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寻水英雄——元通乡袁泽川

作者:袁伯勋

袁泽川，字阅江（家中男丁排行第二，晚辈都叫他二叔），1918年六月十六（公历：1918年7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观音乡大叶林。当时，祖父母佃居夏姓地主一个小农庄，租田地三十余亩，四角头草房一座，务农为生。
二叔幼年体弱多病，常年汤药不断，在人前不爱说话，如同痴憨。八岁入私塾馆念书，天资聪敏，学习勤奋，十七岁时已能背诵“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已能提笔成文，撰写文言文章、习诗、赋、阴阳五行不所不能，上能观天象，下能晓地理，受到老师袁绩咸的器重。
1935年，二叔正当学业突飞猛进的时候，四川社会形势突变，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混战，苛捐杂税逐增，地主加租加压，民不聊生。祖父母不堪重负，逐退佃耕，迁回仁寿县元通乡李家沟围杆湾老屋定居，耕种祖遗留土地七亩，房屋三间。由于家庭人口多，土地房屋少，家境日渐衰落，此时年仅十七岁的二叔不得不辍学务农为持生活。这年为了生计，祖父母用积蓄的一点钱财，到成都买了一个门面铺子，安排二姑孃开裁剪铺，两年后由于生意好，她一个单身女人忙不过，祖父母又安排我大姐去帮忙，大姐不从，上吊死亡。又过两年祖父母又安排我二妹和大姑孃的二女儿去帮忙。此后，二妹和大姑孃的二女儿都在成都安家落户，二姑孃为了照顾裁逢生意和两个侄女，终身未嫁。
光阴荏苒，转眼二叔田园务农三年，1938年秋天，二十岁的二叔，在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下，二叔与夏氏二娘结婚，次年生一女儿，乳名藤姣。婚后不到两年，二娘提出离婚，理由：一是夫妻感情不合；二是袁家太穷。为了挽救这场婚姻，祖父母设法两次租佃新家，两次迁移，希望矛盾缓解。
第一次是1939年8月，以我父亲、继母、姐姐（十多岁上吊死亡）、二妹（袁淑英）、二弟（袁伯奇）、我（此时我不满十岁、正在观音寺上学）、二叔、二娘、藤姣共九人组成一个家庭，佃租观音寺地主王允中房屋六间，田地四十余亩。此间，我父亲对农业不感兴趣，刻意要开油作坊经商。为此，一家人在观音街上新修了两间草房，高价买了一套榨油设备，买了一头黄牛，雇油匠二人，父亲自己主要是天天赶场，买进油菜籽，卖出清油、油枯，一家人农业、经商搞得红红火火，造成观音街上一些人嫉妒，三天两头到油房闹事。一日，一恶霸带上好几人到油房闹事，父亲跑到学校找到我，要我马上回到佃租家，叫上务农的二叔前来帮忙，二叔冲冲忙忙带上自制的火铳，跑到街上见两榨油工人被打伤在地，矛盾正在升级之时，突然恶霸家里来人称家里失火，那些人慌忙跑之，避免了一场恶斗。之后也经常有人来闹事，一气之下，父亲把油房关闭了，也回家务农。由于油房关闭，造成损失较大，家里还背了一身外债，这一年三叔袁国范因看红楼梦，走火入魔，想入非非，吞食洋火头(火柴头)中毒，一家人全力抢救才得以脱险，又花消了部分钱财，二娘三天两头离家不归，总是不遂其意，称我父亲和三叔花了家里的钱，一家人始终不得安宁。
第二次是1940年冬天，祖父母又在简阳县龙云乡租一农家房屋和田地，由二叔、二娘、藤姣三人单独组成一个新家，搬去不到三个月又搬老家，原因是二娘称离老家太远，害怕又不习贯。这次搬来搬去，又给家里损失了一部钱财，二娘在家更加闹事不休。
在婚姻无法挽回的情况下，后经双方乡、族、长辈、亲友的调解下，双方同意离婚，条件是：袁家向女方付出部分钱财，女方带藤姣离开袁家，孩子由女方抚养。之后获悉，二娘已另嫁他人，几年后二娘和藤姣均已妖折。这是二叔青年时代，心灵中受到的沉重打击。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四川省抓壮丁是全国闻名，二叔、三叔均遭此劫难，那些年头，男人白天上山搞劳动小心防犯，晚上不敢在家里睡觉，逃到山上也不安全。耳闻黄犬狂吠，保、甲长和狗腿子就到了村前。
第一次是1939年腊月，狗腿子将二叔抓住，五花大绑送到观音乡关了一夜，经祖父多方托人讲情，几经周折才用大洋50块将二叔赎回。
