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相较于传统的情感眼缘，女性在选择伴侣时更加看重物质基础和双方家庭背景的匹配程度，更趋向于选择晚婚晚育。

她们认为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情感结合，更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融合。因此，她们在选择伴侣时更加注重双方在社会地位、教育背景以及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匹配程度。

然而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古代女性的婚姻选择却与现代截然不同。古代女子十三四岁就结婚的情况很常见，甚至更早结婚的也不少。

这在当今社会绝对得严惩！可古代男子却习以为常，他们基本都会娶10来岁的小姑娘为妻。

六岁，本该是孩子们玩耍嬉戏，无忧无虑的年纪。然而，上官皇后却穿上了华丽的嫁衣，戴上了象征权力的凤冠，走进了戒备森严的皇宫，成为了身份尊贵的皇后。

巧合的是，备受称赞的长孙皇后，也在十三岁时就嫁给了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这两个幼年就承担巨大责任的女子，命运让人唏嘘。

这不禁会让人产生困惑，为何古人和现代人的婚姻观差距会如此之大？

适婚年龄纳入律法

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常用“地大物博”来形容中国。但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古代的华夏大地，我们或许会用“地广人稀”来描述更为贴切。

在古代社会，由于是以农耕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有限，战争频繁发生，人口稀少是自然的结果。因此，鼓励生育成为历代君王上台后的重要国策。

其实，早在人类社会初期，这种观念便已存在。因此古代社会的早婚现象并非仅是个人的选择，更多的是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考量。

早在西周时期，《周礼》就对结婚年龄有了规定，男子三十岁结婚，女子二十岁出嫁，这个年龄和现在的适婚年龄差不多。但是这种看起来合理的规定却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了春秋时期，一心想要称霸的齐桓公，为了增加本国的人口，把男子结婚年龄降低到二十岁，女子降低到十五岁。

然而，当时齐桓公还面临着另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此时的齐国贵族阶层普遍沉溺于奢华享乐之中，他们往往以妻妾成群来彰显自己的极致生活，这也直接导致齐国国内女性资源分配不均，许多普通百姓难以成家立业。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齐桓公号召贵族节欲，并将闲置的女性资源释放到社会中。他以身作则，通过多次动员开会，成功实现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和谐景象。

这项改革影响可谓深远，齐国的人口数量也迎来了井喷式增长。此后很多国家开始纷纷效仿，而当时还属弱国的秦国，也推出了一项国策：“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更多成年男性而不分家，将会被加倍征税。这一法规的出台，实际上是鼓励成年男子成家立业，从而增加人口数量。

而在各国之中，要论在人口增长上最为人称道的当属越王勾践。在遭受灭国和被俘的深重屈辱之后，越王勾践深刻认识到人口的重要性，为了能迎头赶上吴国，他推出了名为“十年休养、十年生息”的国策。

为了迅速推行早婚政策，勾践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他规定：如果女子在年满十七岁时仍未出嫁，男子在年满二十岁时仍未娶妻，那么他们的父母将因此触犯法律，面临牢狱之灾。

可以想象，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普通百姓哪里还敢违背？

为了避免遭受牢狱之灾，父母纷纷急于子女安排婚姻，这样早婚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到了汉朝后，统治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施用残酷的刑罚，但开始采用经济措施来提倡早婚。

汉惠帝制定了一项政策，要求女子若至三十而未婚，则需缴纳五倍的赋税。这种以金钱为手段的惩罚措施，无疑加剧了早婚风气的盛行。

更令人震惊的是，汉惠帝竟娶了自己年仅十一岁的外甥女为皇后，这样的行为无疑在社会中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使得早婚现象愈发普遍。

普通百姓可能觉得，皇帝都能这么做，我们自然也可以，甚至必须如此，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早婚的趋势。

