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将军警卫员刘义权回忆8：与金日成、崔庸健重逢在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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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深秋，高梁正红的时候，地下党传话给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我将武工队交给盘山地下党，迅速赶回总部。

我稍作准备，带一支手枪，又办成讨饭的，从盘山出发，奔海城，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才到了岫岩境内。

为避开敌人检查，我大部份住在瓜窝棚和看菜的马夹里过夜。

怕在路上遇见国民党军队、地主还乡团、清剿队，一路上我躲躲藏藏，多走了许多冤枉路，等到了通化，我已经疲惫不堪了。

东满的深秋，早晚温差很大，白天热夜晚冷。

不过通化地区是抗联的老根据地，在这里我就有办法了。

先找到老关系户，换掉一身的脏衣服，弄到一件破棉袄和一双旧棉鞋，休息了一天后直奔蛟河。

蛟河是解放区，我从这里搭乘汽车到敦化。

当周保中同志见到我时，都有些认不出我了。

“大喜子，你可回来了，这半年多的时间你长高了，也变模样了。”

接着他又说:“锻炼得怎么样，成熟多了吧？”

周保中看我浑身上下，又是泥，又是土，叫到:“乔帮义， 快烧一锅水，让大喜子好好洗个澡。”

然后他上下左右对我打量了半天幽默地说:“看他身上了虱子准比我身上的个大，兴许长尾巴了呢”，说完哈哈地笑了。

洗完澡我换上了一套新军装，象换了个人似的。

几天后，我向周保汇报了在盘山几个月对敌斗争的工作情况，当说到为了盗取军事地图假结婚的时候，周保中风趣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个小鬼还当了一回新郎官呢。”

当我讲到钻荒墓、交地图，后又组建武工队的过程时，周保中含着赞许的目光说:“大喜子，你长大了，也成熟了，做了许多成人都无法办到的事情，看来我叫你单独执行任务的决定是正确的，你不但经得起组织的考验，而且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7年初的一天，由保卫副官李绍刚和行政副官王福两位同志找我谈话说，根据你在盘山的实际工作表现，经组织讨论决定，我们二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填写了一份入党志愿书。

那天下午，在敦化南山的一个树林里，我和另几位同志履行了入党手续。

当时没有党旗，只用一块红布挂在树上象征着党旗，由李绍刚领誓，王福监誓，我和郑杰、还有警卫班的夏铁柱、孟玉同志庄严地向党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当时，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组织生活十分健全和正常。

班、排有党小组，连队有党支部，每个月都能过三、四次组织生活。

记得我入党后的第三天，就听了李立三同志给我们上的“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党课。

上党课时还经常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著作。

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谁有什么意见和思想问题都畅所欲言，大家都能够胸怀坦荡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通过学习和互相帮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大家心情舒畅，团结向上。

这样就为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那时年龄小，思想单纯，对党和革命的认识虽然肤浅，但我认准一个理，中国共产党是咱穷苦人的大救星，作为一名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无论作为一名党员，还是作为一名战士，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论在什么样的艰苦环境下，只要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只要党和人民的需要，我都将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1947年，东北的国民党军连遭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的打击后，被迫采取了“机动防御”的战术。

东北民主联军为歼灭分散守备的国民党部队，打破敌人对南满和北满及其它根据地分割局面，从根本上扭转东北的战局，决定东北民主联军位于南线，东线和西线的各部队同时向敌人展开进攻，发起夏季攻势。

我随周保中同志到白城子一线检查工作后的一天，周保中对我说:“为配合民主联军的这次夏季攻势，还需要你返回盘山，因为你对那里熟悉，有工作基础。这回你仍要依靠以前建立起来的群众关系网和地方武装，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反霸除奸和支前工作。相信你还和以前一样圆满地完成任务。”

我信心十足对周保中说:“报告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再次返回盘山后，我到了高升镇何国祥家。