第二次是1940年3月，把二叔抓到仁寿城关镇关押，祖父再次用大洋200块将二叔赎出，此时家境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赎壮丁的200块大洋都是东拼西筹借来的，这年祖父66岁，由于受不了经济和心里上的打击，突然病逝，由于无钱安葬，只好把祖父遗体停放在宅外小室内，又过了一年才为祖父修好窀穸安葬。1941年二叔身患急性肝炎，经多方医治，一年多以后才痊愈。
第三次,二叔病方愈又被抓壮丁的人抓走，此时家中已无钱财赎回，只好听天由命。被送到正兴乡苏码头潘文华部队“川康特务团”当兵一年，后由三叔袁国范去该部队顶替当兵，才把二叔换回家务农。
三叔在此继续服役三年，后因末经长官许可私自离队，部队长官连夜赶到李家沟围杆湾家里来，抓住二叔不放，称弟弟跑了，哥哥顶替，第二天又送到元通乡乡公所，经李怀之等人说情调解，除办招待以外，敲诈勒索五百余元大洋才走。这些钱都是东拉西欠借来的，全靠日后省吃节穿，勤巴苦做来还。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解除了抓壮丁的后患，同在这一年9月，袁绩咸被请来李家沟围杆湾袁氏宗祠设馆教书，老师还带一些当年二叔同窗高才学友，一时间袁家祠发生了新变化，学馆院内外，能听到朗朗读书声、琴声、歌声,馆内发生的一切新鲜事感染着这里的青少年。我也有幸在这里念书，这里虽然是私塾学馆，但内容丰富，除看、读、写以外，学科有文学、历史、地理、数学、文体活动，学生中人才济济，吹、拉、弹、唱，能歌善舞的不乏其人。1946年春节，由老师组织同学们演出一天的文娱会，吸引数百人来观看，学馆名声大振，开学时学馆又来了一位多才多艺的何姓老师，课堂上他讲了很多有关中国、世界发生的大事，打开了同学们的视野，学馆墙壁上能看到醒目的红色大标语,如“劳苦大众、剥削、压迫、民族复兴”等内容使人耳目一新，给这片沃土带来了蓬勃生机。可是好境不长，何老师才来不到二个月，一天晚上被乡公所的人带走了，从此一直未回来上课，墙上的标语也被大人们撕下烧掉。尔后有人说是被枪毙了，又有人说逃跑了，时间一长何老师也被大家遗忘了。
同是这一年，二叔在他一生中开始有了转机，使他看到前进路上的光明。他早起晚睡，到学馆当了一名傍听生，白天上山劳动，晚上听老师讲课，另挤时间阅读书籍，与学生一样，按时写文章、习书法，做作业请老师批改，经过一年的努力，文思大进，深受老师的好评。1946年12月经过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终于学有所成。
1947年2月，二叔受舅爷张泰山之聘，在下湾舅爷家教书三载，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被乡里称道。1947年7月，三叔当了三年的逃兵回到家中，外逃这三年他参加了“中国大同党”，而且是“袍哥人家”。这年9月，祖母护送我到舅爷家，一是为舅爷祝寿，二是送我到二叔处，要我在二叔那里学习文化。从此我在二叔的学馆念书二年多，与二叔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二叔待人厚道，对我十分关怀，从饮食起居、言语行动、思想品德对我影响都很大，尤其晨学习上循循善诱，真使我感到“如坐春风之中，仰沾时雨之化”。1950年仁寿县刚解放之时，我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仁寿县立一中校，三年毕业后，由组织保送到原中央重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沈阳飞机机械制造厂工作，这是二叔培养的结果，我没齿不忘。
1949年全国解放，1950年，三叔当上了元通乡乡长，舅爷私塾馆关停，二叔回家当上了村干部，他与群众团结一起，领导全村群众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搞土地改革，分田地，各种政治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群众称袁泽川是人民的好勤务员。同年二叔与夏姓二娘荣谐伉俪，婚后举案齐眉，感情甚笃，由于二娘在娘家时,一日到二峨山大山上去砍柴，淋了大雨，回到家中大病一场，昏迷了三天，苏醒后就落下了双耳失聪，听不到一点声音，并且也患上了支气管哮喘病根，尽管二娘身体不好，二叔口无半言，凡事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夫妻之间鱼水合欢，相处甚得。三叔在元通乡当乡长不到一年，因曾参加过“大同党”被人举报，撤消了乡长职务。
