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沉云汉：许倬云与一个时代的落幕

2025年8月4日，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于美国溘然长逝，享年95岁。他的一生，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书，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思考。他是旧时代的新人，以崭新的视角和理念探索历史；他亦是新时代的旧人，坚守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像一座桥梁，承担起弥合时代裂缝的重任，留下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与难以磨灭的记忆。

1930年7月，许倬云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世族大家。家族世代书香，文化底蕴深厚，父亲许凤藻更是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官至国民海军少将。虽为武官，许凤藻却有着文人的修养与气质，这对许倬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倬云的名字取自《诗经》中的“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寓意着他如浩瀚银河般闪耀。而家族“穷无矢志，富不癫狂”的祖训，也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印刻在他的心中。

然而，命运似乎在许倬云出生时就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与孪生弟弟一同降临人世，弟弟身体健全，而他却患有先天肌肉萎缩。这一疾病使得他的手脚弯曲，行动极为不便，生命的轨迹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当同龄的孩子们在街巷中欢快地奔跑嬉戏时，许倬云只能被困在家中，他的活动范围在7岁之前仅仅局限于家门口。没有伙伴，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他的童年时光被孤独紧紧包围。

乡人路过他身边时，眼中往往流露出悲悯的神情。但这个小小的孩子，并没有被命运的不公打倒。家族深厚的士大夫背景赋予了他底气，让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也拥有了常人所没有的独特视角。

由于无法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家中的书房便成了他的学校。父亲阅读的书籍，他总是跟随其后一一捧读。他读的第一本书，是父亲亲自教授的《史记·项羽本纪》。

从那时起，他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沉浸在浩瀚的书海之中。他尤其偏爱各种中外人物传记，在那些伟人的文字中，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内心逐渐明朗，孤独感也随之慢慢消解。

在许倬云的回忆中，“当时我的功课非常偏颇。文、史方面的知识足够用，可数、理却完全没有基础。几位老师便专门为我指定了一些书籍，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这类书籍对我的影响巨大。”这些书籍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他求知的道路，也为他日后在历史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倬云的童年，正值日军入侵中国，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那种战乱的气氛，如同阴霾一般，深深笼罩着他的生活，深入他的骨血。抗战的经历，如同一条无形的线，贯穿了他的一生，对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他的父亲在抗战期间负责供应军粮民食，这一职责使得他们一家不能远离前线。年仅7岁的许倬云，不得不跟随父亲四处奔波。

他们常常借住在老百姓家中，睡在借来的铺盖上。这段经历让许倬云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他亲眼目睹了贫苦农民的辛勤劳作，看到了孩童们在田地里抓虫子的场景。

童年时期的许倬云（前一）

由于身体残疾，7岁之前他无法正常站立，父亲常常将他安置在农村的土墩或者石磨上。他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默默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看到了满目的可怜人。

抗战的8年，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前线的士兵撤退到农村时，乡民们毫无怨言，纷纷拿出家中仅有的粮食，大家一起分享。没有粮食时，就共同挨饿。这种军民一家、共患难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许倬云。在他的内心深处，农村永远充满着希望，没有挽歌。多年后，在晚年回忆起那段抗战岁月时，他依然激动不已，声音哽咽地说：“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

在那动荡的年代，饥饿与恐慌如影随形，贯穿了许倬云的童年。他曾亲眼看见日本人大肆屠杀平民的残忍场景，有些乡民在踉跄逃命的途中，不幸被日军的扫射无情击毙。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得许倬云的内心早早地承载了太多的沉重，他注定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轻松地成长。

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感慨地说：“我知道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这段充满苦难与艰辛的童年经历，不仅塑造了许倬云坚韧的性格，也让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1948年底，年仅18岁的许倬云跟随父母迁往中国台湾。初到台湾时，日子过得异常艰苦，许倬云清楚地记得那种饿肚子的难受滋味。在这个陌生的异乡，他的身份是流亡学生，然而，幸运的是，他的求学道路却出乎意料地顺畅。

他进入台南二中读高三后半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考入台湾大学。最初，他选择的是外语系，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位同学的母亲是台大外文系教授，她看到许倬云身体残疾，行动不便，便好心建议他学习外语，将来可以在家中从事翻译工作，以此为生。

然而，开学仅仅三周后，台大校长傅斯年找到了许倬云，对他说：“你应该读历史系，将来你来史语所帮我忙。”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独具慧眼，看出了许倬云在历史学方面的天赋和潜力。