在这里由何国祥同志主持召开了党小组会议，会上大家针对当前的战局和形势，研究和部署了下一步行动方案和斗争措施。

这次回盘山，由于我和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加之我的工作经验也丰富了一些，无论是发动群众，还是组织反霸除奸，工作起来游刃有余。

我们武工队还配合主力部队辽南独立一团打了两次漂亮的胜仗。

一次攻打沟帮子，一次攻打马场，两个战役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清剿大队和小板桥联防大队，活捉了清剿大队大队长齐大杆和联防队大队的头子，为我军发动夏季攻势扫平了障碍。

经过这次战斗考验，地方组织又发展了陈凡英、王忠和、郭守财等三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扩大了盘山地区党组织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武工队的战斗力。

我第三次胜利完成民主联军交给我的任务，按组织要求，把武工队交给陈其通主持返回原部队。

2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特别是日本侵吞朝鲜那段苦难的日子里，朝鲜有许多爱国者纷纷流亡到中国，参加了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斗争，如朝鲜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安东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依腾博文的事件曾震惊世界。

崔庸健同志早年投身于云南讲武堂学习，与周保中同志是同学，参加过广州暴动，在暴动中他指挥的100多名朝鲜将士全部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金策等朝鲜同志都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过不朽的贡献。

陈云同志回沈阳不久，周保中同志正筹备欢送崔庸健回国。

我随周保中同志去吉林办事临行前，他对夫人王一知说:“你要亲手做几个好菜，把咱们参谋长(崔庸健曾任过二路军参谋长) 请到家来，今晚我们给他饯行。”

出门前他还自言自语地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当王一知打电话邀请崔庸健到家里共进晚餐时，崔委婉地说:“我们都是自家人，还是免了吧，现在司令太忙了。千头万绪，匪情如毛，都等着司令处理，还是一切从简……”

王一知急切地说:“崔兄，你可千万要来，保中临走时留过话，你可不能推辞。”

王一知放下电话，电台台长于保和送来一份电报，电文大意是:

王玉环(崔庸健的妻子)等于近日，由苏联哈巴罗斯克乘火车返回平壤。

周保中于第二天在自己家中宴请了崔庸健同志。

席间，周保中望着这位宽厚、善良，不多言不多语，与自己朝夕相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异族兄弟，心情十分沉重，留恋的情绪溢于言表，眼睛渐渐湿润了，他首先斟满自己的酒杯高高举起，动情地说:“崔庸健同志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和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忘怀的。”

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进。

接着他又为崔庸健斟满酒说:“让我们共同举杯，祝你和其他朝鲜同志回国的路上多多保重，一路平安！”

然后他又斟上第三杯酒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数以万计的东北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血腥屠杀的死亡线上，中朝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有许多将士为此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第三杯酒是敬给这些烈士们的……”

他带头把杯中的酒慢慢洒到地上，其他同志也把酒倒到了地上，大家眼中浸满泪水。

晚餐持续到深夜，在坐的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们到长春火车站，为崔庸健等同志送行， 他乘坐的是由苏军安排的专列。

只见周保中和崔庸健两位战友难舍难分，依依话别。

他们相拥而别的动人场面，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火车一声长鸣驶离了车站，周保中仍沉浸在无限的遐想之中。

