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李丽一生争议不断,有人骂她卖身求荣,有人称她是抗日英雄。
真相如何,只有细看她这一生……
1910年,北平一个胡同里,出生了个小女孩,没名字,父母刚生下她不久就去世。
左邻右舍都知道,这孩子是李婶捡来的,后来干脆跟着姓了李,叫她李丽。
李婶是个奶妈,曾在天津一户洋行人家做过事,嫁了个在洋行当职员的男人——李叔,两口子没有孩子,便把这个孤女当亲生的养。
李叔有些门路,工资也不少,日子过得不差,李丽跟着他,穿洋装、学钢琴,中英文都能说。
邻里都说这姑娘有出息,长得漂亮、脑子也灵光。
可惜好景不长,李丽十二岁那年,李叔突然病倒,没撑多久人就没了,生活一下子变了天。
李婶撑不下去,靠做点零工养她,那时候正值民国动荡,日子紧,李婶想着赶紧给她找个婆家。
李丽十四岁那年,嫁进了北平林家的门,对方家底殷实,长子林更新正值青春,比她大几岁,成亲那天,满院子都是鞭炮和贺客,可李丽的心里却是空的。
婚后不到两年,林更新被送往法国留学,李丽被留在家中,跟公婆一起过日子。
刚开始还算平静,后来婆婆开始嫌她不会操持家务、不懂规矩。
林家是世家,讲门第、讲孝道,李丽是外来媳妇,又是没根的孤女,时时受气。
她一口气咽不下去,偷偷收拾了嫁妆和衣服,连夜坐火车南下,奔上海去了。
那一年,她只有十七岁。
到了上海,没有亲戚,也没朋友,李丽开始找工作,最先是在百货店做售货员,后来进了舞厅。
她相貌出众、性格泼辣,很快在舞厅站稳了脚跟。
从小舞女做起,几年内成了“百乐门”的头牌,外号“上海舞后”,还有人叫她“李大美人”,没人问她从哪来,她也从不提北平的事。
有钱人喜欢她,军阀子弟请她跳舞,商界大佬送她首饰,电影公司找她拍戏。
拍了几部片子,虽谈不上红透上海,但足够引人注目,李丽成了“交际花”,也成了那个年代纸醉金迷的代言人。
在“百乐门”门口,她常常穿着西装长裙,坐进自己那辆红色敞篷车。
那时候的上海,能开私家车的舞女,她是第一个。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李丽的生活看起来没受影响,依旧在舞厅周旋,依旧有人请她吃饭、送她洋货,可其实,她早已悄悄改了身份。
这一切,始于一次赴重庆的旅程。
1938年初,“百乐门”暂停营业,李丽去了重庆避风头。
有人把她介绍给军统的人,说她长袖善舞,能说会道,是做潜伏工作的好材料,很快,有人带她去见了一个人——戴笠。
戴笠看着她的履历:中英文流利,结交广泛,有头脑,也有胆识。
他没有立刻表态,只让人安排她,在郊外的一处院子里待三个月,这三个月,是训练,也是观察。
枪械、化装、密写、电报,李丽一一学过。
她不比军人,没上过战场,但她记忆力好、悟性强。
三个月后,戴笠亲自来见她,话不多,只说一句:“你回上海。”再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三个字——“风月上海”。
“风月上海”计划,是为打入日军高层设计的隐蔽战线行动。
李丽的任务,就是回到熟悉的舞厅、酒会、电影院,继续她的“交际花”生活,不同的是,这次要带上耳朵、眼睛,还有脑子。
她很快与驻沪的日本军官接上了头,其中包括松井石根、冈村宁次等人,也有些是军政混合背景的人物,如川岛芳子、土肥原贤二等都与她打过照面。
她不问来历,也不挑对手,只记人说话内容、交往轨迹,很多时候,舞会散场后才是正戏。
老百姓骂她,说她投靠日本人,说她贪图荣华富贵。
有人往她家泼墨,有人写信谩骂。她不解释,只继续按照“风月上海”的部署来走。
军统与她保持单线联系,规定死了:她不能主动联系戴笠,所有联络由重庆安排专人操作,每次交情报,只能是指定人、指定点、指定话术,差一点都作废。
她知道自己活得悬,一旦暴露,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可她还是走下去了。
每次离开日军官邸,手心都出汗,背后没人送她,她只能自己打车回家,脸上还得笑。
她把自己变成了武器,用身体、用记忆、用语言,舞厅里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没人知道她已经是一名军统情报员。
1940年春,华南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邀请梅兰芳率团南下公演,李丽也在名单之列。
那次演出地点在广州,主办方是日军。
她不动声色,提前几天独自南下,在梅兰芳还没到时,就已经进入松井将军官邸安排住所。
