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孔令远

　　一、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

　　徐淮夷在先秦时期常被中原人士视为叛逆的典型，如《左传·昭公元年》有这样一句话：

　　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兢、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

　　作为夷人势力代表的徐国，其之所以在商周时期屡次与中原正统王朝发生冲突，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夏商周时期，在蛮夷戎狄四裔非华夏人中，夷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最高的。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的对外关系几乎全部都是与东方夷人的关系，夷、夏之间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夷人还一度夺取过夏人的政权，除了战争之外，它们之间也有长时期的和平相处。夷人同商周王朝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商王纣曾拥有亿兆夷人，最后还是因为夷人临阵倒戈而身死国灭，周人虽多次征伐徐淮夷，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心腹之患，相反倒不得不承认徐人僭号称王的既定事实。如《后汉书·东夷列传》：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由上可见，东方夷人在先秦时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及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夷人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理应摆脱封建正统史学观念的桎梏，借助于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逐步恢复夷人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我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在夷人族群中，以徐人势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活动时间最长，并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在有关夷人的文献材料方面也以有关徐人的最为丰富，因而要想了解夷人的历史和文化，徐夷无疑是一个最理想的研究对象。研究徐国的历史和文化会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夷、夏从相互争斗到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方诸国尤其是吴、越、楚、群舒与徐国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前人在徐国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由于史料的极端匮乏，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解放前，只有徐中舒、徐旭生、郭沫若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国史或徐国铜器作过一些讨论，解放后也只有顾颉刚、蒙文通、李学勤、陈公柔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国史或徐国铜器略有涉及。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各有独到见解。下面将他们在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徐中舒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作的毕业论文{徐奄、淮夷、群舒考》中对薄姑、徐奄、淮夷、群舒之间相互关系有着精辟的分析，认为这四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尤其指出，“春秋淮南之地有群舒之国：曰舒、曰舒黎（或曰黎）、曰舒庸、曰舒鸠、曰英、曰六、曰宗、曰巢，皆徐之别封也。以文字言之，舒为徐之讹字……以地理言之，徐与舒壤地相接，又同为从齐、鲁南迁之民族。……故由文字、地理及南迁之迹观之，群舒为徐之支子余胤之别封者，不待言也”。这个观点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有颇多吻合之处。

　　徐旭生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专门辟出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徐国历史上谙如徐偃王、徐楚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对与徐国相关的史料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他认为“‘徐’‘舒’二字，古不只同音，实即一字。群舒就是说群徐。别部离开它们的宗邦，还带着旧日的名字：住在蓼地的就叫作舒蓼，也就是徐蓼；住在庸地的就叫作舒庸，也就是徐庸。这一群带着舒名的小部落全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离开宗邦的时侯稍久，所用的字体也许小有不同，由于不同的字体记出，群徐也就变成了群舒。这些部落也各有君长，但全奉徐为上国，大约没有疑义”。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中，对徐国青铜器和徐国文化有着很高的评价，他在《初序》中写道，“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旧文献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证乃出于周人之敌忾。徐楚均为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与周为敌国，此于旧史有征。而于宗周彝铭，凡周室与‘南夷’用兵之事尤几于累代不绝。故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实商文化之派演”。

　　顾颉刚先生在《徐和淮夷的迁留》一文中对徐和淮夷的迁徙、流变作了详细的考证，并在潘光旦先生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徐与浙、闽、赣一带畲民的渊源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的结语中指出，“徐戎久居淮域，地接中原，早通诸夏，渐习华风……徐衰而吴、越代兴，吴、越之霸业即徐戎之霸业，吴、越之版图亦徐戎之旧壤，自淮域至于东南百越之地，皆以此徐越瓯闽之族筚路蓝缕，胥渐开辟……”。蒙文通先生的这一论断值得重视，它正为江浙地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和《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一文中结合文献首次对从井量王到章禹共五位徐王的世系作了排列，并对若干徐器进行了科学的分期、断代；他在《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中指出春秋时期，以徐国为代表的南方列国青铜器铭文与中原和北方相比一个重要差异是，南方列国铭文“器主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先世的名号，最多见的是某人之孙、某人之子，少数还有记出其他血缘关系，以至君臣关系的”。

