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突然越过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直接免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指挥张发奎的职务。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军事史上颇具争议，就连一向对蒋介石言听计从的陈诚也认为这一次老头子做的太过分，简直让自己这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颜面扫地。

陈年旧怨

张发奎与蒋介石的恩怨始于北伐时期。1927年宁汉分裂时，作为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站在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其麾下部队甚至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镇压。这种政治立场的对立，使蒋介石始终将张发奎视为"异己分子"。即便在1929年张发奎通电反蒋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其"反复无常"的形象已在蒋介石心中固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发奎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淞沪会战中，他指挥部队在浦东地区顽强抵抗日军，获得"铁军"称号。但据时任军令部次长林蔚的回忆录记载，蒋介石曾在内部会议上评价："张向华（张发奎字）作战勇猛，然终非我黄埔系中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猜忌，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伏笔。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夕，张发奎调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指挥，负责九江至瑞昌防线。值得注意的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其颇为倚重，在7月2日的军事会议上明确表示"九江防务非向华莫属"。这种将领间的默契反而引起蒋介石的警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曾向陈诚透露："委座恐张部坐大。"

九江之失

九江地区的防御存在先天不足。第二兵团下辖李汉魂第64军、李玉堂第8军等部，总兵力约7万人，却要防守长达80公里的江湖防线。更致命的是，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了第106师团、波田支队等精锐部队，并配属海军第11战队实施立体进攻。

7月23日拂晓，日军在鄱阳湖西岸姑塘登陆。张发奎急调预备队反击，但蒋介石却通过军令部直接下令"务必固守九江城区"。这道违背战场实际的命令导致国军陷入被动。据第九战区《武汉会战作战日记》记载，至26日，第二兵团已伤亡1.2万余人，弹药消耗达七成。

关键转折出现在7月28日。张发奎未经请示下令放弃九江城区，退守二线阵地。这一决定虽获得前线将领支持，却触怒了蒋介石。侍从室战地视察组报告称："张部撤退秩序混乱，遗弃火炮12门。"而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辩称："若死守孤城，全军必覆。"

对人不对事

蒋介石的处置手段颇具政治意味。8月1日，他绕过陈诚直接发布命令："张发奎着即免去本兼各职，第二兵团总指挥由薛岳接任。"这种越级处理引发连锁反应——陈诚次日即递交辞呈，虽被挽留，但暴露出指挥体系的裂痕。

当然九江失守确需追责。但对比同期其他败绩（如马当要塞失守仅追责师级军官），对张发奎的处罚明显过重。深层原因在于：第一，蒋需要转移舆论对指挥失误的指责；第二，借机削弱非嫡系将领兵权。据《陈诚日记》披露，蒋介石曾直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被免职后的张发奎调任闲职，直至1939年才重新起用。而接任的薛岳在万家岭战役中取得大捷，客观上印证了蒋介石"用人唯亲"的"成效"。但历史学者杨天石指出："九江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些部队后来成为长沙会战的主力。"

武汉会战中的"张发奎免职事件"，表面是军事问责，实则是政治博弈的延续。蒋介石对非嫡系将领的猜忌，与战争环境下集中指挥权的需求相互强化，最终导致决策变形。而张发奎在九江的困境，既暴露了国军防御体系的脆弱，也反映了中级将领在"服从命令"与"保存实力"间的两难。这场人事风波背后，折射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体制的深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