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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四大才子，一个个走了。黄霑、金庸、倪匡、蔡澜，从名字响彻香江，到如今墓碑静默，留给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一段段传奇。故事未必热闹收场，却必定值得一听。

文人共振，时代开始翻页

1970年代的香港，不缺热闹。报摊上堆满武侠连载，电视台播放港剧金曲，电台里传来粤语流行曲的新调。城市高速发展，文化百花齐放。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四个身影逐渐成型——彼此未必总在一起，却同步成长，步调奇妙一致。

一开始，没谁刻意去凑这个“四大才子”的说法。金庸靠小说走红，倪匡靠想象力吃饭，黄霑写出半个香港的旋律，蔡澜则是电影和美食两头跑。领域不同，气质也不一样，组合起来却刚好填满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缺口。

金庸的小说是一座山。它不靠爆炸场面取胜，全靠情节铺设与人心斗争。书里的人物一个比一个难忘，不靠光环，靠选择。文章写得密，故事讲得远，看完一本总要翻回头再读一遍。明报是他的主场，他用新闻眼写小说，也用小说眼看世界。

倪匡则完全不同。他快，几乎可以一天一万字。写《卫斯理》时不查资料，不设计大纲，脑子里装着半个宇宙的设定，信手拈来。他笑称自己对地球不感兴趣，更想知道外星人怎么生活。杂志、报纸、剧本，他统统接过。连金庸有时候忙不过来，也请他代笔连载。靠的不是交情，是能力。

黄霑像个舞台总监。词写得不多，但首首都能成金曲。《上海滩》《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背后都是他的笔。他不光懂歌词节奏，更懂观众的情绪节奏。他的文字既有古意，又不脱俗套，总能在三五字内击中情绪。他的人生像歌曲，高潮不断，也留白恰当。

蔡澜生在新加坡，但香港成了他的主场。他拍电影，做监制，写美食散文，还主持综艺。他对文化不拘一格，说吃要吃街边，写作要写实在。他活得舒展，和黄霑、倪匡成了固定搭配。三人逢节目必上，节目里必说真话。

1989年，他们合体主持《今夜不设防》。这个节目没有脚本，没有忌讳，只有大段真话、笑话、疯话。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敢言”，看到的也是文化人之间的互相较劲。不是“配合”，是“对撞”。

他们没有共同签过合约，没有谁牵头发起这个团体。“四大才子”的名号，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是观众、读者、听众，用记忆贴上去的标签。贴得自然，贴得合理。

这种文化的共振，不靠制度，也不靠资金。它靠一个城市的开放、一个时代的包容、一个人群的信任。四人从不同起点出发，却共同走到了一段香港文化的高峰。

他们的存在，像极了乐队的四个声部，各司其职，却合奏出最热烈的主旋律。

风格各异，却在同一个江湖

没有谁规定才子要有什么样子。正因为如此，这四人展现出了四种完全不同的活法，互不干扰，互相成全。

金庸不嗜热闹。他更爱纸上风云。一笔一划塑造的江湖，比现实更真实。他不多参与文化活动，连电视改编都很少管，只在意作品自己说话。他在《明报》写社评，批时政、谈外交，读者等着他给社会局势下判断。他不是舞台中央的人物，却是指挥台上那个调节气氛的人。

倪匡则更像快枪手。他是那种“你出题，我写故事”的类型。作品量惊人，类型多元。科幻、惊悚、推理、悬疑，一人全包。他不爱受限制，也不求深奥。他说故事只要有意思，不必太对逻辑。这样的态度反倒成就了《卫斯理》系列的无限延展。

他曾写着写着换主角，写着写着变背景，写完后连自己也不记得情节。可读者爱看。因为这些文字背后，有一套“你想不到但我敢写”的勇气。倪匡的存在，是那个创作自由年代的象征。

黄霑是另一种极致。他把才子做到极致，把浪子演成经典。他不避讳情感生活，不回避私人趣味。说话带火，节目有梗。他既能写旧派词，也能搞现代乐，能配武侠，也能配喜剧。他看起来玩世不恭，实则自律得惊人。作品一丝不苟，结构严谨。外表潇洒，是内心清醒的保护色。

蔡澜的最大特质是“不急”。不争，不抢，不刻意争论。他讲美食，也讲生活逻辑。文章里写到“早茶要等，米饭要蒸，人生不能急”，其实是写给自己看的。他活得讲究，又不矫情。他与黄、倪搭档时是润滑剂，既不压场，也能接话。他的文字像他的人生，随意中带着判断力。

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行业，却总能在某个节点上擦出火花。金庸写的书，黄霑为电视剧配曲；倪匡写电影剧本，蔡澜负责监制；黄霑词作红遍两岸，倪匡在访谈中点评如刀。彼此牵连，又互不干涉。

