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31日,泰安城被日军侵占,原驻泰安的党政机构被迫转移,地缘纵深广阔、群众基础深厚的莱芜,逐渐成为泰山东麓抗日斗争的核心枢纽。从1938年八路军主力进驻到1949年专署机关迁回泰城,泰安党政军机关在莱芜持续驻扎11年,其中抗战时期(1937-1945)驻留7年,这段历史不仅铸就了莱芜的红色辉煌,更镌刻下军民同心的壮阔印记。
一、立足与建制:1938-1940年,从据点扎根到七县统合
泰安失守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迅速向莱芜集结,开启了机关驻留的奠基阶段。
1938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武装起义后,组建的“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于同年春进入莱芜,随即在境内设立“八路军四支队驻莱办事处”,这是泰安地区最早驻莱芜的抗日军政机关,标志着莱芜成为抗日斗争的重要据点。此时的莱芜已建立早期党组织,1926年成立的中共吕家芹村党支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机关驻扎提供了有力支撑。
1939年9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泰安、莱芜、新泰、历城、章丘、淄川、博山七县的代表在莱芜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泰莱历章淄博新七县行政联合办事处”,推选赵笃生为主任,下设民政、财粮、教育等职能科室,实现了七县抗日政权的初步统合。这一联合机构的建立,使莱芜成为泰山东麓七县抗日工作的指挥中心,党政军机关开始向莱芜常庄、响水湾等核心区域集中。
省委书记黎玉兼任四支队政委
红军团长洪涛兼任四支队司令员
二、核心与坚守:1940-1945年,泰山区建制与艰苦抗争
这一阶段是泰安党政军机关在莱芜的稳定驻扎期,泰山区行政体系正式确立,莱芜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心脏”。
1940年3月31日,在七县联合办事处基础上,“泰山区行政专员公署”在莱芜成立,4月上旬于莱芜常庄区响水湾村召开代表会议,选举赵笃生为专员,辖泰安、莱芜等七县及周边县级单位。同期,中共泰山特委(后改称泰山地委)、泰山军分区等党政军核心机关相继在莱芜茶业口镇、常庄等地驻扎,形成“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体系——响水湾村成为专署、地委机关驻地,茶业口镇则聚集了军分区、兵工厂等关键机构,构成泰山区根据地的核心圈层。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莱芜发动9次3000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并实施“蚕食”政策,泰山地委书记汪洋等烈士在吉山战斗中牺牲,环境极度险恶。为适应斗争需要,泰山区实施“大县化小”,莱芜被划分为莱芜(莱北)、莱东、新甫三县,但党政军机关始终坚守莱芜境内,1943年实行“精兵简政”后,专员公署与军分区协同运作,进一步巩固了在莱芜的指挥中枢地位。
这一时期,莱芜成为兵员与干部的主要输出地。依托党政军机关的动员组织,莱芜掀起参军热潮,仅抗战期间就有上万名青年入伍,同时大批本地干部进入各级政府机关任职。据史料记载,当时莱芜“村村有堡垒,户户有抗属”,茶叶口镇等核心区域更是实现“全村成立党支部、青抗联游击队”,形成严密的抗战堡垒,“户户有烈士,家家有军属”的红色印记自此铸就。
三、过渡与转移:1945-1949年,战后调整与机关迁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泰安党政军机关仍以莱芜为基地,直至解放战争末期才逐步迁回泰城。
1945年10月,莱芜恢复大县建制,泰山区专署继续驻莱芜,统筹战后恢复与政权建设。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泰山区辖境几经调整,淄川、博山曾短暂复归,机关驻地随战事在莱芜境内灵活变动,但核心指挥功能未离开莱芜。1947年莱芜战役期间,境内成为战役后方枢纽,新泰旧关村等村庄作为后方总医院,见证了军民协同的壮阔场景。
1948年3月淄博解放后,泰山区辖境趋于稳定,机关迁离条件成熟。1949年4月,泰山区专署机关从莱芜正式迁驻泰城,随后泰山地委、军分区等党政军机关相继迁出。至此,泰安党政军机关在莱芜的11年驻扎史宣告结束,其中抗战时期(1938-1945)的驻留时长为7年。1950年5月,泰山、泰西两区合并为泰安专区,机关正式在泰城固定下来。
结语:九载核心地的红色遗产
从1938年八路军办事处设立到1949年机关迁离,泰安党政军机关在莱芜的11年驻扎史,尤其是抗战时期的7年艰苦坚守,使莱芜成为泰山东麓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党政军机关的扎根,既激活了莱芜的红色基因,更催生了“军民同心、共赴国难”的革命传统——上万名莱芜子弟参军入伍,无数群众投身支前,最终形成“户户有烈士,家家有军属”的红色奇观。这段历史不仅是莱芜最辉煌的红色记忆,更是泰安乃至山东抗日斗争史上“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动员”的典范篇章。
更新时间:202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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