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聊吴石案，都是把重点放在朱枫、吴石身上，却很少放在同样是国民党军中将的陈宝仓身上。

一开始我以为，陈宝仓并不是吴石情报小组暴露，还以为他是蔡孝乾叛变后被出卖的，一直到《沉默的荣耀》播出，剧中把陈宝仓安排成“东海情报小组”的一员，我又去专门搜了搜，才发现陈宝仓也是因为“吴石案”暴露的。

之前我们也聊过，陈宝仓在牺牲后，1952年7月就被毛主席批准为革命烈士，主要是因为有李济深的证明。

图|前排为陈宝仓、师文通夫妇

陈宝仓在1948年就加入了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后来他赴台湾去，也是受了华南局和民革中央委派去的（也有一说是受华东局），加上李济深本身又是国家副主席，他给出的证明，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按说就从组织关系上来看，陈宝仓和吴石不应该是一条线，两人是分开的才对，可事实上就是，吴石在台湾传递出的情报中，有一部分是陈宝仓提供的。

尽管吴石、陈宝仓两人在实际中不太可能是一个“情报小组”，但以两人旧的交情，加上彼此目标一致，是很容易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换言之，吴石、陈宝仓两人在合作中，互相都不太可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1

尽管资料中提到，对陈宝仓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中有吴石（另外一个是吴仲禧），但陈宝仓接触中国共产党，远比吴石要早。

另外做一个勘误，有资料说吴石、吴仲禧、陈宝仓是同学，都是保定三期生，但从考证来看，陈宝仓在三人中年龄最小（1900年），理论上三人不太可能是保定军校同期生，而实际上陈宝仓是保定军校第九期工兵科毕业。

1923年夏，陈宝仓保定军校毕业后，就跟随老同学郭宗汾、段翔九、孙景先、施敬公到了太原投奔阎锡山。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上形成，当时陈宝仓的同学、国民党军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的陈诚调陈宝仓到庐山受训。

陈宝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脱离阎锡山。

不过，也许是因为杂牌出身，陈宝仓没有实际在一线带过兵，他从事的多数都是军事教育工作，这和吴石多年以来在参谋岗位上有相似之处。

图|陈宝仓夫妇1924年在合影

192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陈宝仓调任昆山城防司令，与日军血战百余天，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物资转移内地争取时间。次年春，陈宝仓在安徽宣城一战中，被日军飞机投掷的炸弹炸伤了右眼，并导致失明。

不久之后，日军大举进攻武汉，陈宝仓未及伤愈，便主动请缨要求到一线，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推荐陈宝仓到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任参谋长。

不过陈诚万万没有想到，陈宝仓从调到张发奎部后，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

当时，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下辖有一支战地服务团，这个战地服务团是淞沪会战期间张发奎（当时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在上海请求郭沫若帮助组建的，因为张发奎大革命时期就与中共有过很好的合作。

郭沫若后来在上海物色了不少人组建战地服务团，这其中多数都是上海的进步青年以及共产党人。

陈宝仓在张发奎部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内心的思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不足为外人道也。

1938年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陈宝仓也跟随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在武汉，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辖的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陈宝仓有幸与周恩来以及苏联顾问打过交道，他十分钦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作风，赞同共产党人的抗战主张。

2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员吴仲禧也在张发奎部，从事统战工作。

吴仲禧是张发奎的老部下，大革命时期就随军参加过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10师30团团附、24师参谋长、第十一军26师副师长、师长。

张发奎因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选择跟随汪精卫，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备受蒋介石打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后来被多次缩编，吴仲禧也几番流离，他参加过邓演达组建的“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的活动，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出任过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参谋团任高级参谋，参与军事决策。福建事变失败后，吴仲禧受到蒋介石通缉，避居广州。

吴仲禧那时就对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得益于在大革命时期曾与中共合作的关系，对中共抱有好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吴仲禧引荐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与陈济棠见面，促成中央红军与陈济棠在赣南前线停战。

1937年6月，在王绍鏊、何克希介绍下，吴仲禧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吴仲禧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少将高参，他很注意在张发奎部中发展思想进步的高级将领。像吴石（也曾出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陈宝仓先后都受到吴仲禧，思想上更加倾向于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张发奎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陈宝仓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在他主持下，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得以顺利发展，他不仅支持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新华南》半月刊，还亲自撰写文章发表，支持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时任中共第四战区地下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后来回忆称：

“陈宝仓同志当时在张发奎所属高级军事指挥机关职位上，是我们的上级、首长，而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政策和战斗任务方面，则是我们真诚的同盟者、战友和挚友。他领导刘田夫、何家槐和我编写了《游击战规范》，举办了多期‘游击战战术训练班’，这些教材也通过我们转送到了延安。”

得益于张发奎、陈宝仓等人支持，抗战时期的广东有一段时间政治氛围比较宽松。

1940年5月，法国投降后，日军大举进攻越南，为了保障第四战区侧翼安全，第四战区在广西中越边境的靖西县成立了指挥所，陈宝仓出任主任。

当时，许多越南党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都转移到了中越边境，寻求中方支持，在越共领导人胡志明、黄文欢的率领下，越南各党派发起成立了越盟，胡志明任主席、李光华（黄文欢化名）、范文同、武元甲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陈宝仓对越盟的工作十分支持，还积极营救被捕的越盟共产党人，给越盟的领导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

