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陈养山-24

1950年11月，南京市公安局长陈龙调北京公安部工作。陈养山被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长兼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 身兼数职，陈养山的责任更重了。

陈养山接到调令后，抓紧时间移交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后即赴南京就任。

在南京市公安局他见到了许多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的老战友：陈龙、海宇、甘露、马敬铮、黄耕夫等，大家分别多年后在南京会师，都感到非常高兴，更高兴的是今后又在一起战斗了。

南京在中国历史上有“六朝圣地”之称，解放前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反动根基根深蒂固。国民党溃退时，为给共产党制造混乱，放出了关押的三千余名刑事罪犯，还潜伏了许多特务。南京距上海很近，政治、经济情况都十分相似和复杂。由于它的这一特殊地位，解放初期被定为中央直辖市。要确保南京市的平安，陈养山的担子可谓不轻。

1951年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南京市公安局预审科，在审讯国民党中统局的老特务、汉奸黄凯时，遇到了困难。

黄凯其人，1930年至1933年先后在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多次参与破坏我党组织的活动，逮捕杀害我党负责同志多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债累累。如我党中央委员杨匏安、罗绮园夫妇，湖北省委负责人陈华同志全家，爱国人士邓演达等二十多位同志，都死于黄凯之手。

当时预审科的审讯人员均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三十年代的敌我斗争历史不清楚，加之档案尚未来得及整理，无处查考，所以虽已对黄审讯多次，但难以鉴别黄交代的情况是真是假，对黄的坦白程度也难以估计，更不用提需从黄口供中证实历史事件。一切都毫无头绪，正在发愁。

陈养山闻讯后，亲自打电话给预审科询问：“你科是否在审讯一个叫黄凯的犯人？”

预审科长秦杰回答说有此事，并简单地向陈养山汇报了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困难。

陈养山告诉秦杰，明天下午他要提审黄凯。

预审科的同志听说局长要亲自提审黄凯，都非常高兴，迅速做好了提审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下午，陈养山来预审科提审黄凯。秦杰和连承义参加陪审。起初，黄凯避重就轻，态度极不老实。鉴于这种情况，陈养山向黄凯揭示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三十年代的罪恶活动。这时黄凯觉察到这位审讯员，正是当年自己的老对手，知道自己的罪行隐瞒不过去了，便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这次提审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黄凯系统地交代了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期间，在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参与捕捉和杀害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的罪行，以及在武汉妄图抓捕周恩来，结果扑空的过程，及尔后又在上海同另一名中统特务张冲，冒充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申报》《新闻报》上登载“伍豪启事”，编造伍豪以共产党员名义声明退党事件的过程。

此后，黄凯又详细地写了供词。这个案子又审讯了几次，很快结案了。

陈养山亲自提审犯人的事传出去后，轰动了全局，立即在全局于警中引起反响。大家纷纷议论：陈养山局长身兼数职，工作千头万绪，在异常繁忙的情况下能深入基层，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的精神十分可贵，令人敬佩。

陈养山的这一举动，为全局干警树立了榜样，使全局干警深受教育，因而促使全局干警改进了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为此，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表扬了南京市公安局和养山。

陈养山二三十年代曾在武汉、上海、重庆、西安等地从事情报工作，没在南京工作过。但他对南京市的社会情况，尤其对国民党特务机构及其活动的情况有所了解。这对他领导南京市的政法工作很有帮助。

1951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反”运动，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正确领导这场运动，南京市委建立了反革命审查委员会。陈养山作为南京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长兼检察长，自然是反革命审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南京是一个敌情较复杂的城市。在市委讨论、 制定“镇反”工作方案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鉴于南京敌情、社情复杂，反革命分子和潜伏特务人数较多，因此宜采取“稳”的方针，谨慎从事，防止打草惊蛇；而陈养山的意见是：南京反革命分子的人数虽较多，但政法机关对敌情已基本掌握，宜采取大张旗鼓，大造声势的方针，只要发动群众开展几次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就会震慑反革命分子，迫使其悔罪自首。

由于领导“镇反”工作的主要成员提出了不同的方针和做法，实施方案无法确定，于是决定将这两种意见上报中央，然后按中央的批示实施。

结果中央批复，大张旗鼓的方针是正确的。于是发动群众大造声势，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许多反革命分子和潜伏特务感到走投无路，被迫向政府悔罪自首，低头认罪，交出了组织名单、证件、武器，使隐藏在南京的反革命分子和潜伏特务基本肃清。

“镇反”运动结束后，南京市委决定：公安分局的党政关系划归区委领导。公安分局的广大干警，对市委的这个决定议论纷纷，认为大、中城市的公安工作必须由市公安局集中统一领导，不宜分割。广大干警对市委这样决定很有意见。

陈养山认为干警的意见是正确的，市委的这个决定确实不妥。于是他一方面指示各公安分局按市委的决定执行；同时向市委反映，请求市委重新考虑。但市委不采纳陈养山的意见。他便按组织原则，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有关部门干预解决此事。

经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研究，采纳了陈养山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联合署名给南京市委和南京市公安局发出电报，明确肯定陈养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指示南京市委立即纠正公安分局党政关系划归区委领导的决定。

当中央的电报向公安局全体干警传达后，大家都很满意，深感陈养山对原则问题一点也不马虎，能据理力争，因此更加由衷地敬佩和尊敬他。

陈养山处事一贯实事求是。在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有些领导干部搞形式主义，为表示对这场运动重视、积极，每天给基层规定捉贪污犯的指标，完不成指标就要受批评。鼓楼公安分局没有贪污犯，无法上报，但上面催得很紧，分局长李德来很为难，不得已他直接给陈养山局长打电话请教。陈养山答复说：“实事求是。”这件事原本应该实事求是，然而在当时，能得到这四个字的指示，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李德来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这件事。

1952年6月，华北行政委员会设立公安局。陈养山奉调来北京担任中共华北局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他在华北工作期间，主要抓了华北各省公安机关的机构建制和业务建设工作，并帮助内蒙自治区解决了建立大型劳改农场的问题。

1954年秋，撤销大行政区建制，华北行政委员会撤销。陈养山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没有做过司法工作，为尽快熟悉司法业务，他努力学习司法业务知识，每天除工作外，还抽空阅读司法书籍，虚心向著名法学家史良部长请教司法业务知识，以便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司法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1956年秋，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养山被选为出席“八大”的代表。“八大”结束后他同司法部党组其他成员一起，根据“八大”决议，对司法部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制定了整改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