傅斯年

许倬云听从了傅斯年先生的建议，从此踏上了历史学的道路。在台湾大学，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古书，从《诗经》《左传》到“三礼”“四史”，广泛涉猎。期间，他有幸师从李济、沈刚伯、凌纯声、芮逸夫等学界大家。这些名师各具专长，来自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的教导和熏陶，让许倬云接触到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思想，为他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历史学功底。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智慧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心底悄然萌芽。

师长们对许倬云格外照顾。时任校长钱思亮发现许倬云在学术讨论中，常常滔滔不绝，有时稍显心高气傲。于是，在一次讨论会结束后，钱思亮把许倬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即使你的意见是大家最后得到的结论，你也必须等一半以上的别人发抒各人的想法后，你再说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于人于己，都有讨论的机会。”这番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倬云前行的道路。

后来，许倬云回忆时表示，钱校长的这番教导，让他终身受益。 在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钱思亮校长又一次展现了对许倬云的关怀。他心疼许倬云身体残疾，行动不便，担心他在领取毕业证书时会遇到困难，便特意关照他提前上台接受毕业证书的颁发，用心呵护他的周全。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研究生第二年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然而，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李国钦奖学金有一条规定，必须是身心健全者才能获得。

许倬云因身体残疾，无法满足这一条件，眼看就要错失这次难得的留学机会。得知消息后的台大校长钱思亮爱才心切，内心愤懑不平。他多次安慰许倬云，并亲自出面，恳求胡适帮忙。

胡适，这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得知此事后，不辞辛劳，四次前往纽约拜访华侨徐铭信先生。胡适向徐铭信先生详细介绍了许倬云的才华和困境，希望他能捐出一笔奖学金，帮助许倬云实现留学的梦想。

徐铭信先生向来主张科学救国，此前从未在人文方面捐赠过奖学金。但胡适先生亲自上门恳求，让他深受感动，最终破例捐赠了1500元美金，并表示下不为例。

1957年，27岁的许倬云在胡适的帮助下，终于得以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基隆码头，他与母亲含泪分别。母亲的心中满是担忧和挂念，自己的儿子身体残疾，却要远渡重洋，去国外求学。

她在许倬云的行囊里仔细地装上了针线，更装满了对儿子深深的牵挂。她拉着儿子的手，哭诉道：“你一定要平安，照顾好自己，学成后定要回来。”这声声叮嘱，如同温暖的春风，伴随着许倬云踏上了新的征程。

许倬云来到芝加哥大学后，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让他耳目一新。他进入东方研究所，这里学风自由，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在这个多元的学术环境中，许倬云如鱼得水，与各国的同学和老师广泛交流学术。他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

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许倬云偶然在朋友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加缪的作品。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花了一夜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那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当西西弗再次站起来，举步向山下走去时，他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这个片段让许倬云在身体遭受病痛折磨时，找到了精神上的莫大安慰，内心的纠结也逐渐消散。他从自己残疾的身体中获得了一则宝贵的经验：凡事不能松一口劲，看东西要看它本身的意义，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想东西要想彻底，不能只是浮光掠影。

很快，32岁的许倬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当地的很多大学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希望他能留校任教。然而，许倬云却毅然拒绝了这些邀请。他始终记得五年前在基隆码头母亲对他的叮嘱，也记得自己答应过老师傅斯年，将来要回台大史语所帮忙。

青年时期的许倬云

1962年3月2日，学成归来的许倬云已过而立之年。他满心欢喜地回到台湾，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噩耗——胡适先生出殡的日子。许倬云悲痛万分，他顾不上旅途的疲惫，直奔南港中研院，想要送先生最后一程。然而，由于自身腿脚不便，他无法爬山到达胡适先生的葬礼现场，只能无奈地送到山下。他的心中充满了遗憾，“那时候我心里很难过，胡先生帮忙我出国读书，如果我前一年10月回来的话就能见到他了”。

为了报答胡适先生的恩情，许倬云决定将学问做真做好。他担任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同时，他还和朋友一起创办了《思与言》杂志，希望能够尽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替中国找一条路”。那时的许倬云，就像当年的胡适一样，不仅在高等学府中为学生们传授专业知识，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争取民主、讨论自由而发声。

然而，时局动荡不安，父母整日为这个投身学术和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儿子提心吊胆。家人希望他能够尽快成家，过上安稳的生活，甚至建议他去乡下随便找个女人回来，生孩子管家就行了。

