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战局走向和抗战前途的正确预判（左双文）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过卢沟桥抗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太原会战、徐州会战等，在华北、华东重创日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开赴前线，投入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在抗战初期，敌人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平津、上海、南京、太原、济南、徐州等许多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沦于敌手。在暂时的失利面前，一些人惊慌失措，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抗战能否坚持下去？中国抗战的进程与前景如何？中国抗战能否取得最后胜利？应该怎样争取抗战胜利？自抗战一开始，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刘少奇等就始终密切关注战局的进展，对战局进行分析和预判，及时对友党友军做出提醒和呼吁，号召全民一致奋起；对如何进行抗战、坚持抗战，应采取何种战略方针、如何进行游击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并明确告诉人们，抗战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些内容，既有党内的指示，也有相当部分是公开发表在《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对于巩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坚定全党、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时期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论断，它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抗战最坚决、抗战必胜信念最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积极的民族革命的主力，是推动中国抗战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伟大政治力量。

一、日本必败，抗战必胜

全面抗战一开始，1937年7月15日，针对部分国人仍然存在的“恐日病”及主张“妥协、退让的谬见”，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日本并不是那样可怕的”。朱德认为，从日本国内的情形来看，日本虽然也挤上了帝国主义的地位，而且又加上法西斯蒂的头衔，但它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日本的国外贸易从1929年起无一年不是入超，它近年来廉价商品的倾销，除了扰乱世界市场与增加对日本劳动者的剥削以外，对于它的收入并没有多少的增加，因为它的这种倾销政策是以几乎低于成本的价格实行的。日本天然资源贫乏，煤、铁、石油、棉花等等的生产量，在平时已经不足用，在大量消费的战争时期，当然更是供不应求。这些对于军事非常重要的原料的缺乏，无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致命伤。文章从日本的农业经济、军事工业、军事状况、社会政治状况等方面分析了日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弱点，指出不要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抗战是唯一的出路！”以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1](P10-12)

1937年 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也分析了日本的弱点：（一）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特别是军事工业不发展。（二）国内矛盾的尖锐化（政府与人民，军部，与资产阶级内部）。（三）中国的地大物博，使日本军队不够分配，无法巩固占领地区。（四）日本后方不巩固（朝鲜、台湾、东四省等）。（五）抗战愈坚持则日本的弱点愈增加，愈有利于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结论就是“（一）中国有力量战胜日本。国内外的形势对中国有利。（二）今天的中心是在坚持抗战 ，进行持久战”[2](P51-52)。

秦邦宪指出，敌不足畏，国际形势不足忧，一城一地之失不足惧，只要我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坚固团结，开展长期艰苦的抗战，“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3](P62)

关于日本方面必将陷入的困境，任弼时分析道，中国抵抗侵略的战争愈持久，愈是可以得到国际间更多的同情与帮助。但日本侵略战争愈深入愈延长，则其国际地位愈孤立。能够帮助它的德意两国，是如日本一样穷凶极恶的，他们只能在西欧牵制英法以声援，不能以大量金钱原料来帮助。敌国能充兵役的人丁，至多不能超过五百万人，最多只能保持前线一百万人的作战力量。它在东方，主要敌人不是中国。它必须保存必要力量，以应付将来对苏对美的大战。敌国的财政，已到相当严重的困难程度，据外报估计它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月消费的金钱，已超过日俄战争的全部，超过攻占东北的几倍，每月约需耗费五亿元。它几十年战争准备的储藏，只够大战开始的半年供给，有些只够三个月（单与中国作战或可稍长）。原料的供给，也开始感受困难了。日寇在被迫延长侵略战争的25探　求 2025年第4期情况之下，只有加重对国内人民和其殖民地的压榨，以图困难之解决。然而因为壮丁的被征调，对外贸易大为减低与入超，国内生产更趋凋零，人民忍受不了国家的增税与无止境的公债负担。占领东北后，日本人民生活实际上比未占东北以前更为降低，厌战与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高。殖民地的斗争活动，也将乘此时机而开展。[4]因此，“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就军事方面讲，日本在中国的战线已经延长到自杭州以达包头的数千里的距离……日本已动员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了，如果它再要占领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须再动员几十万军队，那时它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因为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加上日本国内国际的其他许多大矛盾，它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5](P1)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定的抗日立场，日敌的情报也有所反映，称中共在卢沟桥事变后“极端煽动抗日战争”[6]。另据周佛海在 1938年 10月间所写的日记，国内一些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主和派”，亦自承“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希望对日停战求和，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是“例外”[7](P186-188)。

二、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并反复强调，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共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毕竟“是东方的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国际上有德、意法西斯蒂侵掠阵线的支持”[8](P513)。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抗战初期中方遭受到暂时的困难与挫折是难免的，是在意料之中的，“我们并不否认，自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中国在抗日民族自卫战中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失利。然而我们应该告诉全中国人民，这种暂时的部分的失利，……决不是中华民族的永久的与完全的失败。中日两国决胜负的战争尚在前面。中日两国最后的胜负决不是在几个月内所能解决的，而是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中有远见的领导者所早已指出了的。”[9](P5)