列车从长春经吉林、敦化、延吉、直奔图门。

冯仲云派代表一直将崔庸健送至图门江桥。

朝鲜方面由姜信泰迎接崔庸健回国。

3

1946年冬，我军在安东(丹东)的部队进行战略转移，但有一批军用物资无法带走，只好运往江对面的朝鲜。

周保中同志写了一封信给金日成，希望他能帮助安排。

由老抗联干部白生太同志赴朝鲜送信。

白生太通过崔庸健同志找到金日成首相，金日成首相命铁道部金铁珠同志协助中国方面完成这项任务。

很快这批物资就通过图门口岸安全转运到哈尔滨，未受一丝一毫损失。

1947年，周保中根据东北局指示，曾四次派夫人王一知到朝鲜同老战友金日成、崔庸健同志商谈通过朝鲜过境运送我军伤员到朝鲜休养等问题。

1947年秋，我奉周保中之命，跟随王一知同志通过图门江口岸，转乘火车赴平壤会见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及王玉环(崔庸健夫人)同志，请求朝鲜方面支援东北民主联军一批胶鞋， 金日成以最快的速度促成此事，他下令朝鲜全国民品胶鞋暂停生产，全力以赴为东北民主联军日夜赶制军用胶鞋。

只一个月时间，就赶制出30万双胶鞋，解决了我军的急需，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最大的支持。

周保中同志曾说过:“我们谁也不能忘掉中朝人民的友谊。”

从1946年到1948年两年间，我们有18批，1万多人次，由朝鲜过境到解放区去；由朝鲜过境转运各种物资21万多吨； 有1千多名伤员在朝鲜养伤、休养后又重返战场；还有近百余名民主人士由香港、上海等地经过朝鲜境内从图门江口岸入境，顺利到达哈尔滨。

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后，为了同朝鲜加强联络，曾派朱理治为首的22名同志，赴朝鲜平壤建立中共东北局驻朝鲜临时办事处，这也是我国驻朝鲜的第一个官方外交办事机构，在运送人员、转运物资、接送民主人士过境等工作中，这一外交办事机构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随周保中同志到达长春北部的德惠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转来朱理治同志的电报，电文大意是: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请周保中同志有机会访问朝鲜。

周保中立即决定马上前往。

1948年11月7日，我们乘火车到吉林市稍做休息后，又乘车到图门江市，过图门江桥到朝鲜的南阳。

老战友姜信泰(时任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在南阳等候，并陪同周保中、王一知、周伟(周保中的女儿)和我前往平壤市。

1948年11月8日下午，金日成、崔庸健及其夫人们到平壤火车站迎接。

我们一下火车，战友们激动得热烈拥抱在一起，久别重逢，分外亲切，那场面让人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住进朝鲜国宾馆，当晚金日成、崔庸健同志为我们的到来举行了盛情的欢迎晚宴。

别离三年多的战友相聚在朝鲜共和国的首都，大家思绪万千，共叙分别后互相想念的相思之苦。

周保中非常感谢金日成、崔庸健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东北民主联军的无私支援，感谢朝鲜人民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他动情地说“这充分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1948年11月9日，我跟随周保中将军和他的夫人王一知，女儿周伟，在金日成首相及夫人金贞淑，儿子金正日的陪同下，到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安吉(曾是周保中老战友)的墓前献了花圈，寄托我们的哀思，为了记住这一历史瞬间，我们在墓前合影留念。

当天下午，周保中到金日成家坐客。

王一知在金日成家相册里看见了一张当年她抱着金正日照的照片，不由得回忆起在苏联88旅那段难忘的日子，真是百感交集。

金日成和周保中一起回忆起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更是战友情、兄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仿佛又听到了篝火旁战友们相互鼓励的欢笑声；仿佛又看到了战友们在行军路上艰苦跋涉的身影；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友和同胞，不禁热泪盈眶。

这时崔庸健和夫人王玉环，原抗日联军战士林春秋同志走进门来，也被这种场面感动得流下泪来。

林春秋将她以前缴获的一只日本手表摘下来，戴在王一知的手上说: “明天你们就要回国了，留个纪念吧。”

王一知不肯:“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

这时金日成接过话说:“拿上吧，等战争结束了，把它送到博物馆，作为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周保中紧紧握着金日成的双手说:“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和生命凝铸而成。”

临别时崔庸健请周保中代问姜焕洲同志好(金日成、崔庸健是姜焕洲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1948年11月10日，我们一行4人从图门回国，乘车直奔沈阳，向东北局领导汇报朝鲜之行的情况，7天后返回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