1951年二叔被调到元通粮站工作，由于成绩突出，再由组织调到仁寿县花纱布公司工作，工作不到三个月就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当时被贪污犯诬咬，指定袁泽川有贪污嫌疑。那时我正在仁寿一中读书，一日,两名解放军武装人员把二叔押送一中校来找到我时称：要我马上回家替二叔取脏款，并要二叔给我讲话。二叔对我说：“你马上回家叫三叔筹集一百余万元钱（当时一万元相当于一元），你火速送到仁寿花纱布公司来。”我接到任务后，立即请假起程跑路回家,县城离家七十华里，中午才到家，三叔接到信息后，急如燃眉，四处借贷，东拼西借，好不容易集积了一百万余元，午饭没吃（全家人都出去借钱，没人做饭），我立即火速反程，三叔用纸包一大包钱交给我，我将钱装入括包括在肩上就走，途中我实在有些胆怯，生性丢失或被人抢走，急急忙忙赶到仁寿花纱布公司已经天黑很久了，我跑到公司大厅报告此事，一个持枪的大个子兵大声激呼：“袁泽川脏款送来了。”并把我带到一个象当干部模样人跟前，他叫我坐下，问我在哪里读书，与袁泽川是什么关系等话语，又等了许久，二叔才出来，我向二叔作了回报，并将钱交给二叔后，二叔叫我回学校。我回到学校后，整夜未眠，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三叔虽然撤消了乡长职务，不到一年，三反五反运动要对三叔进行法办，称三叔是敌特分子，元通乡排来几名武装人员来到家中抓三叔，三叔提前得之消息外逃多年，很少回家，一家人也不知其下落。
不久，二叔辞职回家。后听二叔说：那时，三反五反中敌我阵线不分，贪污份子乱咬好人，组织领导者大搞行刑逼供，经常被吊起毒打，弄得他神智不清，多次想跳楼自尽，实在不想活了，好在拿出一百多万元钱，也就救了他一条性命。
1952年，二叔一方面务农并抽时间把花纱布公司冤案的实事、理由、时间、地点、证据书写成文，叫我替他恭正地操写了一遍，并叫我亲自送到仁寿县人民政府信访处，不久这桩冤案才平反昭雪，政治上恢复名誉，经济上原款全部退还本人，同年年末被评选为乡人大代表，1953年春仁寿县花纱布公司派人来叫二叔回公司工作，被二叔拒绝。事后二叔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经历，再也不想到单位上上班了，自己人很老实，比心计比不过他人，在家务农踏实，写信到县信访办的目的是还自己清白，是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政策救了他，再也不想卷入是非之地。
1953年6月，二叔35岁，喜得长子袁水明，生下来才三天，又是挑鱼子，又是扯脐疮，二叔背着四处求医，废寤忘食，好在身边常有祖母和幺姑孃关照,使得水明拙壮成长。
1954年，二叔带头承办杏花村民办小学，他亲自一人从一班教到1958年，四年时间学生发展到六、七个班，学生人人都是好成绩，县文教科专门来总结摩访经验，并参加了县文教系统先进代表大会。
1957年冬月，二儿子袁六森出世，出世不久就患支气管炎，久医不愈。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李家沟围杆湾从原来的元通乡划到太平乡（今板燕乡）卫星村三队，生产队成立了伙食团，人人都吃大锅饭，要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这年又大战钢铁，每家每户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把家中铁锅铁铲等凡是带铁的东西捐献出来，每天全家人分得的食物少得可怜，大人们节省食物留给小孩吃，还要饿着肚子上山劳动。那些年，人们是白天要上山劳动，晚上要开会学习政治，二叔虽然在教书，晚上也要参加开会。这年秋天的一天晚上，生产队正在开会，二叔心里特别烦躁，坐宁不安，也听不进去会议内容，就起身回家看看，会议室到家只隔了两个大天井，几分钟就到，只见二娘还在厨房忙家务，听得二儿子六森在寖室内大哭，走到堂屋大门，就见寖室内火光冲天，二叔冲进屋内将六森救出，并将大火扑灭。事因是二娘将油灯放置离蚊帐太近，加上二娘双耳失聪，听不到一点声音，要是二叔迟回家几分钟，六森就要被活活烧死在床上，而且围杆湾100多人的串架祖屋也要毁之一旦。
