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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夏天，台北马场町刑场，一位电力工程师被执行死刑。他不是将军，不是特工，而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他叫刘晋钰。

站在他对面的，不是敌人，是自己原本效命的政权。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掌管全台电网的高级官员，竟是一家五口的地下党人。他的死，从蔡孝乾落网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名单爆出，保密局启动“收网”

1950年1月，台北。一场突袭，打破了地下组织的隐秘运作节奏。一个名字被抓上台面，保密局指令紧急升级：盯住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他，是核心人物。

1946年，刘晋钰从香港入台，化名“杨明”，任务明确——重建中共台湾省工委，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联络系统。

三年内，他发展基层网络，建立通信电台，亲自审核组织线人。白天是公司职员，晚上抄收电报、整理情报、汇总要报。

地下组织靠他运转，几十个联络点，数百名成员，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上级就是蔡孝乾。

1949年，局势急转直下。大陆全面解放，国民党退居台湾，蒋介石神经紧绷。台北情报系统启动高压模式，全面布控广播、电台、信件、邮局。

8月，“光明报”事件爆发。基隆地下成员遭捕，牵出一连串支线。保密局由此撕开第一层防线。

几天内，多名工委骨干被捕。通讯员、接头人、外围学生，一一落网。特务们顺着供词，掌握了更多名字和地址。

名单里有几十个名字，但其中一行让人停下了笔。

“刘晋钰，台电总经理，党员。”下方标注：“长子刘登峰、次子刘登元、三子刘登明、四子刘登胜，均参与组织活动。”

四子同为党员，全是高知背景。特务室炸锅。电力系统向来是重点单位，如此深度渗透，前所未有。

保密局高层立刻下达命令：抓捕蔡孝乾为首要目标，限期完成。

1月29日，特务盯梢数周后，锁定蔡孝乾藏身地。早上，他出门买牛排，被当街制服。现场无反抗，随身无文件。

押回后，蔡起初不语。但很快开口，供出一份名单，牵连层层人物。

据《台省工委档案》记载，仅三天时间，他共供出百余人。姓名、联络方式、化名、活动区域，全部写清，无一隐瞒。

这份名单，被称为“台湾地下党破网起点文书”。保密局随后行动全面铺开，特务小组分赴各地同步展开抓捕。他们第一个行动目标，就是刘晋钰。

电力系统之上的隐线

刘晋钰，福建福州人，早年考入复旦大学电气系。成绩优异，被选送法国，留学巴黎大学，获电力工程硕士。精通法语，掌握西方电气理论，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人不多。

学成回国，他没留下。他回到复旦任教。当时中国局势动荡，人才纷纷外逃，他却选择回到最动荡的祖国。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袭上海，炮火覆盖闸北。他是闸北水电公司总工程师。敌机轰炸发电站，他带着工人上前线，不下火线。

设备刚修好就被炸，他又组织重建。日机在空中盘旋，他亲自爬杆接线。一度晕倒在废墟边。

战线拉长后，他转赴云南，主导昆湖电厂修建。那时候，大后方缺设备、缺工人。他带人开山劈路，从滇池运来机件。因敌机频炸，他首创在山洞内建火电厂，是中国第一座洞体火力发电站。

1945年抗战胜利，他接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职位之高，位列实权部门之首。全台电网调度、计划、基建、人事，全由他签发。

