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西南的古隆中，是否是襄阳西北的隆中？

昨天逛成都诸葛亮故居时，跟@勇者将军剑 网上争了几个小时，因为路上不方便查资料，纯用逻辑对喷谁也说服不了谁，还累，我答应回来后好好写文回应。

原本觉得胸有成竹，结果晚上@冲气和 老师发了几条材料，直接让我“道心破碎”，在此声明：“我不再坚持，古人把西南记为西北的概率很小。”修正为“在某些城市（比如襄阳），这种概率确实较高。”

当然，具体争论过程，还是要还原一下。

几年前，我作为躬耕地话题的小白，听了两次双方争论，再查了点资料，就上襄阳直播间，提出我认为最大的问题“隆中在沔之阳、在襄阳西北方的记录明显更多，你们为什么要坚持西南方的沔之南呢？”

我的初心是，隆中回归历史上原址的汉水北，汉水分界不再是问题，争议就小得多了。

但襄阳老师们可能早听南阳方用这些话来嘲讽过古隆中景区，直接把我“认证”为冒充第三方的南阳人，还笑我用苏轼诗当证据。

可能嘲讽得过分了些，方圜老师被人录屏举报封号，我作为被嘲讽方也连带被封了两个月，同时也莫名成了“襄阳公敌”。

次年查了更多资料，我更加倾向于“真隆中在襄阳西北”的观点，写了一篇长文。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362723553340441122/

后来在直播间和一些襄阳老师和老薛也争过，增加了一些想法，包括后来看到曹文柱与冯博文等学者的论文，也断续在文章里提过。其中已故的曹博导主编过《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卷》《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卷》，参与《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编纂，是大权威。

简述我之前质疑的点：1.李兴文的“在沔之阳”（襄阳方用“追述张昌事件不代表祭祀时间”来敷衍）；2.《荆州记》独乐山在邓城西七里，显然是沔北兼襄阳西北（襄阳方用《荆州记》错误，或者沔南也有座邓城来解释）；3.《三国志.庞德传》中，庞德驻地在樊城北十里，有堤，说明当时汉水河道偏北，则《荆州图副》“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和《水经注》“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也在襄阳西北。（襄阳方认为此堤为涨水临时修的，也有说不是汉水堤的）。

还有更多就不提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以前文章。

真正的核心证据，还是从《荆州记》《元和郡县志》到明清史料，隆中山大部分被记为“襄阳西北”，无一“西南”。尤其是《元和郡县志》在提到万山在襄阳西的同时，说隆中山在西北，则隆中明显在万山北。

《元和郡县志》

《花甲闲谈》

苏轼《万山》诗作为文学作品，有太多想像空间，不是主要证据，只是辅证之一。（王粲井在万山北坡，苏轼在汉水边上看王粲井，我认为他目光不可能透过万山看到西南的今隆中，所以只能“回头望西北”，看向邓城方向。）

襄阳老师们之前的几种解释是：

1.古人通过观察太阳来目测方向，春冬两季测不准。（可以解决苏轼游山时搞错，但如果说那么多地记、县志作者都没使用专业工具和方法，而且全都在春冬季出门，过于牵强。）

我确实不清楚太阳偏角与地理方位角度的换算关系，但肯定是越往北的地区误差越大，难道北极圈也靠太阳来判断方向不成？如果季节、纬度对方向判断影响过大，以古人的经验难道仍然相信太阳？今隆中要想明显达到“襄阳西北”的标准，恐怕这偏差要到30度以上吧。

2.苏轼从万山出发去古隆中，因为没有直通路径，需要先往南十余里再往西北走，苏轼是这个时间说出“西北望”的。（同上，不适用地记、县志测量者。）

3.“襄阳西北”说的是襄阳县界的西北而不是襄阳城的西北，在隆中方位问题上，所有讲西北的学者都是站在襄阳南界在描述。（这更是牵强到没边，有什么理由要去那个边界点？我正是因为这个说法而气笑了，讨厌襄阳说，但现在回想，估计是我理解错误，人家不是那意思。）

4.直播间“不见其比”老师引《后汉书》中益州诸郡虽然现实在洛阳西南，但被书中记为“洛阳西”。（这个举例意义不大，因为我从没说“西不能指西南”，习凿齿的“西”确实可能指西南，但我说的是盛弘之等人的“西北”，要指西南的概率很小。）

5.勇者将军剑老师说的“县域概念”，我一直以为是前文的第二、三类，鸡同鸭讲了一小时，才听懂他说的是，将整个县域几百平方里视为一个点，再来看隆中在这个点的哪方。

（我不认为古人在这种地理描述上会使用现代的“圆心”概念，他们又没有卫星地图。当然相比而言，这已经是一种比较好玩的推理了，我不排斥这种可能，聊备一说。其实这种说法虽可勉强解决方向问题，但古人是将方位与里数连用，你将襄阳说成一个域，这个“十里许”“二十里”的起点又如何定呢？）

