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六朝墓志密码，从南京城市基因中探寻魏晋风流

提起魏晋南北朝，你会想到什么？乱世、风流、美男子、竹林七贤……

4月26日，凤凰出版社举办“贞珉流徽——从考古探秘六朝的南京”讲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作家、学者薛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馆员邵磊带领观众品读墓志，解码南京六朝文化基因。

以石为镜，一方墓志足以解开“笔误”之谜

贞珉，即石刻碑铭的美称，墓志是其中的一种。墓志通常为砖石材质，随葬墓中，其上叙谱系、记生卒、述行事，蕴含了重要的社会历史信息。

作为《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这本书的主编，邵磊对东晋南朝时期墓志及其研究做了一次系统梳理和总结。

邵磊介绍，东晋南朝历史近300年，而这一时期的墓志存世数量尚不足百种，且其中多数出土于南京。

为什么东晋时期的墓葬大多形制简陋？有人认为是为迁葬方便，邵磊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东晋皇族和贵族经历永嘉之痛后，秉持励精图治、北伐中原的信念，倡导节俭，“这从东晋瓷器变得简朴、帝陵采用单式规制、涂朱陶器取代漆器等方面也能体现。”

邵磊表示，墓志具有拾遗补阙的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南京铁心桥大定坊司家山出土的谢珫墓，谢珫与指挥淝水之战的谢玄关系密切，但文献中记载模糊，经考证发现谢珫就是《晋书》中记载的“谢玩”，因字形相近导致文献记载有误，体现了墓志对文献研究的重要价值。

六朝精神，藏在南京人的口头禅“多大事儿”里

在胡阿祥看来，六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需先从时代背景切入——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出轨期”，兼具“乱世”与“异象”双重特质。

胡阿祥指出，相较秦汉的中央集权、隋唐的盛世繁华，六朝显得格外陌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社会秩序与思想文化均偏离传统轨道。但这种“陌生感”恰如旅行时遇见异域风光，蕴含着独特的“差异之美”——它打破常规，催生多元，成为后人永远追慕的精神坐标。

谈及六朝的文化关键词，胡阿祥强调“儒学佛道，文史阴阳，百家争鸣，亲近自然”是核心。他说，儒学虽不如两汉鼎盛，却是维系国家政教与士族命脉的根基；佛教在此完成初步中国化，道教实现官方化转型；哲学思辨兴盛，文学艺术迸发新貌——山水画、山水诗、山水文学兴起，文人喜于山林读书，寺庙道观隐于青山，形成“山水有情”的文化意象。

胡阿祥特别提到，六朝的精神风尚深刻融入南京的城市基因。他说，南京人口头禅“多大事儿”，体现的是六朝传承的豁达从容；城市气质中的“风雅”“潇洒”，源于名士“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的文化基因，也源于《儒林外史》中“到雨花台看落日、游秦淮河”的闲情。

被低估的六朝，南京凭它成为“文学之都”

“苏轼曾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八代’中六朝占六代，似乎在传统文学史观里，六朝文学常被视为汉唐文学高峰间的低谷。”程章灿表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他指出，“文起八代之衰”的前提，正是六朝文学奠定的基础。

南京被视为“世界文学之都”，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六朝时期其在文学上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胡小石先生说：“合而观之，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这与南京“文学之都”的定位一脉相承。

从文化传承看，六朝使原本以长江以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转至南京，开启了新的发展格局。他以南京山水为例：紫金山、鸡鸣寺、栖霞山等在六朝之前于文化史上寂寂无名，正是六朝文人的活动与创作赋予它们深厚的文化内涵。

程章灿说，六朝文学绝非“衰世之音”，而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地”——它打破地域局限，融合南北文明，在文学体裁、文学理论、文化空间等层面均具开创性，为唐宋文学的繁荣埋下伏笔。“重新审视六朝，便是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多元演进的重要脉络。”

从博物馆到考古现场，南京六朝文化必打卡路线指南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感受南京六朝文化，薛冰推荐了一条南京六朝文化必打卡步行路线。

从六朝博物馆出发，东行至作为建康城东边界的青溪。沿青溪北行至竺桥，大致是台城也是早期建康城的东北角。由此转向西行，珠江路南侧的水道很可能是六朝的城北渠。珍珠桥下的珍珠河，因陈后主游河遇雨而得名。

继续西行至进香河，就是东吴运河潮沟的遗存，也是建康城的西边界，由此可以直接感受六朝时期水网环绕建康城的格局。沿进香河路南行，至洪武北路南端，大致就是建康城西门所在，也是潮沟和运渎交汇处。

继续南行到内桥，桥下的秦淮中支是建康城的南界，建康城南门宣阳门就在河北岸，内桥偏东的位置。再行至中华门内的秦淮河岸，镇淮桥附近就是当年的朱雀航，后在南岸建朱雀门，也就是建康城的国门。秦淮河是建康城的外郭。南朝梁将国门南推到越城南，在长干古城考古中已经发现了新国门的位置，也可以确知建康城中轴线的方位。国门位于都城最南端，显示都城的宏伟壮丽，也是防御前沿。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裴诗语 文/摄

（部分图片来源于主办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