组织将此人列为重点统战对象。刘登峰，长子，早年追随进步力量，于1946年赴台执行秘密任务。任务是接收新华社延安电台讯号，翻译、整理、传递给蔡孝乾领导的台省工委。

在父亲身边，他隐藏身份。不急，不露，逐步影响父亲。

刘晋钰不是政治人。他信技术，信国家。他不喜欢争斗，但对蒋政权作风极其反感。刘登峰抓住父亲这一点，不断传递理念、现实、愿景。

三年内，刘家四子陆续接触组织。

刘登元，次子，大学生，背景干净。组织安排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外围渗透。

刘登明，三子，从大陆赴台，接头对象竟是自己哥哥。任务明确，交接文档，维持联络。

刘登胜，年仅十四，入学后不久即入党。他没有上级任务，但自我觉悟极高。

刘晋钰不阻拦。他默许，也行动。他向组织承诺：一旦台湾解放，自己将保全台电档案与设备，原样交给人民政府。

当时没人知道，一家五口已经全数在党组织体系之内。这个信息，直到蔡孝乾写下那张供词，才彻底曝光。

一次出卖，五人天人永隔

1950年春，台北。

蔡孝乾落网后，供词一份接一份地写。不含糊，不犹豫，几十人一口气交代出来。

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起初是外围，再到核心，很快就烧到了系统中枢。那张带有“刘晋钰”名字的供词，被递到保密局三处处长的办公桌上。

刘晋钰不普通。他不是商人，也不是文人。他是工程专家，是台电的掌舵者。电网计划、技术调度、变压流程，他一手规划。他控制的是能源命脉，也是战争支柱。这样的关键位置，一旦涉“通共”，就是政权危机。

保密局不再犹豫。行动立刻展开。

7月初，特务乔装进驻台电办公室。文件被查，电话被监听，往来函电被秘密复制。三天后，刘晋钰在回家的途中被拘捕，没有任何预告。连一纸拘令都没有。

案件由“特别审讯组”负责。这是一个专门处理高级政治犯的单位，直属蒋介石亲信。审讯没有走流程。没有公开提审，没有辩护人，没有旁听。只有讯问记录，和最后的结论。

“通匪”、“意图颠覆政府”、“协助情报单位”——三条罪名，三天内全部坐实。

刘晋钰被关在一个单间，没有人探视，也没人通知家属。直到执行枪决前，消息才由内线传出。

1950年7月17日，清晨，马场町刑场。

行刑队提前到达，刘晋钰戴着黑布，被押至空地。没有宣判，也没有告别。五声枪响，他倒在地上，尸体当场被收走。

他没有遗言。他没有墓碑。没有官方记录他的职务、身份、贡献。

他的死讯传出后，四个儿子几乎同时中断联络。

刘登峰，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是家中第一个做地下工作的。他知道父亲被捕的那一刻，名单就已全面泄露。他立即封锁所有联络，向组织请求撤离。两天后，他被紧急送出台湾，从此再未回返。

刘登元、刘登明，此时在台湾大学。此前台大“四六事件”后，已列入保密局观察名单。听闻蔡孝乾落网，两人立即失联，随后由组织安排秘密离境。三人中断接头，各走各路。

匡敏，刘登元的恋人，也是地下情报小组外围成员。她选择与他们同行，三人搭乘伪装商船，从高雄港离开。海上漂泊十日后，安全到达大陆。行踪至此才被中共记录在案。

刘登胜，当时十八岁。年纪小，未被安排执行任务。组织没有安排他撤离，他也没有暴露。他仍在学校读书，但从此再不参与地下活动。他闭口不言父亲，不再公开兄长身份，直到多年后才讲出往事。

一家五口，只剩四人存活。

从落网到处决，不足三周。蔡孝乾的一张供词，将刘家打入死局。

幸存者与重逢者

刘晋钰死了，死于白色恐怖最浓之时。

那一时期，台湾街头每天都有尸体被送出看守所。很多人没进法院，直接走进刑场。

没人敢收尸。家属多半也不知道人何时被带走、何时被判刑、何时被执行。

刘晋钰死后三天，堂弟刘晋柯悄悄打听到消息。他不顾劝阻，带着麻袋去了刑场。尸体已搬至一处空房间，无人认领。他背着尸体，一步步走回家。

安葬地选择在福州宗亲墓地。墓碑不敢刻名字，只埋了一块石牌。碑后写着：“晋钰长兄之魂，愿安息”。

几十年后，墓地被改造，原址迁空。墓碑被拆，骨灰不知去向。

直到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公告，将刘晋钰追认为“革命烈士”。家属收到烈士证书，证件号码末尾清晰写着“19500717”。

那一刻，名字终于有了归处。

此后数年，刘家四兄弟各有命运。他们说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说起他对地下工作的唯一态度：“我不走。”

那不是勇气，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