更妙的是他们对名利的态度。没人急着立碑，没人刻意维持“才子”的人设。他们并未对外统一形象，也不互相抱团出席活动。表面各自为营，实际上彼此尊重得很。

文化江湖不像娱乐圈，不靠流量维持。它靠积累，也靠个性。这四人，不是靠“配合”红起来，是靠各自的作品穿透时代。

他们做到了。

才子辞世，告别时代高峰

有些人活得精彩，也死得干脆。不是轰轰烈烈，也不是无声无息，而是恰到好处地收场，像写完一篇好文章，最后一个句号落笔，不多不少。

第一个离开的，是黄霑。2004年11月24日，肺癌夺走了他的生命。消息一出，香港顿时静了半天。不是说谁都知道他生病，而是这个名字太熟，太响，突然停了下来，让人一时不知怎么反应。追悼会那天，红人满场，同行、艺人、官员都来了。大家不是来交差，是来送一个同行，一个朋友，一个说出自己心声的人。

黄霑的死亡，不只是个人悲剧。它代表一种才气横溢、自由放纵的文化气氛渐行渐远。他那种敢言敢写的状态，很难再有。他曾经用歌词记录时代、用节目解构传统，他的离世，让人意识到：那个能笑骂、能讽刺、能歌哭的空间，正在收紧。

再过14年，轮到金庸。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享年94岁。他活得比黄霑长，也比黄霑安静。他后期不再写作，也不再出面，几乎隐退江湖。但没人能忘记他。他的小说还在电视里改编、书架上再版、学校里当作文教材。

金庸的葬礼没有电视直播，也没有刻意宣传。蔡澜写悼文，倪匡默哀不语。香港媒体把那天叫“江湖永别”。不少人带着旧版《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站在灵堂外，像是在重温那些年靠一盏灯、一杯茶、一本小说过夜的时光。

更有意味的是，蔡澜题了一副悼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小说名首字串成的对联，不只是技巧，更是敬意。他们之间从未组成“公司”，但彼此了解胜过同行。那对联写出来，媒体不用解释，读者自然懂。

到了2022年，轮到倪匡。他在香港家中病逝，享年87岁。新闻出来，很多人以为是假消息。原因不难理解：倪匡写了太多荒诞、太多不可信的故事，他自己也老爱开玩笑，讽刺新闻“死讯来得快”。这一次，却是真的。

倪匡从不装“文化人”，但是真文化人。他不追求逻辑严密的系统，却能在混乱中生出创意。他写的世界天马行空，却从不浮夸。他留下的不是一个系列作品，而是一种写作态度：不管世界多离谱，只要笔还握着，故事就写得出来。

三个走了，只剩蔡澜。

媒体开始倒数。他也知道大家在等。等这“四大才子”的名号变成一整块墓碑。蔡澜却不着急。他继续写专栏，继续录节目，继续说：“人生就像一碗面，凉了就不吃。”他不装感伤，也不主动回应。

直到2025年6月25日，讣告发布。他在香港养和医院离世，享年83岁。没有葬礼，没有公祭，火化完事。

蔡澜最后的安排，像他平时写字：不拖泥带水，不煽情。他对死的态度，一直明确。他说人死之后不是结束，是整理。他自己整理得很彻底，连结尾都给媒体省了事。

这一下，终于“四大才子”全数离世。

有人感叹，有人致敬。但更明显的是，这件事迅速登上热搜、占满头条，却又在几天后迅速消退。热度来得快，也去得快。不是才子不重要，是时代的注意力已经换人。

有趣的是，他们四个生前几乎从不主动为这个“称号”站台，也从未以“组合”自居。现在倒好，他们的去世却让“香港四大才子”这个名字，比生前更坚固。

或许，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

文化落幕，记忆仍在延烧

四人都走了，故事算完了吗？不见得。那些年他们留下的文字、作品、访谈、节目录像，仍在网络、书架、播放列表里流转。说白了，这些不是遗产，是日常。

2025年6月27日，蔡澜去世消息广为传播。官媒、港媒、台媒、新加坡媒体全都发布消息。标题五花八门，但意思一致：四大才子，合体了。新京报出了一篇社评，说“香港的才子时代，彻底关灯”。

评论区讨论热烈。不少年轻人坦言“没怎么看过他们的作品”，也有人留言“金庸我初中看过，《上海滩》我妈爱听”。他们不再是“当红人物”，而变成了“文化印记”。

这才是关键：文化不是靠火热，而是靠留下。

蔡澜的美食节目仍在播放平台被人搜索，黄霑的词被翻唱，倪匡的小说成了电子书里的经典系列，金庸的武侠甚至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时代推人向前，但总有人回头。

文化变了。电视台不再播访谈节目，文字专栏逐渐被短视频取代，长篇小说也难敌碎片阅读。但凡认真过生活、用心说话、执着表达的东西，依然有人愿意找来看。即使是年轻人，也在某个晚上，突然点击一段《今夜不设防》的片段，看三个人边笑边讲，感叹一句：这个节目好像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不在于尺度，在于态度。他们说话不用演，讲故事不用包装。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不怕讲错话”的年代，一种“才气不是装出来”的态度。

这个态度，值得被记得。

不是所有才子都成团，不是所有组合都长久。但他们留下的，不止是作品，更是一种文化人该有的样子。

写到这里，不必再悲伤。他们离开了，但作品在，态度在，江湖在。每一次重新打开《笑傲江湖》，每一次点播《狮子山下》，每一次看蔡澜教你做一个蛋，那些片段，都像在说：

才子虽然谢幕，但风骨尚在江湖。

故事没有真的结束，只是换了方式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