　　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一文中较系统地对徐器的纹饰、形制作了类型学的研究，他将徐国铜器分为四群：徐王井量鼎器群，庚儿鼎器群，徐王义楚器群和

鼎器群；将徐国铜鼎分为沿耳浅腹鼎，附耳深腹鼎和汤鼎三类；将徐器纹饰分为兽面纹，蟠虺纹与蟠螭纹，以及三角纹填以勾线云纹三类。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研究徐国青铜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篇论文。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每当有徐国铜器出土或发现时，总会有一些研究徐国史和徐国铜器的文章紧接着发表，如彭适凡、曹锦炎、董楚平、刘彬徽、李家和、刘诗中、顾孟武、李修松、万全文、王迅、李世源等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著均颇有见地。

　　彭适凡先生在《有关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中首次依据徐器铭文的字体特点将若干典型徐器分为四期。他在《谈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中，根据徐器铭文材料对盥盘、炉盘及炭箕等类器物的名称进行了规范。

　　曹锦炎先生在《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对绍兴306墓所出铜器进行分析，认为该墓与徐人势力进入浙江有关。他在《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和《越王姓氏新考》中，结合考古、文献、方志等多方面材料，证实郭沫若先生关于“春秋初年之江浙，殆尤徐土”的推论，还证实了越王室与徐国的（者旨）诸暨氏有关。

　　董楚平先生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一书中对徐国金文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对若干铭文的解释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还在《金文鸟篆书新考》一文中首次对带有鸟篆铭文的《徐王义楚剑》作了介绍。

　　刘彬徽先生在《吴越地区东周铜器与徐楚铜器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器物的组合、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吴越铜器与徐楚铜器作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并根据器物的形制、纹饰特点指出出土于六和程桥M1的臧孙钟、M3的罗儿匜当是“铸器于吴国，而器主之族属则为徐人”，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李家和、刘诗中先生在《春秋徐器分期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一文中对部分徐器作了分期，并根据徐器的出土分布情况对徐人的活动地域进行了探讨，认为“春秋中晚期以降，徐人不仅确实迁来江西赣江流域和江浙一带，而且足迹也可能达到湘江流域和广东地区”。白坚（李家和）、刘林先生在《从靖安、贵溪出土徐器和仿铜陶器看徐文化对南方吴越文化的影响》一文中，通过将靖安、贵溪出土徐器和仿铜陶器与湘、赣、浙、苏等地同时期相似器物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在江南地区的春秋时期，除了湖南而外，楚文化的影响可能远不及徐文化影响的深远”。“徐人文化和势力很有可能是先于楚人而人于江南的，而后才逐渐为楚人和楚文化代替，并最终灭于楚”。

　　顾孟武先生在《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淮夷与九夷、淮夷与西周王朝、淮夷与徐、舒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最初还是徐从舒出，皋陶偃姓，而群舒为偃姓国，自为嫡支。少吴集团中偃、嬴之别，即为区分‘嫡’‘庶’而起……徐之社会发展程度既然高于群舒……它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名上再有什么鸟图腾的残迹，而力图加深徐与群舒的鸿沟了”。

　　李修松先生在《淮夷探论》《徐夷迁徙考》和《涂山汇考》三文中对淮夷的族源、淮夷的分支、淮夷的历史地位、涂山氏与徐夷的关系、徐夷的迁徙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认为徐人是淮夷势力的代表，涂山氏即夏以前的徐夷，怀远、绍兴、江州三地的涂山均与徐人的迁徙有关。