不过，也因为陈宝仓对越盟的“支持”，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1944年国民党特务以“放任越共四处活动”告发了陈宝仓，国民党军事法庭以“渎职”为由，将陈宝仓传讯到了重庆。

好在国民党当局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陈宝仓得以幸免。

图|陈宝仓将军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诚以“人才难得”为由，向蒋介石保举陈宝仓出任军政部山东胶济区特派员，负责到青岛受降。

受降仪式完成后，陈宝仓调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兵站总监。

不料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谓陈宝仓有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因而被免职。

（注：也有说法认为陈宝仓确实是故意遗失物资给解放军）

陈宝仓被王耀武告了一状，随即被免职（也有说法是陈宝仓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主动辞职），后来经过一年审查查无实据后，陈宝仓被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吴仲禧也在南京，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始终遵循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当局高层从事统战工作。

当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已经在香港成立，成员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吴仲禧作为其中一员（吴仲禧是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了李济深组建的“民促”，该组织为民革的前身），他此行找陈宝仓，也是希望他参加民革。

陈宝仓欣然同意。

经吴仲禧的联络，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同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饶彰风等人接触。

当时，陈宝仓决心参加革命，不愿意等待解放，而是提出要利用过去在国民党军中的一些旧的关系去台湾，为祖国的统一做工作。

1949年春（也有资料称是1950年），陈宝仓受民革中央以及华南局（也有说是华东局）委派动身赴台湾，为了便于潜伏，他还带去了部分家人亲属。

3

其实也不难发现，陈宝仓与吴石实际上不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情报员，况且陈宝仓本身不是中共地下党发展的情报员，而是民革党员。

根据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互不统属的两条线一般不建立横的联系，避免暴露时被牵连出来。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在处理吴石与陈宝仓的关系时，把两人放在了一个情报小组，主要也是基于故事情节推动。

吴石与陈宝仓虽然熟悉（两人都曾在第四战区工作过），但彼此应该不知道彼此身份的。又或者说，两人彼此互为对方的情报来源。

陈宝仓到台湾以后，利用任“国防部”高参之便，获取国民党在台湾驻军防守部队番号及沿海防御工事图等重要情报，手写整理绘制成表格，交给吴石，再由吴石整理，派人送往香港，交给党组织。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吴石案发以后，陈宝仓才被牵连进来。不过，在事发前，陈宝仓也许已经有了预感，因此在台岛戒严之前，就秘密安排妻子、女儿前往香港。

1950年3月1日，吴石案发以后，陈宝仓并没有第一时间被列入怀疑的对象。后来国民党特务后来在吴石家里搜查的时候，发现了陈宝仓手写的一份军事情报，经过核对笔迹后，才将陈宝仓抓捕。

陈宝仓被捕后坚称，自己和吴石只是工作上有情报的往来。

按说以当时的情况，国民党方面并没有绝对证据，证明陈宝仓中共地下党发展的情报员，两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情报上互通有无，也不能视为罪行。

奈何当时蒋介石正面临政治上极大的压力，急需要“杀鸡儆猴”，借此震慑国民党内部别有用心的人。

陈宝仓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高等军法会审庭”判处吴石、陈宝仓、朱谌之、聂曦死刑。就义前，陈宝仓从容给老友段翔九写下遗言：

“永康街13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

陈宝仓牺牲以后，他的骨灰也是最早被送回祖国的。

说起来也是一段传奇。

陈宝仓牺牲以后，由于摄于国民党当局在整个台岛实施白色恐怖统治，许多原来与将军亲近的人都不敢出面收尸，时间一长，将军的遗体已经有些腐坏，这也急坏了当时在香港的陈宝仓将军夫人师文通。

不得已之下，师文通冒险向在台北的好友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出面领回陈宝仓遗体并火化，出于对将军的敬佩之情，冒险将将军的遗体抬回火化。

恰在这时，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在台北的同学殷晓霞打算经香港到上海考大学，便烦请她将骨灰带到香港。

1950年7月，殷晓霞带着陈宝仓将军的骨灰乘船来到香港，但因为没有“入港征”遭到盘查，为了将将军的骨灰带回来，殷晓霞丢弃了随身的行李，将骨灰盒绑在身上，潜水偷渡上岸，把陈宝仓将军骨灰交给了在岸上接应的人。

据说师文通后来拿到丈夫骨灰的时候，还是湿的。

（也有资料称陈宝仓将军的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又运至北京）

1951年7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追认陈宝仓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时任国家副主席、民革主席的李济深亲自出面证明：

“陈宝仓同志系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

1952年9月，毛主席签发了编号为0009号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查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此证以资纪念。”

1953年9月，陈宝仓的骨灰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葬在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同年9月14日，李济深主持公祭，并发表悼词：

“陈宝仓同志原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他在幼年所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也曾为封建军阀长期服务。可是他所处的时代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他在中国社会大转变中，由于客观世界的发展与改变，也逐渐改造了他的主观世界。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因负伤而失去了右目，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以后他又在军队中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革命影响，因而日渐倾向革命，对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支援与掩护不遗余力。最后还参加了民革的地下组织，在统战工作中有了极端英勇的表现，自动要求前往台湾协助吴石同志进行策反工作，向壁垒森严的匪巢内搜集有利于我方的情报。当他坚决要求深入匪巢，肩负起十分危险而艰巨的任务时，我想：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不幸事机不密，终以身殉国，所谓‘求仁得仁’，在陈宝仓同志为革命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正如同万千个革命烈士临危受命，临大节而不辱的奋斗精神是一样，他是死而无憾的。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