到了1959年春，吃的就更少了，这一年生产队里已饿死不少人。一日，二叔从学校回家，由于批改学生作业，起身回家时天已黑，途中要经过一悬崖小路，这条小路二叔是到学校的必经之路，每天往返两次已走了4年多时间，熟悉得闭着眼都可以走回家，但是这天，由于饥困交迫，已神智不清，只是迷迷糊糊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意识前面有悬崖，就蹲下身子用手摸，发现双脚已正好在悬崖边，吓得二叔往后瘫坐在地上，如果再往前一小步，就要掉到30米深的悬崖下，不死即残。
随着人口增添，家庭负担加重，1959年夏辞教回家搞农业生产。五十年代末期，文宫修建人民水库，二叔同广大社员共同战斗了半年多，水库工程失败下马后，他拖家带口渡过这三年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在此期间，我家大姑孃（出嫁高姓家）、二姑孃（终身未嫁，在成都开裁缝店）和我父亲相继逝世，他失去了三个情同手足的兄姐，加之祖母又患病双目失明，悲痛万分，全家为之震惊，那个年头，终日劳动，不得温饱，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渡过难关。
1961年生产队一头水牛生病，久治不愈，大家正准备杀牛分肉吃的时侯，被二叔知晓，二叔上前阻止，称再等几天医不好再杀，在这几天时间里，他用所学的中医知识，自己上山采药，经过几天耐心医治，这头水牛被他医好了，并恢复了体力。从此，生产队就安排二叔当饲养员，负责生产队七头水牛的饲养。七头水牛在二叔的饲养下，个个身强体壮，为生产队节约了许多劳力，受到大家的好评。其中有一头公牛，长得身大体壮，力大无穷，一对红眼睛长得吓人，一发起脾气来几个男劳力都无法控制，经常扯索四处跳蹿，生产队要排多人满山追赶才能逮住，它有时还对人进行攻击。一日，二叔在上草料时，它对二叔进行攻击，把二叔逼到了墙角，无法脱身，它低头用头角向二叔撞来时，二叔急中生智，一下跃身跳骑在牛背上，才以跳生。
1962年10月，由于生产队有两头耕年已年老无力，需要另购买2头年青力壮的耕牛，二叔有一位学生入赘到乐山马边彝区生活，他来信说马边的水牛很便宜。二叔为了给生产队节约钱财，去找队长商量，队长非常同意二叔的意见，并要求二叔到马边购买耕牛。从老家到乐山马边有500多华里路，当时交通不便，全靠双腿步行到马边，二叔不怕坚苦，长途爬涉，来回1000多里路，30多天时间牵回两头水牛。他说去的时候只用了6天时间，回家时因牵着两头水牛，一边走一边放牧，每天要等牛吃饱青草，喝足水才上路，一天要歇三次，每次要用二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回家走了20多天才到家。
1964年腊月，三儿子袁七星（后改名袁敏）出生，因当时家里条件实在无法抚养，二叔一是想放在尿桶里淹死，二是抱给别人抚养，祖母和幺姑孃反对，声称在苦在累也要自己抚养，加上幺姑孃大力关照，七星才拙壮成长。当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二叔分析形势，认为社会动乱，工农业受到破坏，人心动荡，文斗武斗四起，形势复杂，社会艰险，加上年年天旱，粮食无收，他决定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除埋头搞好水牛的饲养和料理家务外，集中精力致力于仁寿县水利建设工程调研活动。

1967年夏，二叔在家利用空闲时间，做了一套土仪器，他把三根齐眉高的竹杆绑在一起作为支架，支架上面再绑一个竹筒，作为瞄准筒，竹筒上用牛皮胶粘上一个装有水的玻璃管，作为水平仪，再拿一根竹杆作标杆，开始标杆上刻上尺度，由于瞄准筒上无放大镜，看不清标杆上的数字，最后在标杆上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成一圈一圈，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尺度数据。