这种情形，是由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张闻天指出，我们不用讳言，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武器不精，军队不强，政治不够修明，民众缺乏组织与训练，所以我们在开始反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日本帝国主义时不免要受到暂时的部分的失利。但我们相信，中国的抗战愈是持久，则中国国内的团结统一必将愈加巩固，国共两党的关系必将进一步改善，政府军队与人民之间更将完全打成一片，因而中国更将愈加坚强起来，愈将向着民主共和国的前途迈进，而能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其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最好方法，也就是持久战。我们相信，只要中国抗战愈是持久，则日寇的困难亦愈多。它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将在持久战中大大增加起来，它的国内的阶级矛盾，它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也将在持久战中尖锐化起来。而且中国地大物博，日寇愈是深入中国内地，则它的兵力的分配愈是不够，它的后方愈不巩固，而愈将便利于我们的各个击破与包围歼灭。”[9](P5)

而要坚持抗战，就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今天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在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所以使国共两党合作发展与巩固起来，更是今天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之中心。”[9](P6)

彭德怀阐述了在坚持持久战的过程中，中日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强弱变化的必然趋势，指出中国必将由暂时的劣势逐步转为优势，并从军事作战方针、军事战略战术（“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持久的消耗战”，“统一指挥与机动”）、游击战争、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实行全民抗战等方面论述了应该如何去争取持久抗战的胜利。[10](P10-15)

当抗战进行五个多月，沿海及内地许多重镇陷落，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之后，中共对坚持持久战、对抗战前途仍抱有坚定的信心。1938年 1月，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指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五个月前，抗战初起，我们即主张坚持长期抗战，决定最后胜负的方针。”[11](P81)

1938年春，当台儿庄战役取得一定胜利之时，在舆论界有很大影响的《大公报》提出即将进行的徐州会战是准决战的说法，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12](P293)

三、怎样争取抗战胜利

抗战开始之后，尤其是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面对着来势汹汹、趾高气扬的侵略者，面对着战场一时的失利和大片国土的沦丧，人们出现一些担忧和恐慌，对今后战局的走向和抗战的前途有怀疑和悲观的情绪，并不奇怪。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站出来，指出日本必败、抗战必胜，分析进步中的中国的各种优势，法西斯日本的各种致命的缺陷，以鼓舞和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具前瞻性的。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得以正确的主张、全面的分析、切实可行的办法告诉一切主张抗战、反对日本侵略的人们，应该如何去夺取抗战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从六大方面阐述了他们的基本主张和具体办法。

（一）提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八大主张”

1937年7月23日，就抗战发动后面临的紧要问题，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明确提出了八点抗日主张，包括：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并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在稍后的8月2日、8月16日，张闻天在《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李富春在《怎样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的文章中，又重申和进一步发挥了上述八点主张。[13](P7)[14](P7-9)

（二）使“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15](P6)同年9月8日，凯丰发表《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一文，较为详细解释了什么叫“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以及怎样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16](P4-6)。

国民党主张的是由政府和军队主导的片面的抗战，虽然也带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只有进步到全面的抗战，才不会走向失败。“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8](P660)

对此，张闻天也指出：“如果中国方面，把今天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限制于单面的政府抗战，不去动员全民族参加全面的抗战，则中国将为日本所战胜。反之，如果中国方面，把今天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则中国将战胜日本。所以今天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源泉。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8](P514)

（三）要与民族失败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最坚定的倡导者，也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最坚定的力量，始终抱有抗战必胜的信念。1937年9月18日，张闻天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中指出：“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同张皇失措、悲观失望、动摇妥协以及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做坚决的斗争。要使全中国人民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要使他们了解一切困难只要大家努力奋斗，都是可以克服的。要在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心灵中 ，造成坚强不拔的民族自信心 ，这种民族自信心 ，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上的保证。”[8](P518)

在抗战进行三个多月，华北大片地区沦丧，敌人的进攻处处得手，投降和失败主义的论调抬头的情况下，张闻天再度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抱着绝大的信心。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革命主义的力量一定要战胜民族失败主义。因为四万万中国人，除了极少数汉奸亲日派与民族失败主义者外，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是愿意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而且在他们的前面，已经有着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的光明的道路！”[17](P3-5)此外，国内外的各种有利因素将克服投降倾向。毛泽东指出，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发挥出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17](P662)

（四）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当局继续抗战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较为融洽，双方的合作也比较好，中共方面对国共关系的未来走向也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这时，有记者问毛泽东，“此次国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吗？”毛泽东回答：“我以为是的。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然是长久的。”[12](P135-136)毛泽东致电在前线的八路军，应积极配合友军的作战，“在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12](P152)