许倬云听后非常生气，他坚决地说：“我为什么那样就行了！”对于爱情与婚姻，他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追求，如同对待自己的学问一样认真。他曾说：“必定要有一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她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而我也看见这个人。”

许倬云一直在等待那个能够与他产生精神共鸣的女孩，终于，这个人出现了，她就是孙曼丽，曾是许倬云的学生。许倬云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时，工作非常繁忙，有时只能在周六上课。学生们都想逃课，但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孙曼丽却非常大胆，她直言：“星期六，我要和男朋友出去玩的。”那时，所有同学都对许倬云心怀敬畏，只有孙曼丽不怕他。

孙曼丽长相姣好，家境殷实，身边有很多年轻男孩追求她。但她却唯独欣赏许倬云，欣赏他的个性，欣赏他的不认输。她曾说：“他很有才华，而且从不认为自己身体不方便，就必须要妥协。” 两人志趣相投，相互吸引，逐渐靠近，最终走到了一起。

1969年2月9日，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孙曼丽的同学对此感到十分讶异，纷纷问她：“你怎么敢和他结婚？”孙曼丽坚定地回答：“没什么不敢的。”这句话也成为了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1970年，为了更好的发展，他们一家远渡重洋，来到了匹兹堡。在婚姻生活中，婚前，孙曼丽仰慕许倬云的才华；婚后，她则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保护他的天真，甚至还帮他的书取名。许倬云曾深情地形容妻子：“她是我一辈子的福气。”

两人结婚53年来，前半生是许倬云教孙曼丽很多，她对他十分佩服；后半生是孙曼丽在照顾许倬云，他对她也充满了感激和敬佩。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扶持，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当许倬云陷入抗战记忆而落泪时，妻子孙曼丽总是会及时地为他递上纸巾，轻声宽慰他，她就像他的情绪安抚员，给予他温暖和力量。

80岁的孙曼丽曾这样描述与丈夫的相伴生活：“他追求完美，不认为他身体的不完美影响到他人的完美，我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我们两个上街买菜，都牵着手走路。”当老太太翻看自己当年大学毕业照时，还会自信地感慨：“怎么以前那么漂亮？”

许倬云年纪越来越大，他总是思念家乡。他想念故乡无锡，想念长江边上看雨的时刻。每当这时，孙曼丽就会给他做一道家乡菜。

有一次，吃完妻子做的炖蛋后，许倬云满足地说：“这个真好，味道跟我妈妈做得很像。”

许倬云从不慌张、不摇摆，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份真。他做学问认真，做人真诚，对国家充满真心。因为这份真，他率性而为，不轻易被时代、被他人、被权势所改变。他常常自嘲：“我，伤残之人，要能够自己不败不馁……我从生下来知道自己残缺，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

在大学授课之余，许倬云从未停下手中的笔，他著作等身，《心路历程》《万古江河》《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诸多作品相继问世。年迈的他，还努力学会了使用电脑。

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学习电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有人选择放弃。但许倬云不服输，他一点点地学习，每天坚持接收最新的时代讯息，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保持新鲜和活力。这正是许倬云个性的一部分，他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世界的好奇，永不放弃。

1984年，32岁的王小波远赴妻子李银河就读的匹兹堡大学读硕士，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他挂在许倬云名下注册读书。上课时，师生二人不拘泥于形式，常常一聊就是一个下午，谈话内容无所限制，自由随性。

王小波的坐姿松松散散，许倬云也总是坐不住，坐得东倒西歪，但两人却都感到自由自在。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

当时的王小波开始创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并且已经完成了《黄金时代》的初稿。许倬云看完稿子后，给出了关键性的建议：“文字是矿砂，还是铁坯？是绸缎，是利剑？全看有没有炼字的淬炼功夫。文章要干干净净，而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了。”

这个建议犹如醍醐灌顶，给了王小波很大的帮助。他再次修改《黄金时代》，在文字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最终使得小说的文字变得非常精炼，腔调戏谑而浪漫。

1991年，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出版发行。

许倬云以读者的身份，在圈内大力推荐这部作品：“我不是作家，我破个例，推荐一本书给你们。”

没想到，《黄金时代》获得了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王小波也因此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奖金，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许倬云曾说：“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我却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李银河与王小波

只可惜，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过于短暂。

1997年4月11日，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一个春天的清晨，他悄然离去，没有惊动周围的人。王小波去世后，妻子李银河在接受访谈时曾说：“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的‘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