1967年秋天，生产队刚收完水稻，他跟生产队长袁栋才（二叔堂弟）请假，说明要出去勘测水源，要搞一段时间才回来，队长很支持他，叫他安心出去，家里水牛安排他人饲养。他带上自制的土仪器、纸笔、炒面、煮熟等红苕干粮，沿龙泉山脉进行测量，观察山脉走势和水流去向，不知地名就向当地老百姓打听，并将地名和测得和数据记录下来。这次出去搞了六个多月，到了1968年2月底才回家，他饿了向当地老百姓要点，渴了喝点山泉水，夜晚住百姓家、破庙里、山洞涧、乱草丛、悬崖边，只要能遮风雨都行。一日，突然下大雨，将二叔全身打湿，刚记录的数据的纸也被雨水渗透，字迹模糊不清，雨停后又返回二十里地重新测量记录。回到家里时，大家都不认得他，胡子很长，满脸污垢，衣服很脏，像逃荒要饭之人。

第二次出去是1968年3月份，主要目的地是查看龙泉山脉西边地理情况，到成都平原东风渠测绘水的流量和灌溉情况，地理位置，海拨高度等数据，并做好记载。这次出去搞了四个月的时间，7月份回到家中。
第三次出去是同年的9月份，主要目的是察看龙泉山脉东面山势地理情况，为了解了仁寿县所有的山山水水，往东到过简阳、内江，资中、往南到过井研将仁寿的主要山脉，河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次出去到了1969年3月才回家。
二叔利用一年多的时间，在外荒山野岭度过了两个春节，步行了两千多里路，爬遍了180多个山头，走遍了十多个公社，和好几百名当地社员。他掌握了大量水文资料后，判断成都平原的地理位置高于龙泉山东面仁寿县的地理位置，将成都平原东风渠的水打穿龙泉山脉，引到仁寿境内是可行的。二叔回家后从1969年3月至5月这期间，白天上山干农活，饲养水牛，忙家务，晚上在油灯下，戴上老花眼镜，将收集的大量水文资料。进行绘图，画错了的地方，他就把它挖空，再补上一个疤重画，最后共补了六十多个疤将水利工程图画成了，并附上千言文字说明，同时写了一封建议书。
1969年6月，他多次带上水利工程图和建议书步行70多里路来到仁寿县城，找到水利部门，说明来意，都被仁寿县水利部门的人打发走，并说：你一个农民，知道个啥，你不要管这些事。二叔每次都吃了闭门羹，非常气愤，决定向省上反映。1969年7月的一天，他爬山涉水，步行150多里路来到成都，先到我家说明来意，那时我住在青年路52号，在成都132厂搞飞机设计，工作也比较忙，我留他住了一宿，当晚，他把水利工程图和建议书给我看了一遍，两叔侄谈至深夜才睡。次日我陪同他一起到四川省水利厅上访，呈递水利工程图和建议书，当即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
1969年12月，仁寿县打电话到太平公社，通知二叔第二天到仁寿参加会议，二叔步行70多里路，到仁寿县大门天还未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规划在仁寿的文宫修建人民水库和迥龙水库，讨论会上二叔发表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两个水库蓄水太少，不能满足仁寿县水的需求。他主张一是修建鹰头水库，鹰头水库在高家乡，地理位置高，可全灌溉仁寿县、井研县，还有简阳县的大部分地方；二是主张修建倒石桥水库（现黑龙滩水库以下5公里），但是高家乡、三峨乡、观音乡大部分地方不能受水。这次会议是二叔找了省水利部门后第一次仁寿县通知他参加的水利工程会。
1970年3月中旬的一天，仁寿县又通知二叔到仁寿开会，会上仁寿县革委会崔主任介绍情况，称前两天，乐山地区革委会的钱付司令员、周科长，亲自到迥龙乡查看过，要求仁寿革委会马上打报告到乐山，要在迥龙修建水库。二叔听到后立即进行反对，因此报告没有上报。
1970年5月二叔得到消息，乐山地区和四川省政府已具体落实，同意在倒石桥（黑龙滩）修建水库，他高兴得几天未睡好觉。
此后他多次参加黑龙滩水库规划设计讨论会，在水库大坝的选址上，县革委提出了4个方案。一是在黑龙滩，二是在黄龙偏，三是在倒石桥（二叔提出的），四是在响水滩。二叔主张将大坝选在倒石桥，主要是考虑到地理位置在黑龙滩下游大约5公里的地方，那里沟口窄，大坝长度没有黑龙滩长。但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称倒石桥大坝总长是没有黑龙滩长，但是要多修建8米高度才有保持黑龙滩水位，而且倒石桥上方有重点工厂，不宜修建大坝，最后确定在黑龙滩修建大坝。
