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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上,吴石、聂曦、朱枫、陈宝仓四人英勇就义。
这起震动台湾的情报大案,让人想不通的是,聂曦早在1949年底就调离了吴石身边,到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当了个科长。
按理说这个距离应该能让他躲过一劫,事实却恰恰相反,聂曦不仅没逃掉,反而和老上司一起走向了刑场。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啥?为什么调走了还会被抓?

副官到科长,看似平安的人事调动
1941年时,聂曦还是个年轻军官,被调到吴石身边当少校副官。
这一当就是八年,两人关系早已超出了上下级的范畴。吴石这人脾气好,对聂曦格外信任,大小事都愿意交给他办。
1949年形势急转直下,吴石接了个艰巨任务,要把500箱国民党军事档案从南京转移出去。
这些箱子装的都是机密文件,兵力部署、战略计划一应俱全。

聂曦跟着吴石把这批东西运到福州藏了起来,后来这些档案全落到了解放军手里,成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9年8月14日,吴石被调往台湾,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聂曦自然也跟着上了船,到了台湾继续给吴石当副官。台北的日子没过多久,人事调令就下来了。
聂曦被调到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当了交际科科长。

表面上看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级别也不低,管着对外接待和公关事务。
吴石的副官位置由王正均接替,这人跟聂曦还是福建老乡,两家早年是邻居,关系也不错。
聂曦调走后,很多人以为他和吴石的联系就此断了,谁知道这只是个假象。
聂曦虽然换了单位,私下里和吴石的来往并没断。

吴石有些不方便出面的事,还是会找聂曦帮忙。
交际科这个位置看着不起眼,实际上接触的人多,办事方便,对搞情报工作来说反倒是个好岗位。
聂曦手里能经办各种证件,出入境通行证、特别通行证这些东西,在他那儿走个程序就能办下来。这个便利条件,后来成了他“致命”的破绽。

一张假证件,埋下致命线索
1950年1月,台湾的情报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共产党在台湾的负责人蔡孝乾出了事,这人一开始被保密局抓住,笔记本里留下了几条关键线索。
其中有“吴次长”的字样,还有张女人的照片,照片背后写着“计小姐”三个字。这个“计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蔡孝乾的妻妹马雯娟。
蔡孝乾当时人还在保密局手里,却设法逃了出去,这下台湾当局更紧张了,全岛戒严,出入境管控升了好几级。

蔡孝乾逃脱后急需把妻妹马雯娟送出台湾,这事他找到了朱枫。
朱枫是地下交通员,专门负责传递情报和联络工作。要办出境证得找内线,朱枫通过关系找到了聂曦。
聂曦当时在交际科,办这种证件属于职权范围,他给马雯娟弄了张假出境证,名字用的是“刘桂麟“。
这张证件本身做得挺像那么回事,该有的印章签字一样不少,问题出在申请表上。

聂曦经办这个业务时,按惯例在申请材料上留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着他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职务和联系方式。
这张名片就像一根“导火索”,埋在那堆材料里。当时谁也没想到,一张普通的名片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保密局在加强出入境检查时,专门清查了近期办理的所有证件。

他们发现这张署名“刘桂麟“的出境证疑点很多,申请人的背景资料经不起推敲,照片又和蔡孝乾笔记本里的“计小姐“对得上号。
顺着申请表往下查,聂曦的名片就这么暴露了。
保密局的人一看这个名字,立刻想起聂曦原来是吴石的副官,虽然现在调到了别的单位,这层关系还在。

蔡孝乾叛变,撕开情报网的口子
蔡孝乾第一次被抓时没撑多久就跑了,保密局那边恼羞成怒,派了更多人手去抓他。
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再次落网,这回他没能逃掉。
保密局用了不少手段,威逼利诱轮番上阵,蔡孝乾最终选择了背叛,开始供出共产党在台湾的情报网络。

蔡孝乾的供词让整个情报网开始崩塌。保密局拿着这些线索一个个排查,吴石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们马上对吴石展开秘密调查。
吴石的电话被监听,行踪被跟踪,身边的人也都成了怀疑对象。
聂曦虽然已经调走,保密局翻出了他给马雯娟办假证的记录,这下所有线索都串起来了。
蔡孝乾要给妻妹办出境证,朱枫联系聂曦办理,聂曦又是吴石的旧部,这条线清清楚楚。

保密局在3月20日的侦查意见书里,明确列出了聂曦的三项罪状。
第一条是为共产党人员办理假证件,协助其逃离台湾。
第二条是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为吴石传递情报提供掩护。
第三条是明知吴石从事间谍活动而不报告,构成窝藏包庇。
这三条罪名每一条都够枪毙的,聂曦想辩解都没机会。
吴石在被捕后倒是硬气,审讯时一句话没说,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更没有供出聂曦等人的具体行动。
聂曦被抓时还写了份“自白书“,用词像极了国民党军官的口吻,后来的历史学者认为这是他的求生策略,想蒙混过关。

聂曦落网的直接原因,就是那张留在假证件申请表上的名片。
这张名片本来是工作需要,他作为经办人按规定留下联系方式,好让上级或相关部门查询时能找到人。
谁能想到,这个例行公事的动作会给自己挖了个坑。
保密局顺藤摸瓜,从假证件查到名片,从名片查到聂曦,再从聂曦查到吴石,整条线一环扣一环。

聂曦被捕后关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他们要他交代和吴石的所有往来,办过多少假证,传递过什么情报。
聂曦心里清楚,自己落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退路,说多说少都是一个结果。
他在审讯记录里承认了办假证的事,说是看在老上司的面子上帮了个忙,对于情报工作他坚称自己不清楚。
保密局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辞,他们手里有蔡孝乾的口供,有假证件的证据,有聂曦和吴石多年的关系,这些东西摆在一起,聂曦怎么解释都说不通。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了这批人的死刑。
吴石、聂曦、朱枫、陈宝仓四人被押到刑场,枪声响起,四条人命就此结束。
聂曦那年才33岁,从当副官到调任科长,看似走上了平稳的仕途,最后却死在了这场情报战里。
执行完毕后,记者被允许到行刑现场拍照,这组照片很快就送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这是他的命令:死要见尸!

实际上,仅仅在吴石、聂曦等四人遇害两个月后的8月10日,吴石的副官王正均和作战参谋林志森也被处决。
因此,后来有人纠正,吴石案中的烈士人数应为六人,而不是最初说的四人。
他的妻子高秀娟后来委托亲戚领回了骨灰。根据网上资料显示,他的弟弟聂磊也因为这事受牵连,直到1983年才平反。
聂曦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个身份的背后,是他为情报工作付出的生命代价。

聂曦的案子说到底,就是一张“假证件”惹的祸。
他调离吴石身边本来有机会全身而退,偏偏因为帮老上司办了件事,在假证件申请表上留下了痕迹。
这个细节成了保密局破案的关键线索,最终把他送上了刑场。
聂曦虽然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只是个情报员,可在那个危险的年代里,他却选择了站在吴石这边,这份忠诚最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信息来源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台湾“国防部“档案:《吴石等人案侦查报告》(1950年3月)
3. 《隐蔽战线春秋——情报人员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4.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台湾“国史馆“,2008年
5. 《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第十三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7年
更新时间:202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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