在1938年5月17日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中，任弼时指出，在上海、太原、南京等重要城市沦陷之后，政府当局丧失了阻敌深入和保卫武汉的信心。蒋介石及其左右对持久抗战各项具体办法，当时亦无多大兴趣，而表示希望苏联出兵。蒋介石虽拒绝了德使的谈判条件，但政府中主和分子仍在活动。当时的情势是相当严重的。面对此一局势，为推动国民党当局继续抗战，努力争取抗战能够继续，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1、向蒋介石继续提议，支持前线，并提出一些抗战的基本方案；2、争取前线将领，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推动阎锡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稳住前线；3、推动白崇禧设法加紧巩固前线与整个部队的工作；4、推动陈诚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以整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5、继续作建立军事工业及新军队的活动，并与国民党讨论招募兵役运动与开展民运等；6、迅速集中新四军，派出南京、上海、杭州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7、由中共中央发布宣言，号召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正面战场的抗战得以坚持，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抗战到底的决心。国民政府宣言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并且召开各个战线将领、参谋人员及政治工作等会议，传达坚决抗战方针，严整军队纪律，枪毙了擅自撤退的韩复榘，制裁了一些畏缩的军官；政府中的主和派也不敢大肆活动，使中国第二期抗战得以继续开展。[12](P302)

（五）讲求具体的战术和军事技术

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时期就积累了丰富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经验，中共武装也是最善于发动群众、最善于搞好军民关系、长于打人民战争的革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如何发扬我军的优势，避免我军的劣势，扬长避短，如何更好地发挥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使之上升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明确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指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带头，一批中共高级将领纷起响应，根据抗战开始以来八路军及其他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经验教训，就具体的战术及军事技术问题发表文章和演讲，如林彪《平型关战斗的经验》（1937年 10月 17日），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1937年11月27日），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7日），毛泽东《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938年 1月 11日），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贺龙《晋西北抗战经过概述》（1938年），刘伯承《论游击战与运动战》（1938年3月），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21日），林彪《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1938 年 5 月），等等。这些从实际出发、从实战出发的经验之谈，对各地抗日武装的对日作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六）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一国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张闻天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在这个抗战中，已经开始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蒂侵略阵线中一支坚强的生力军，成为全世界为和平为自由而奋斗的和平民主阵线中一个有力的战士。中华民族从此要同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班牙民主共和国，人民阵线的法兰西共和国，以及一切为和平与自由而奋斗的伟大民族立在同一条战线上，手携手的向着光明的世界前进。”[8](P511)

中国的抗战将使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解释说，中国的抵抗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闻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经中国长期抵抗的结果，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转变到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他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又表现在这一方面。”[18](P4)

正因如此，中国的抗战引起全世界上无产阶级与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一般说来，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而日本比较孤立。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能寄希望于别的国家直接出兵这种援助方式，但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其他方式的援助：（一）要加强国际宣传（电影、画册、报章、共同宣言、代表团等），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抵货，不卖军火给日本而卖给我们。（二）同各和平阵线国家英、美、法等进一步地靠拢，利用国际间的矛盾。[2](P52、58)要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因为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固反对幻想出兵式的外援，但我们并不反对运用国际环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有利条件。过去因幻想出兵式的外援，痴等外国出兵，致许多国际的有利条件，反被忽视了，反而没被运用。现在我们应估计到国际上的同情增长，要以全国统一的对外宣传，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材料，向全世界供给；要以各党派各团体联名的通电、联合的组织，派遣到海外去，并配合华侨的活动，取得各国人民物质上技术上的援助。[11](P84)

关于这一点，任弼时也指出，日寇为实现独霸东亚而疯狂进攻，它要驱逐与毁灭英美法在东方的势力与利益。这在今天，尤其是将来，对英美和其他国家是一种很大的威胁。“但我们今天不能设想这些国家能够出兵帮助我们去打败日寇。”因为他们必须权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日本毁灭之损失，与自己同日本以兵戎相见所造成的损失，孰轻孰重。就是极端同情与愿意帮助中国之苏联，也必须依据自己的政策，估计到世界整个利害来决定帮助中国的程度。然而，这些爱好和平、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和人民，是能够给与中国抗战以各种帮助的。中国愈坚决抵抗，这种帮助也必将随之而增大。[19]

在争取国际反侵略力量援助的同时，还要做日本人民的工作，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区别开来。抗战刚一开始，中共就迅速展开了对日本士兵的反战宣传，1937年9月25日发表的《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写到：“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被你们的军阀强迫的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了，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20](P2)刘少奇指出：“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的人民，所以，我们要优待俘虏的日兵，要保护英、美、法各国的人民……与他们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2](P203)

四、结语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围绕着“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够胜利还是不能够胜利？能够速胜还是不能够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21](P2-3)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回答。它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持久战的全面抗战路线最系统清晰的说明，对抗战形势的未来走向和胜利前途做出了极具创造性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全面分析概括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就是“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与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与人民是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与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与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与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21](P8)。

尤其是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是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的，是这场伟大斗争在东方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它得到了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援助：“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不是孤立的战争，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与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同时，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与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21](P9)

正是由于具有了这样的性质和这样一些特点，中国人民就必将战胜日本法西斯，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综上，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拥有如此坚定的抗战必胜的信念，则是立足于对国际局势的正确分析，立足于对中日力量对比的正确分析，立足于对战争进程的正确预判，更是源于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信，是对于中国革命必将最终取得胜利信念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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