在修建输出遂洞的选址上，县革委提出二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修在大坝附近，出洞后修建20多公里总干渠，再打穿龙泉山脉分东南干渠灌溉。二叔提出反对意见，他主要考虑到，这20公里的总干渠，按每公里水位落差2米计算，20公里水位落差40多米，老家李家沟围杆湾根本无法受水。
二叔同意第二个方案，在刘家沟中段跳蹬河，直接打穿龙泉山脉分东南干渠灌溉，李家沟也能受水了，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确定在刘家沟修建输水遂洞。
1970年10月，修建都江堰东风渠引水工程打响了，最初，生产队觉得二叔年龄大，家里没人照看，不让他去，他多次找队上领导，坚持要上工地，生产队拿他没办法，同意他去，1971年3月，他来到工地，同年青人一起修建水库。9月大儿子袁水明要参军到部队，收兵干部和政府领导一起到家搞政审时，二娘因患病，肚子疼痛难忍，就上吊自尽了，家中已无人照看，二儿子袁六森多病，支气管炎久治不愈，三儿子袁敏还在读小学一年级。政审的同志询问二叔，是否还同意袁水明去部队当兵，二叔对政审的同志说，妻子死了，家中还有三妹，可以照看家庭，同意水明去参军。他回家简单安葬了二娘，又上水利工地上去了，水明也到了部队。这年腊月三十，水利工地上已放假过年，二叔主动留下看管工地，家里正准备过大年，祖母突然病逝家中，二叔闻讯后大年初一赶回家，对三叔进行吩咐，安排一切事务后，当天晚上回到工地。1972年二叔在东干渠大化段修建，一日晚上，刚修通一段盘山干渠，连续发生塌方，他闻讯后打着火把赶来，他是队上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不顾大家的劝阻，与大家一道冒着不断塌方的危险，跳进齐胸的渠水里，奋力清除石块，疏通水渠。这段时间我专程从成都到大化工地上去看望过他，民工全部住在临时工棚里，条件非常差，三叔也在工地上，同水利战士一起同吃同住同战斗，工地一片繁忙，热火朝天。
在水利工程上，他担任过施工员、政工员、保管员等多种职务，不管在哪个岗位，工作井井有条，成绩突出，哪里困难多，他就出现在哪里。一天二叔到一遂洞视察工程情况，走进遂洞有两名水利战士正坐在遂洞中间抽烟，见二叔走过来就起身让路，突然从头顶上掉下一块大石头，正好砸在两名水利战士坐过的地方，大家都吓了一大跳，其中一名战士说：袁大爷，要不是你来，我俩可能就牺牲在这里了。二叔风趣地对他说：要不是你俩挡住我的去路，停顿了一下，我恐怕也牺牲在这里了。
1973年，由于二叔的事迹家喻户晓，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并出席县人大代表，这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已五十五岁了，他满激情给西藏当兵也刚入党的儿子说：我们要牢记《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一段唱词：“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捡重担挑在肩……，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他是这样教育儿子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这一年，正当全县水利工作建设胜利向前推进的时候，县里规划要求在李家沟修建黑龙滩水库的结瓜工程“李家沟水库”，可以囤集大量的水，灌溉方加10万亩耕田，这样要淹没李家沟田土及房屋，大家都要搬迁，消息一转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都反对，乡亲们都要二叔写建议书，把水库修在其他地方。

二叔受其影响，于1973年4月2日，连夜写好建议书，建议将水库修在观音乡的石龙沟，并将建议书交到县革委会。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撤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乡亲们不理解二叔，对二叔进行言语攻击，有人编了一首儿歌，村里小孩天天传唱：
仁寿出了个袁泽川
千方百计要修黑龙滩
把水引到了围杆湾
把我们整得四处搬
