西夏陵的夯土工艺堪称一绝。这些陵塔历经千年风沙和多次地震仍屹立不倒，其奥秘在于夯筑过程中于夯土中嵌入了木质架构“栣木”，可说是“古代的钢筋”。这一建筑技艺使夯土墙体、角台、角阙、陵塔等具有极强的抗震能力。

西夏陵的建筑装饰构件则生动展现出多元艺术风格的融合。西夏陵出土的各类陶、瓷、琉璃构件中，既有中原传统的龙纹鸱吻和雕龙望柱，也有藏传佛教的迦陵频伽（妙音鸟）和摩羯神兽。6号陵南门出土的绿釉鸱吻高达152厘米，是迄今国内发现最大的琉璃鸱吻，其造型承袭中原传统，与辽金代表性木构建筑的鸱吻造型相比同中有异，同时兼具党项人自身的文化特征。

考古工作者对陵区出土的白瓷板瓦、绿釉琉璃瓦进行了科技分析。结果表明，白瓷板瓦工艺精细，与同时期当地灵武窑的白瓷接近，应是采用白瓷技术制作；绿釉琉璃瓦则采用北方普通高钙易熔黏土，釉料为铜作着色剂的铅釉，与宋代绿釉琉璃瓦成分相近，应该是借鉴了中原烧造技术完成的。这两种技术差别较大、来源不同，反映出西夏在官式建材生产中的兼容并包。

▲西夏绿釉迦陵频伽。

文字与信仰的多元并存同样体现在西夏陵建筑遗迹中。碑亭出土的西夏文与汉文双语碑刻残块，印证了《宋史》中西夏元昊大庆二年（1037年）“更定礼乐，设蕃、汉二字院”的记载。而陵区发现的佛教经幢、莲花柱础与儒家礼制建筑并存，反映了西夏“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理念与追求。

此外，西夏陵陵寝还体现出党项与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化传统交流融合的现象，展现了西夏在文化方面的跨区域交流与融汇创新，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封建陵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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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化见证：

丝绸之路上的王朝记忆

西夏王朝，在正史记载中曾一度湮灭于历史长河而鲜为人知。关于西夏的记述仅以“传”的形式，附于《宋史》《辽史》《金史》内，西夏因而被称为“神秘的王朝”，对西夏的研究也一度被称为“绝学”。西夏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和认识。

西夏陵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西夏王朝编年史。9座帝陵背山面水依规制而建，从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到末帝李睍的献陵，几乎贯穿西夏整个历史进程。每座帝陵的规模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力的兴衰，早期陵墓规模宏大，工艺精湛；晚期则相对简朴，显示出蒙古威胁下的国力衰退。这种将王权世系与空间布局相结合的设计，为研究西夏君主世系提供了依据。

▲西夏陵出土的绿釉鸱吻。

自考古工作开展至今，西夏陵发掘出了众多文物古迹遗存，包括瓦当、滴水、鸱吻、残碑石刻、陶瓷制品、泥塑、钱币等，揭示了西夏社会多维度的发展成就。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被确认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这一发现不仅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前，更展现了西夏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创新。

同时，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石人碑座、金银马具等工艺品，其精湛工艺不逊于中原同期水平，打破了“游牧民族不善工艺”的刻板印象。鎏金铜牛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堪称西夏罕见的艺术精品；石人碑座雄浑粗犷，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展现出西夏时期的艺术发展与文化内涵。

▲西夏陵出土的灵芝颂汉文残碑。

文字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在西夏陵得到了充分体现。陵区发现的近万余块西夏文残碑，见证了党项人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独特文字系统——西夏文。直至明代，西夏文字仍旧被使用，河北保定出土的2件明代西夏文石经幢就是明证。西夏文字的广泛使用催生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同义》《同音》《文海宝韵》以及《五音切韵》等双语对照工具书、字书、词书和韵书的编纂。这些文字遗存不仅是语言学的珍贵资料，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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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具有中继枢纽的重要地位，对中原与西域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从地理位置看，西夏控制着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河西走廊，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关键节点。西夏陵出土的文物中，既有中原的瓷器、丝绸，也有西域的珠宝、金银器。在经济交流方面，西夏同时使用宋钱和自铸的年号钱，反映了与中原经济的深度往来。西夏重要的窑口灵武窑以及近年考古新发现的以烧造精细白瓷闻名的苏峪口瓷窑的产品中，既有中原风格的青白瓷，又有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褐釉瓷，其工艺融合了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上林湖窑的技术特点，产品沿丝绸之路传播销售。

多元宗教信仰在西夏和谐共存，成为丝路文化交流的缩影。西夏陵出土的大量佛教遗存，如迦陵频伽（妙音鸟）、莲花柱础等，既受中原汉传佛教影响，又吸收了藏传佛教文化元素。而北端建筑遗址中发现的礼制建筑群，则体现了“敬天法祖”的儒家礼制观念，与佛教信仰并存于同一空间。这种多元文化共生现象，展现了西夏作为丝路枢纽的开放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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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的当代意义：

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回望历史，王朝的背影已湮没于尘埃，但其创造的灿烂文明早已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得以传承延续。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西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夏陵是业已消失的西夏王朝最有力的见证。陵区遗址及出土文物揭示了西夏王朝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丧葬习俗以及诸多文化与技术方面的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

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西夏陵。西夏陵的申遗工作于2011年11月启动；2012年，西夏陵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7年，西夏陵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升级加速；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5年，西夏陵作为中国申报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文本尤其突出其“文化交融”的独特价值。

▲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

西夏陵申遗的成功，不仅是中国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更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一种具有典型的交往交流交融意义类型的增加，使中国世界遗产体系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西夏陵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向国际社会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进一步呈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

贺兰山的风，年复一年掠过陵丘，吹送着千年前的文明回响。西夏陵无言，却清晰地讲述着：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旋律，而是多民族文化在融通中共鸣、在互鉴中升华的壮丽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