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黄昏，台北马场町刑场突然响了枪声，抗日名将陈宝仓跟吴石、朱枫、聂曦三位潜伏者一起倒在了血泊里。

特务头子彭孟缉直接放话，谁敢收尸就按同罪论处，那会儿台北天儿特别热，尸体不到半天就肿了还发臭。

旁边还有野狗转悠，刑场四周全是便衣，连家属都不敢靠近，这情况搁谁都得犯怵，谁能想到后来有好几拨普通人，愣是冒着杀头风险，把陈宝仓的忠骨送回了大陆。

旧部凑钱闯刑场，摸到弹疤才认回老长官

陈宝仓遇害的消息传到香港，他夫人师文通直接哭晕过去，醒了之后她想起丈夫临刑前托人带的话，说死后要火葬，别让残骸暴露在市面上。

可火葬得先把尸体弄出来啊，这事儿只能找不怕死的人，师文通托了好多关系，终于找到陈宝仓的两个旧部，以前的军需官陈克敏和军医唐辉麟。

这俩人那时候早就脱离部队了，靠在街边摆地摊过日子，日子过得挺紧巴，但一听老长官暴尸刑场，俩人没犹豫，连夜就往台北赶。

他们先凑了六百新台币，买通了看守刑场的老兵，又花三百块雇了辆收尸的三轮车，到了夜里十一点，三个人摸黑进了刑场，借着电筒光在一堆尸体里翻找。

陈宝仓的军装全被血泡透了，肩章早就被撕掉，还好他抗战时留下的弹疤还很清楚，唐辉麟掏出随身的听诊器，按住尸体的腐皮，摸到碎裂的锁骨，这才确定是老长官。

俩人用草绳把尸体捆成一卷，盖上油布抬上车，一路上不敢走大路，专门挑稻田埂走，推着车跑了十几里地，到凌晨三点才赶到台北市郊的火化场。

本来以为到这儿就顺了，结果火化场的老工人一看尸体烂成这样，说啥都不收，陈克敏“扑通”就跪下了，掏出身上仅剩的二百块钱说，这是抗日将军，求老哥让他走得体面点。

熊熊大火里，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在台儿庄揍得日寇没脾气的将军，就这么变成了一捧白骨灰，唐辉麟赶紧脱下自己的内衣，把还发烫的骨灰包好，塞进一个小瓷罐里，用油纸封得严严实实。

俩人不敢回自己家，把骨灰藏到陈克敏舅舅家的神龛夹层里，一藏就是半个月，骨灰是保住了，但怎么从台湾运出去又成了新难题。

那时候整个台湾都在戒严，不管是港口还是机场，检查得都特别严，要是带着“违禁品”被抓，直接按“通匪”枪毙。

师文通在香港急得团团转，本来想找个成年人帮忙带，可成年人目标太大，后来还是她女儿陈禹方提了个主意，说自己台北女师的同学殷晓霞，暑假要去香港考上海复旦大学，或许能托她带。

17岁女生藤箱藏骨灰，基隆港被刺刀挑箱险暴露

殷晓霞那时候才十七岁，她爸早就没了，靠妈妈卖菜过日子，这姑娘读书成绩特别好，思想也进步，平时最敬佩打日本鬼子的将军。

听说陈禹方的爸爸遇害了，说要把伯父送回家，1950年7月5日，殷晓霞把骨灰罐用厚棉絮裹得严严实实，塞进藤箱最底层。

上面铺了些衣服和课本，还特意压了本“三民主义”课本当掩护，到了基隆港码头，到处都是军警，她强装镇定，挽着女同学的手排队检票。

轮到她的时候，一个特务拿刺刀挑开了箱盖，翻了两下就伸手要拿那本“三民主义”课本，就在这时候，旁边一个宪兵突然喊了句“下一个”，特务的刺刀随手一拨，箱盖就合上了。

殷晓霞后来回忆，那时候心脏跳得快蹦出来了，但脸上还得装没事，提着箱子就上了船，等船开出港口，她才发现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搞不清那宪兵是赶时间还是咋的，反正就这么躲过一劫，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悬，差一步骨灰就带不出去了。

轮船开了两昼夜，到了香港维多利亚港

可港英政府那时候跟台湾互相要“入境证”，殷晓霞没这东西，被拦在船舷上，眼看着船就要返航，她急得不行，骨灰要是再运回基隆。

下次就没机会了，要是硬闯，被抓住肯定得遣送回台湾，等着她的就是军法审判，傍晚的时候，海面上起了雾，岸边的灯看着昏昏黄黄的。

殷晓霞咬了咬牙，回船舱拿出骨灰罐，用防水布一层一层缠紧，又撕下床单绑在腰上，外面套了件宽大的黑衫。

趁水手交班的时候，她悄悄翻过船舷，抱着一个空煤油桶“扑通”就跳进了海里，七月的海水看着热，夜里其实挺凉。

那时候她已经没力气了，手臂和大腿被牡蛎壳划得全是血，可手里还死死抱着骨灰罐，一点一点爬上岸。

师文通扑上去抱住殷晓霞，三个人哭成一团，骨灰罐被海水浸得冰凉，布条里还渗着咸水，但瓷罐没破，骨灰只湿了一角。

后来到了1951年7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亲笔写了证明，说陈宝仓同志是去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牺牲的。

1953年9月14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办了场低调的公祭，主祭人是李济深，到场的还不到二十人，因为吴石案还没解密，一切都得悄悄进行。

陈宝仓的骨灰被安放在公墓北坡第一排，墓碑上就刻了“陈宝仓烈士之墓”，连生卒年都没写全，但墓前种了他生前最爱的马尾松，风一吹就沙沙响，像极了当年台儿庄战场上的炮声。

殷晓霞后来真考上了复旦大学，毕业后回香港当老师，一辈子没结婚。

每年清明，她都会去香港西环一个没人的海岸，面朝北方点三炷香，插一束野菊，那儿是她十七岁跳海的地方，也是她把将军“背”回故土的开始。

现在咱们站在八宝山的台阶上，看着那块简单的墓碑，或许能想起1950年那个夏天，一个小姑娘抱着瓷罐跳进大海的样子。

毫无疑问，这些普通人的勇气，才是这段历史里最亮的光，可不能忘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