二叔给乡亲们做工作，讲道理，要求大家牺牲个人利益，支缓国家建设，1974年9月，他第一个首先搬迁，迁到离老家十多里路的元通乡永革村1组居住。最后在二叔的带动下，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搬迁到附近各社队落户。
二叔不公踊跃搬迁，还积极参加李家沟水利工程建设，当水库建设按近尾声时，我专程到工作看望他，那时二叔在工地上当施工员，三叔也在工地火食团给水利战士做饭。
1976年，黑龙滩、李家沟水库大功告成以后，仁寿县第一次贫协会在县城召开，二叔选上主席台，这一年新华社住成都站记者郭超人来采访他。这年6月，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头版头条刊登二叔修建仁寿水利工程事迹，中央电台、四川电台也经常听到播放二叔的事迹。一时间二叔成了名人，这一年县委书记杨汝岱专程来找他，为了解决农转非，吃公粮国家饭，他婉言谢绝，将名额让给他人。称自己已经58岁了，再干两年也退休了，没有必要。因此他一直是一个亦工亦农，每月领取30多元的工资，在李家沟水库管理处上班。
1977年仁寿县组织劳动模范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并登上天安门大楼，并到首都各名胜古迹参观游览。离京返蓉后，在我家小住两日，晚上，我们叔至俩畅叙深夜，谈及这些年仁寿县水利建设，感慨万千。
1978年大儿子袁水明与周菊容佳偶天成，结婚没几日部队来函提干，双喜临门，全家喜形于色，1979年小孙子袁彬出世，袁水明从排长提升为连长，营长，最后调到西藏军区教导大队工作，1983年周菊容母子随军将户口迁移至拉萨，二叔很是欣慰。由于大儿媳妇周菊容迁到部队，家时二儿子六森多病，三儿子还在学校读书书，家里无劳力，二叔就从李家沟水库回到家中务农，这年二叔已65岁。
1984年10月22日，三儿子袁敏和王淑文喜结良缘，1985年没想到自己辛苦一生，由于积劳成疾，左脚开始疼痛，行动不便，久治不愈，随后成都华西医院检查，确疹为骨癌，住院治疗月数无效，返家继续治疗。
1986年六月十六，这天是二叔满68岁生日，袁水明出探亲回家，那天我和二叔的亲朋好友一百余人来为他祝寿，此时二叔病已很重，身体很瘦，但神智清楚，说话声音很细小，这是我们叔侄最后一次见面，此情此景我内心沉痛成分。七月孙子袁勇出世，全家儿孙满堂，二叔在病床上无比高兴。
1987年正月18日，二叔离开了我们，享年69岁。
祖母早年健在时曾戏言：说二叔“命远孤贱，刑妻克子”，因此祖母对二叔也特别关心。二叔一生为公益事业勇往直前，余死亡尘，但他确实命途乖舛，道路坎坷，从第一个二娘的出走和女儿之死，二十八岁再娶，第二个二娘身残多病，抚养三个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手劳作，把他拖得筋疲力尽。
1972年祖母89岁高龄逝世，二娘也登仙，袁水明又到部队当兵，自己又要到水利工程，一家人走的走，亡的亡，情景惨淡，正在这危急关头，幸得幺姑孃帮助合作，得以重振家园。
幺姑孃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最小，我父亲、二叔、三叔各自独立成家后，她同祖母长期生活在一起，终身未于归，对双目失明的祖母倍加孝敬和照顾，弟兄姊妹们都感到十分敬佩和爱戴。幺姑孃身体健康，人敦厚，心地慈良，治理农务、教育晚辈、勤俭节约，发扬了祖父母遗留下的袁氏家风。
二叔多数时间在外工作，家务事全靠幺姑孃照管，如山上庄稼、家庭吃穿安排，孩子们上学以及对侄孙的抚养全部承担。二叔水利工程事业有成，幺姑孃功不可没，晚辈们要牢记前辈人的艰辛，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二叔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仁寿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之逝世重如泰山，我们永远学习他崇高精神，我们永远纪念他。
2005年6月3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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