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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4月4日清晨，首里城头的尚氏龙旗被人扯了下来。

一面白底红轮的“日之丸”慢吞吞挂上旗杆，延续四百五十年的琉球王国，就这么被改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国王尚泰被“请”到东京软禁，王宫的典籍、朝贡文书全被烧了个干净，岛上的学校当天就停用汉语，逼着孩子们学说和语。

熊熊火光里，琉球士族林世功等人划着小船连夜渡过闽江，在福州柔远驿扑通跪下，哭喊着“天朝救我”。

那时候的北京紫禁城，正被西北的烽烟和东南的波涛搅得不得安生。

左宗棠在兰州誓师，准备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

李鸿章在天津衙署里，对着英、俄、日三国的照会，把“海防”“塞防”的算盘拨得噼啪响。

琉球使臣的哭声混在电报机滴滴答答的杂音里，听着就像被时代车轮碾过的碎响。

日本吞下琉球，看着好像一气呵成，实际上每一步都算得精到。

明治政府最怕的，不是琉球遗民的泣血上奏，是清朝借着“宗藩”的名头真的兴师问罪。

1875年，日本先派兵进驻那霸，逼着琉球停止给清朝进贡。

1877年，又把琉球的外交权收了过去，逼着尚泰去东京“谢恩”。

清廷的抗议照会一封接一封飞到东京，可无奈隔着万里海波，能拿得出手的兵舰没几艘，压根不敢轻易提开战的事。

日本看透了清廷的色厉内荏，才敢在1879年悍然宣布“废藩置县”。

转年9月，日本又派了外务大丞竹添进一，带着一份“分岛方案”跑到天津，满脸堆笑地递到李鸿章手里。

竹添说愿意把琉球南部的宫古、八重山诸岛还给大清，北部本岛和奄美大岛归日本。

这种换法明眼人都能看明白，清廷要是接了，就等于默认日本占了琉球的腹地。

一场明晃晃的外交骗局

李鸿章把地图摊在案上，一眼就看出了猫腻，先岛群岛像片被撕下的枯叶，孤零零悬在福州正东600里的海面上。

岛上只有旱田、礁石和珊瑚沙，既没淡水也没良港。

而琉球本岛的那霸、首里，可是控扼东海和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更有意思的是，这套“二分”的戏码，还不是日本自己想出来的，是美国人“友情客串”的主意。

1879年8月，卸任总统格兰特带着夫人环球旅行，路过天津和东京。

日本请他出面说项，清廷也托他调停。

格兰特在东京湾的“金刚舰”上，用铅笔在英文地图上画了三条横线，原本的计划是北线以北归日本，南线以南归中国，中间留给琉球复国。

可日方一口答应之后，暗地里把中间那条线抹了，只留南北两截，把没价值的南部“送”给中国，自己吞下北部的肥肉。

消息传回北京，朝堂上直接炸了锅。

张之洞、黄体芳这些“清流”拍着桌子叫好，说不用费一兵一饷就能收几百里海疆，是倭人怕了大清的天威。

翰林院的编修们还写了诗庆祝，把宫古岛吹成“东海琼台”，把八重山描成“珊瑚蓬岛”。

只有李鸿章在签押房里对着海图发愁，他用毛笔圈出先岛到台湾的距离，足足是澎湖到安平的两倍。

要是派兵去戍守，军舰得走三天，粮草得备半个月，岛上连米盐淡水都没有，全靠外运。

很显然，一旦欧洲列强或者日本海军封锁台湾海峡，先岛就是个孤悬海外的“死子”，更要命的是，条约背后还藏着“挂钩条款”。

日本交岛可以，但清廷得同意修改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给日本“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开放长江腹地的港口，允许日本商人置产、设栈、行轮、租地，还得给他们领事裁判权。

拿几座荒岛换这么多权益，这笔买卖亏到了家。

被搁置的条约与百年遗恨

1880年10月，总理衙门和日本公使宍户玑草签了《琉球条约》和《加约》，写定了“南岛归中，北岛归日”，奏报递进宫里，慈禧太后只批了三个字“知道了”。

可就在签字用印的节骨眼上，琉球使臣林世功在北京东华门外刎颈自杀，血书“还我中山”四个大字。

消息传出去，舆论瞬间哗然，原本主张签约的恭亲王奕䜣也不敢说话了。

李鸿章借着这个机会上了《琉球案无可议折》，直言“分岛即示弱，改约即失权”，主张“暂搁争议，徐图转圜”。

清廷就坡下驴，借口“林世功忠烈”，把签好的条约扔到了一边，日本使节只能悻悻地打道回府。

表面上看，李鸿章算是硬气了一回，大清好像守住了名分。

可放到更大的棋盘上看，这不过是推迟落子的“打挂”。

1894年，甲午战争的炮火把清廷的“海防”梦撕得粉碎，马关春帆楼里，李鸿章连提琉球的底气都没有了。

1901年，他油尽灯枯，在《遗折》里还写着“寸地必争，庶几可慰先皇”，却不知道冲绳县早就办起了日语小学，丈量了民田，逼着当地人改姓易服。

二战结束之后，琉球被美军占领，1972年又复归日本。

可“归还”的只是行政权，全岛120万人口里，真正会说琉球语、祭祀中山王的人，连十万都不到。

每当夜幕降临，那霸国际大道的霓虹灯下，还有老人用带着闽南语腔调的“唐话”叫卖红芋塔。

历史没有如果，但总会留下回声。

倘若当年清廷真的收下先岛，或许能在太平洋深处多一个“台湾第二”，但也很可能提前引爆列强瓜分内地的狂潮。

倘若李鸿章一怒之下宣战，以1879年北洋舰队的状况，大概率还是会重演甲午战争的悲歌。

所谓的“不要”，并非什么高明的战略，是弱国在夹缝里“两害相权”的苦涩。

既守不住藩属，也守不住自己。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琉球问题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19世纪东亚秩序的崩塌。

当朝贡贸易撞上殖民扩张，落后的一方无论接受还是拒绝，都逃不过被重新定义的命运。

李鸿章那句“大清不要”，道尽了旧帝国最后的倔强，也预告了它覆水难收的终局。

潮起潮落，洞箫声咽，先岛群岛的珊瑚礁还在年年生长，宫古岛的甘蔗林还在岁岁拔节，只是再也没人叫它们“琉球南岛”了。

弱国无外交，却亦有尊严，这段历史留下的长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