那天演出结束,松井设宴,酒过三巡,他当场表示钦佩京剧技艺,要给每位演员发赏。
轮到李丽时,他伸手拉她,说你今晚留下来,我有话说,李丽脸上堆笑,心中已绷紧。
那一夜,松井喝了太多。
李丽在他睡熟后开始在房内查看。书桌抽屉未锁,她看到一份标有“机密”的军用地图和手写文件。
她快速扫视,记住了几个关键词与地名,随后悄悄取下随身手帕,用化妆笔写下内容。
第二天,趁清晨天未亮,她交给了一位“看似是车夫”的接头人。
十天后,军统电报抵达重庆,确认情报准确。
随后的海战中,中国海军配合盟军,击沉了十多艘日军运输船,伤亡过千。
戴笠听到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这是床头偷情报的最高境界。”
李丽从未向外透露任务细节,但她在回忆录中写下了那次惊险,“感觉像是在悬崖上翻绳子,连呼吸都怕惊动空气。”
这不是她唯一一次成功。
她曾在川岛芳子的府上,看到带有“特别军需物资分布图”的卷宗,用配饰暗号将信息带回。
还有一次,在冈村宁次召开的招待晚宴后,她在女仆通道旁听到“沪郊地下碉堡工程”动工时间,与施工方名称,第二天一早便将情报传出。
她没有手枪,没有军衔,靠的是记忆和反应速度。
在这些任务中,每一次进出日军驻地都像走刀锋,一次,她因为带错了一张名片,差点暴露身份,靠着临场转圜和“撒娇”,才从松井随从那里脱身。
有一年冬天,她因任务未及时接头,被困在公共租界一夜,坐在空仓库里,身上披着舞台披风,脚冻得没知觉,咬牙没动。
第二天她才知道,那晚对方被捕,她的幸运只因提前五分钟,改变了路线。
她承认自己怕死,但更怕任务失败,她知道自己在外人眼里,依然是“日本人的宠物”,没人知道她在做什么,甚至连养母都认为她“堕落”。
1945年冬,李丽接到通知,中美合作所在上海举办圣诞晚会,邀请她参加,戴笠也要来。
这是两人自任务开始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面。
李丽犹豫了,最终决定不去,她说:“如果那晚真去了,后来一切也许都变了。”
那之后,两人再没联络。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坠毁。
李丽在香港接到消息,用了整整三天才相信这是真的,她在房间里关了五天没出门,最后只写下一句:‘欲哭无泪’。
有传言说,戴笠那次准备飞往香港见她。这段记录见于她的回忆录,没有旁证。
李丽的身份迟迟未能公开,抗战胜利后,南京接收大员看到她名单,第一反应是“抓她”。
一度被关押,接受长达半个月的审讯。
她一言不发,直到军统旧部介入,才交出身份代号与任务密码。
1945年底,南京军统局召开特别通报会,正式公开李丽的军统间谍身份,授予她“忠贞勋章”,晋升为少将情报顾问。
当天,她穿着一身白色旗袍站上台,背景是一张黑白的照片,记录了她与松井一起看戏的画面。
人群中,有人鼓掌,也有人低头不语。
她搬到香港,后又定居台湾。
据说,她与戴笠曾有私情,甚至育有一子。这一说法见于《误我风月三十年》一书,无权威文件可考。
李丽晚年生活安静,很少接受采访,有人在她家中见到一张泛黄的照片,背后写着“重庆,三月”。
她曾试图为自己正名,却始终被标签裹挟,她知道外人看她的目光,从未真正改变。
为了回应外界质疑,李丽写下十五万字的回忆录。
书名定为《误我风月三十年》,由台湾出版商在她去世后整理出版。
书中涉及大量任务细节,也记录了与军统、日军、舞厅三重身份之间的割裂。
2002年,她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余岁。
没有国家级追悼,没有公开报道,只有几位旧友前来送行,火化时,她身边只放了一件,白色披风和一本回忆录手稿。
“她这一生,不曾被看懂。”这是一本台湾文学期刊对她的评价。
参考资料:
1. 《误我风月三十年》,李丽回忆录(台湾远东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戴笠评传》,赵志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3. 《军统内幕纪实》,李树桐整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更新时间:202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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