许倬云对王小波的帮助，似当年钱思亮、胡适对他的扶持，这份知识分子间的惺惺相惜，在岁月中流转不息。王小波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许倬云时常在深夜想起这位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些关于文学与人生的畅谈，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温暖记忆。

1999年，69岁的许倬云从美国匹兹堡大学退休。卸下教职的他，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反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大众史学的写作中。他曾坦言：“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老百姓的事，我兴趣最大。”这份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源自他早年与底层百姓的朝夕相处。抗战时期在乡村的漂泊，让他亲眼见证了农民的坚韧与苦难，也让他明白，历史不该只记录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更要书写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 他的笔触变得愈发平实，却也愈发有力。

《万古江河》中，他以长江黄河的奔流为喻，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兴衰脉络，从青铜器上的纹饰到市井中的叫卖声，从文人的诗词歌赋到百姓的柴米油盐，让读者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看到每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轨迹。罗翔曾评价：“许老先生尤其难得有一颗爱普通人、为普通人寻求安顿的心。”

这种“安顿”，或许正是他从自身颠沛经历中提炼出的生命智慧——即便身处乱世，人依然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晚年的许倬云，思维依然敏锐如锋。他学会了用电脑查阅资料、撰写文章，指尖在键盘上敲击的速度或许缓慢，但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深思。他的书房里，书架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既有线装古籍，也有最新的学术期刊。

他常说：“永远不能离开今天的世界。”每天清晨，他都会让孙曼丽读报给他听，从国际局势到社会新闻，他始终保持着对时代的关注。

对于当下的文化与教育，他有着清醒的忧虑。“今天的文化是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教育的是凡人，过日子的人。”

他曾在访谈中直言，“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

这番话里，藏着一位老派学者对知识传承的焦虑，也藏着他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许倬云一家人

2018年，《十三邀》节目组走进匹兹堡的公寓，镜头里的许倬云坐在轮椅上，脊背微驼，却目光如炬。当谈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突然红了眼眶。“满路的人奔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坐船坐车逃难，上车上船都推着老弱妇女先上，自己留在后面。大路上奔走，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给孩子说，你们走，走！”话音未落，他已泣不成声。

那泪水里，有对苦难的悲悯，更有对民族精神的礼赞。抗战八年，他见过饿殍遍野，也见过百姓将最后一口粮分给士兵；见过家园被毁，也见过军民合力筑起防线。这些记忆早已融入他的血脉，让他坚信“中国不会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走过异国他乡的孤独，也支撑着他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求索。

晚年的许倬云，愈发思念故乡无锡。他常常说起清漪茶室的评弹，说起巷子里飘来的酱排骨香味，说起小时候在运河边看船只往来的场景。

2000年前后，他曾两次回到无锡，故居早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站在陌生的街道上，他像个迷路的孩子，喃喃自语：“回家了，又好像没回家。”

孙曼丽知道他的心事，时常做些无锡家常菜。一碗简单的炖蛋，要用猪油打底，撒上细碎的葱花，端到他面前时，他总会眼睛一亮：“就是这个味道，和我妈做的一样。”

那一刻，所有的流离与乡愁，似乎都在这熟悉的滋味中得到了慰藉。

2025年8月4日，许倬云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弥留之际，孙曼丽握着他的手，在他耳边轻声说：“我们回家了。”他或许没有听见，但眼角滑落的一滴泪，仿佛是对这一生漂泊的告别。

这位被预言活不过15岁的残疾人，用95年的生命书写了一个传奇。他没有败给身体的残缺，没有败给时代的动荡，更没有败给内心的孤独。他的书房里，那本被翻得卷边的《史记》还摊在桌上，旁边放着未完成的手稿，字迹虽已颤抖，却依旧工整。

许倬云求学于中国台湾与美国，生命中历经战乱别离。“异乡人”这三个字陪伴了许倬云的前半生，孤单一人，不停迁徙。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城与城之间折腾，大半生在海外度过。

他曾说：“往里走，安顿自己。”这不仅是他对自己的期许，更是对每个普通人的启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或许都在经历着某种形式的“流离”，但正如许倬云所示，只要心中有光，有对知识的渴望，有对人间的深情，就能在历史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他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却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那些字斟句酌的著作，那些发人深省的访谈，那些关于苦难与坚韧、关于故乡与家国的思考，终将如《诗经》中“倬彼云汉”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