到了晋朝和南北朝时期，政府开始更加强硬地干涉百姓的婚姻。那时候，官府会强制给到了结婚年龄却还没结婚的女子安排丈夫。

《晋书》里有明确记载，规定女子年满十七，父母还不把她嫁出去，地方官员就要负责给她找个丈夫。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女儿不嫁，全家都要跟着坐牢。

这些政策都说明，当时的统治者非常希望人口能够快速增长，完全不顾及个人的自由和意愿。

唐朝时期，虽然结婚年龄的规定相对宽松，女孩在十三岁时便可嫁人，但早婚仍是主流。到了明清时期，规定女孩十四岁、男孩十六岁即可结婚，且早婚现象依然普遍，这表明早婚观念已深入人心。

从这些政策变化中，我们能清楚地发现，为了让国家更强大，增加干活的人，统治者不顾个人自由，硬性推行早婚。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轻视，可以说是古代女性悲惨命运的主要原因。除了政策影响，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士族联姻

在古代社会中，贵族、士族与平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社会地位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在权力、财富和文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婚姻这一人生大事也未能幸免。

对于当时的古代男子而言，娶妻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关乎家族繁荣与地位确立的重大决策。

以盛唐为例，当时繁华的长安城内，有很多达官显贵与士族门阀的男子，在婚姻选择上拥有更多的优势和特权。

在当时，年轻女子的婚龄普遍偏早，贵族子弟的娶妻年龄更是较平民男子提前不少。

究其原因，在于早婚在当时被视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贵族和士族家庭而言，娶得年轻、美貌且出身良好的女子为妻，无疑是彰显家族实力和地位的最好选择。

这些如花般娇嫩的少女，在十三四岁的年纪，心性纯真，涉世未深，更容易融入贵族家族的复杂环境，成为维护家族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力量。

这样的年轻女子在嫁入豪门后，不仅仅是婚姻的伴侣，更是家族的传承者和管理者。她们需要承担起生育后代、传承家族血脉的重任。

同时，她们还要承担家族的文化、礼仪与传统的传承。然而在这看似风光无限的婚姻背后，却隐藏着许多无奈和牺牲。她们需要适应新的家族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还要面临严格的家族规矩和沉重的责任。

这些年轻女子在成长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如何遵守家族传统、如何侍奉长辈，还要学习如何管理家务等。对于涉世未深的她们而言，这些繁琐的规矩和重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然而，导致古代女子早婚的原因并不仅仅这些。除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家族繁荣的考虑，还有社会经济压力、家庭期望、社会观念和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人们的平均寿命较短，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了延续家族血脉，大家普遍选择早早就结婚生子。

此外，生育对女性而言是性命攸关的重要事情。由于古代医疗水平落后，高龄女性生育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因此早点结婚生孩子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另外古代社会的经济状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贫困家庭为了减轻经济负担，也常常选择让女儿早早结婚。

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儿的婚事通常都是由父母做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普遍的婚姻规矩。无论是官方的媒人还是民间的媒人，都在婚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特别是官媒的出现更是将国家的意愿强加到个人身上，使得结婚这件事带有了一定的强制性。到了结婚年龄的男女，婚姻大事不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妻四妾”并非古代所有男子的福利。这种制度是皇亲国戚和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权。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一生只有一个配偶的一夫一妻制才是普遍情况。

即使在允许纳妾的社会阶层里，对纳妾行为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娶妻纳妾，一切都要遵循既定的社会等级。

总的来说，古代女性早早结婚的情况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受到政策制度的左右，还受到家庭的束缚。她们个人的幸福和自由被残酷地剥夺，无论是皇室的公主还是普通的百姓家的女儿，她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者。

信源：

靖边法院 【2012年11月4日】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内容及其思考》

解放日报 【2013年4月12日】 《古代鲜有剩男剩女 汉代规定女孩不嫁人罚款600钱》

环球网 【2017年8月21日】 《古代三妻四妾制度真能允许每个人都妻妾成群吗?》

央广网 【2016年4月5日】《古代婚嫁法：不许有“剩男剩女”唐代寡妇可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