　　万全文先生在《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徐国青铜器略论》和《徐国青铜器研究》三文中对徐、楚两国青铜器从二者分布地域、出土数量、器形、纹饰风格、器物组合方式、社会、文化前景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从徐器中保存有较多商文化因素可以看出徐人较为保守、恋旧。

　　王迅先生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中，在广泛收集和系统整理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分夏、商、周三个阶段对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传说和文献对东夷和淮夷各分支族系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对夷人的礼俗也作了初步的探索。他认为“徐国铜器与群舒故地出土的铜器，在器形、花纹等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特征……徐夷在西周、春秋时期使用的文化主要是淮夷文化”。

　　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国小史》一书，是研究徐国史的第一部专著，作者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对徐族的起源、徐与商、周王朝及齐、鲁、吴、楚等国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论证了“虎方”即“徐方”说、徐夷、淮夷为部落联盟说。

　　当然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论著还有很多，由于受本文体例所限，这里只能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上面的介绍中大体了解到前人在徐国史和徐国铜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总的来看，尽管如上所述，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其它先秦中原之外的区域文化研究（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徐文化研究是相当滞后的，这种状况与徐国在先秦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长期以来，由于受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等都无法得以解决。学者们在对徐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慨叹，正如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迄今为止，还未能见到一座完整的，可以指出确为徐国的墓葬……因此，不能知道作为随葬礼器的组合方式，共出遗物以及进一步考察其文化内涵”。徐中舒先生在生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将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写的论文《徐奄、淮夷、群舒考》拿出来发表，很可能就是出于该文结论尚缺乏充分、必要的考古材料相印证的考虑，所以尽管指导该文的梁启超先生对这篇论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该文“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但是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学材料相印证时，徐老宁可将这篇论文一直珍藏起来，也不愿轻易拿出发表，以免万一推论不慎，误导学人。徐先生的这篇论文最后是其家人在他去世后，才从他书箱底发现，然后交由《四川大学学报》发表（题目改为《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前辈学者治学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徐老这种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学者风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件事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治徐国史者单凭自身力量所无法克服的一个困难，那就是相关徐国考古材料的极端匮乏，这个不利因素严重地制约了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而这也正是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症结所在。

　　三、徐国考古学文化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受考古学条件的制约，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徐国王族的世系等都无法得以解决。而且对徐偃王的时代、徐国文化与群舒、吴、越、楚等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及若干重要徐器铭文的考释等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要想将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推向深入，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上述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

　　四、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由点及面，由个案推及一般。我们先从对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考古发掘材料进行整理入手，通过对该墓所出《 乍编钟》铭文的考释，并参照对该墓所出其它器物所表现出的时代特点和地域风格的分析，指出这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由于该墓形制及所出器物与九女墩二号墩十分相似，我们又对《 巢编钟》的铭文进行了新的考释，认为该钟应为徐器，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我们认为九女墩二号墩也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进而又得出邳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王族墓群的结论。接着联系史籍和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对九女墩大墓群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与春秋时期徐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有关，很可能是徐国的都城。然后又结合邳州九女墩大墓群的考古发掘材料，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整理，对若干有争议的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新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对徐文化和徐国的社会状况作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在方法上以王国维先生所率先倡导的“古史二重证”的方法为指导，以考古材料为基本素材，紧密结合文献记载和铭文材料，同时参照当地有关民间传说和民族志材料，力争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证徐国古史和徐国青铜文化。在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铜器进行分期、断代时，我们先将一部分有相对纪年的金文和铜器（即器主人名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者，如义楚器群）作为标准器，然后拿其与其他待确定年代的金文和铜器相比较，同时参照别国年代较明确的铜器，来定出这部分待确定年代的徐国金文和铜器的相对年代。在对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考证时，我们以相关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为主要依据，同时还引用了《左传》《后汉书》《水经注》《邳州志》和《邳志补》等文献记载进行印证，并结合古文字材料和当地有关的民间传说进行论证，最后得出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