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子侵华留的“铁证”：吸入器摧残无数中国女性，让人心惊胆战

2017年，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整理一批抗战遗物时，一只贴着日文封条的旧木箱被发现了，打开箱子，三件长约15厘米的金属器物躺在里面，表面锈迹斑斑，顶端的橡皮吸嘴早已硬化。

本来想单纯把它归为普通旧物件，但上面模糊的“K-93”标识和日文厂名，让人觉得没那么简单，谁也没料到，这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后来成了揭露日军侵华新暴行的关键证据。

如今，其中一台K-93型吸入器被放在博物馆“暴行物证专区”的防弹玻璃展柜里，凑近观察，它的设计让人心里发紧。

老实讲，单看这些设计细节，根本没法和医用器械联系起来，橡皮吸嘴上有锯齿状凸起，储气瓶接口还留着单向阀门的痕迹。

医用器械讲究的是安全和舒适，可这些设计明显是为了“强制控制”。

锯齿能牢牢卡在口腔里，防止受害者挣脱；单向阀门能保证气体只进不出；侧面的金属卡扣，一看就是用来配合约束带固定人的。

如此看来，这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治病救人，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与医学联合研究团队对这台吸入器做了检测。

研究人员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储气瓶内壁的锈迹里检出了苯佐卡因、氯仿和乙醚三种成分。

苯佐卡因能快速麻痹口腔黏膜，氯仿和乙醚则是强效的中枢神经抑制剂，少量吸入就会让人意识模糊，多了甚至能致命。

这三种成分按特定比例搭配，就是“先麻痹、再昏迷”的组合，受害者往往十几秒内就没了反抗能力。

更关键的是，这个配比和1940年日军《宪兵队特殊处置手册》里记载的“镇静剂使用标准”完全对得上，这一下，它的施暴用途再也没法抵赖了。

搞清楚了它的成分和作用，再看它的生产和供应情况，更能明白这不是个别士兵的恶行，而是日军有组织的系统化犯罪。

档案显示，K-93型吸入器是日本东京瓦斯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独家生产的，1938年到1944年这六年里，一共造了约1.2万台，全部定向供应给了侵华日军的各方面军、宪兵队，还有伪政权的军警。

伪满洲国1941年发的《关于加强慰安所管理的通令》里更是写得明明白白：容纳50人以上的慰安所，必须配备不少于3台K-93型吸入器，而且得由日军管理员专人保管使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的《华中方面军兵站部关于特殊物资补给的训令》，还曝光了这套设备的“分级授权”体系。

方面军司令部握着总调配权，师团级单位得凭着公文才能申领，联队及以下的单位不仅要提交“特殊任务计划书”，单次申领还不能超过10台。

更让人发指的是，每台吸入器都配有《使用台账》，使用时间、地点、对象、经办人都得一一记录，每个月还要逐级核查。

这种近乎严苛的管理，恰恰说明用它来施暴，已经成了日军占领统治中的“常规工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的审判记录里，原日军上海宪兵队军曹田中彻的供词，把使用过程的细节说了出来。

他说，接到“处理”反抗女性的指令后，就把人带到地下室的小房间，用皮带绑在铁椅上，强行把吸入器的吸嘴塞进对方嘴里，开阀30秒左右人就瘫软了，之后再行处置。

用完还要用酒精擦吸嘴、换新的储气瓶，最后在台账上写“处置完毕”。

而且，用这东西还得专门培训，新兵必须在老兵指导下，对被关押的女性至少做5次实操，熟练掌握“按体型调气量”“快速固定反抗者”这些技巧，才能独立上岗。

当施暴都需要标准化培训时，这已经是整个军队的反人类行为了，这些暴行留下的创伤，不是冰冷的文字能完全概括的。

河北保定档案馆的《保定地区抗战损失调查统计表》记载，1938年到1943年，当地有37名女性因为被迫使用这种吸入器死亡。

最小的才14岁，是被掳走的学生；最大的32岁，本是街边的商贩。

幸存者王秀芝还记得一个叫“小花”的15岁女孩，用了那“迷魂管”（当地人对吸入器的称呼）之后，天天哭，说嘴里发麻、浑身无力。

没过一个月就发高烧，日军说她有“传染病”，半夜就拖到乱葬岗烧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比起档案里的数字，幸存者的口述更让人揪心。

1924年出生的周桂兰，13岁时南京沦陷，被日军掳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改成的慰安所。

2005年录制口述史时，81岁的她攥着拳头说：“两个日本兵把我拖进小房间，拿铁管子往我嘴里塞，我咬他的手，另一个就用枪托砸我脸，打得我满嘴是血。

吸了那股刺鼻气味后，我头晕腿软，后面的事全不记得了，醒来时躺在地上，铁管子扔在旁边，橡皮嘴上还沾着我的血。

”2018年体检时，周桂兰被查出有“中度阻塞性通气障碍”，支气管黏膜上有多处陈旧性瘢痕。

医生结合她的病史判断，这和长期吸入氯仿、乙醚等刺激性气体造成的损伤高度吻合，那些年吸进去的气体，几十年来一直在侵蚀她的身体。

截至2023年，国内登记在册、明确说过遭K-93吸入器伤害的幸存者还有12人。

79岁的王秀芝曾被关在保定西关慰安所，她在1998年的证词里说：“日军隔几天就用一次那‘迷魂管’，新来的姐妹反抗就会被用上。有次我吸了之后昏迷了一天，醒来后五脏六腑都疼，连水都喝不下。”

说实话，身体上的伤或许能慢慢好转，但心理上的创伤却伴随了她们一辈子，不敢进密闭房间，听到日语就发抖，看到金属管子甚至会崩溃。

1946年的东京审判上，盟军检察官就用K-93吸入器的实物、使用台账和幸存者的证词，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残暴。

但战后的日本政府不仅不认罪，反而长期推行“历史修正”，教科书里淡化侵略史实，把“慰安妇”歪曲成“自愿性工作者”，甚至说K-93吸入器是“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医疗设备”。

日本学界的态度也分裂，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桥正花了十年走访调查，在《侵华日军的特殊暴行》里用铁证证实了吸入器的罪恶；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藤冈信胜却公然说“证据不足”“证词矛盾”，妄图否认这段历史。

好在，即便在加害国，也有良知者为真相发声。

日本民间团体“正视历史会”2022年公布了《K-93型吸入器实证调查报告》，通过挖掘厂家的旧档案、采访老工人，再次证实了暴行的真实性，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际上，这些物证也成了对抗历史修正主义的利器。

202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日本战时人权问题时，中国提交的《日军“吸入器”暴行实证报告》，用科学数据、档案和证词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戳穿了日本的谎言，获得了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正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所说：“文物虽不语，却能最有力地驳斥历史否认者。”

现在，国内12家抗战博物馆都把K-93吸入器列为重要展品。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专区里，除了实物，还通过场景还原再现了日军使用吸入器的地下室，循环播放着幸存者的口述视频。

2017年到2023年，这个专区接待了超过80万人次的观众，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孩子们在留言本上写下“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这台旧器物正在帮年轻一代建立正确的历史认知。

教育领域也在发力，2022年修订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了解日军使用特殊器具施暴的反人类本质”，江苏、浙江等地的初中教材里，还收录了周桂兰的证词。

那台锈迹斑斑的K-93吸入器，就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它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而是无数中国女性苦难的见证，是日军侵华暴行的铁证。

它提醒着我们，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不能忘，日军的罪行绝不能被美化和否认，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珍惜当下的和平，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