6.认为盛弘之的“西北”是想当然乱写。（这个没法反证，也没法实锤，跳过。）

7.古代很多城市有偏角，北城门或西城门其实面向西北方向，以这个门为坐标，正对西门（实际为西南向）的就“视为西”。（作为成都人，我是能接受，因为成都偏28度，我也听过多次中国建筑中轴线讲座时举的例子。

按下图，襄阳和成都有类似情况，就是根据旁边的水系来筑城。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假如每个城市都按自己的角度来报数据，那么全府和全国的地图，就会因标准不统一而混乱。而且还涉及城市重建和某个方向不止一门等问题。）

李富平《襄阳城址变迁图》

那襄阳方以上的几种说法，我有接受也有不接受，但我向来的标准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概率有多大”？

南阳老师也爱举例，用各种解释来证明南阳=宛，我同样是因为“指郡域的概率远大于指郡城”，不支持互指，也不否定，但我会明显倾向“南阳指郡”。

那在隆中方位上，我也是因为常理：“编写地记、县志的是专业测量者，经验丰富，测错概率小”，所以我明显倾向于“西北没测错，只是明代人在襄阳西北找不到山，才把西北改成西南。”

关于南阳郡的用法，我从正史找五百条就已经穷尽了，而关于古人测量方位的准确性，至少十万条，根本无法穷尽，我不相信襄阳老师们说“古人测错的概率占50%”属于“常识”，至少不是他们认真统计得来的。

目前多数古城有几度偏角（比如北京中轴线偏2度），学者主流认为是因地磁偏角变化，也就是认为古人是依据指南针定方向，而非不靠谱的太阳。

道理说完了，剩下就是等襄阳方举证来说服我。

之前一直没有等到让我信服的说法，我对“真正的隆中在西北”越来越有自信，甚至准备像林公子说搞沔北诸葛亮故居那样，我也想掏钱在邓城村南边申请立块故居的牌子。

直到昨晚冲气和老师举例：明清有几种志书把万山也记作“襄阳西北”，我的大厦就崩塌了。

按今天的地图，万山确实在明清襄阳城的西南，既然被明清人记为西北，那确实表示明清方位概念与现代的差异。

我不归于测量技术错误，但认为他们大概率是以有偏角的城门为参照物。

如果只是明清几份材料有问题，我心态不会这么崩，关键是我翻自己旧文章，当时我已经注意到《荆州记》也将万山记为西北，但不知为何跳过荆州记，主要以《元和郡县志》中“万山在西”来举例，而且不再往后查，当时我的逻辑确实是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用《元和郡县志》+其他地记、县志来对冲《荆州记》+冲气和老师挑的那几条，但也最多回归襄阳主张的“五五开”。

原本我心目中的“大概率”，被打回“中等概率”，这好像还是躬耕地问题中的第一次，因为我正常情况下很少树“大概率”这种flag。

因为核心证据打折，在“西北”和“西南”之争问题上，我算是投降一半，后续有更明显证据再说了。

虽然有些明清地图把隆中山画在西北或者记为“府城北”，但画在西南的也不少，这里也不纠缠了。

最后简单说说与勇者将军剑争论的另一话题：“光化王为什么宁肯让襄简王背骂名，也要说伏龙山诸葛庙是隆中山诸葛亮故居？”

我的解释是，光化王认为，与诸葛亮为邻是美谈，不会挨骂，事实上当时的争议一是他家骚扰到了僧人，二是第一次迁建的诸葛亮庙位置不好，而且小，并不涉及“占诸葛亮庙”的问题。

《明襄王崇慰先贤疏》《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说得很清楚“襄简王先年慕隆中佳秀，择为茔葬之地，后人不能体王之意，将诸葛亮祠迁一于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庙且陋小。”因此光化王又择地新修一庙，向朝廷表功，完全不认为襄简王做了坏事，反而有吹捧襄简王择地有品位的意思。

反正诸葛亮庙是后世纪念性建筑，迁建根本不算罪恶，建得好还是美谈。以光化王和林光的意思，只要把襄简王葬地与诸葛亮草庐绑定为一地，只会换来美名，这也沿袭了历代襄王将葬地改为名山的做法。

这话题昨天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在此不必继续，有兴趣可看我旧文更多细节。（可能因为“西南误作西北”问题发生变化，该文很多地方不适用，但我也不打算再重写，明清问题对汉末真正的躬耕地影响不大。）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4398531637493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