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 · 阿米蒂奇 | 如何书写海洋史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高峰会议上首提“世界海洋日”，2008年的联合国大会将其正式确定为纪念日。“世界海洋日”的提议包含这样一种见解——海洋对人类是至关重要的事物：“我们的雨水、饮用水、天气、气候、海岸线、我们的许多食物甚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的氧气，最终都由大海提供和管制。”在努力令“世界海洋日”变得有意义方面，海洋的往昔（它其实是一份共享的海洋遗产）也占据显著位置，联合国声明，在整个历史上，大洋与大海通过贸易和运输将世界上的人们联结起来。凭借该努力，海洋显然替联合国做了各种涉及话语权的工作，提供了让世界看似一体的方式。确实，联合国的材料在世界上的各个海洋和单数的“世界海洋”之间不断且明显地转换。例如，“世界海洋日”一方面旨在让人注意，“世界上的各个海洋——它们的温度、化学、洋流和生命——如何驱动了令地球为人类所宜居的各式全球系统”。另一方面，以布鲁塞尔为基地的子机构世界海洋网（Réseau Océan Mondial）坚定地设想一个单数海洋——世界海洋。其章程明确称，海洋学家的全球性网络的关键目标是“为了实现一个世界海洋的健康与多产，并鼓励对这个世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工作。还有更直接的，单数且共享的一个“世界海洋”在“同一个地球，同一片海洋”的口号下推动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下属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1 Commission）。

《海洋史》一书既分析世界上的多个海洋，也分析单数的世界海洋，但将双方都引入对话，将各个大洋和大海置于世界历史之内，并通过外洋区域和近海区域来展望世界历史。各章呈现了历史学家们关于印度洋（Indian Ocean）、太平洋（Pacific Ocean）和大西洋（Atlantic Ocean），关于北冰洋（Arctic Ocean）和南大洋（Southern Ocean）以及世界上一些主要大海——地中海（Mediterranean）、黑海（Black Sea）、日本海/朝鲜东海（Sea of Japan/Korea’s East Sea）、波罗的海（Baltic）、红海（Red Sea）和南海（South China Sea）的评估。人们可能会猜想有其他章节，比如关于加勒比海（Caribbean）、爪哇海（Java Sea）、北海（North Sea）或里海（Caspian Sea）的。不过，作为首部出自众多作者的汇编式综述，本书的目标倾向于广泛而非详尽，涵盖广阔却非巨细靡遗。

本书的大多章节都会率先体现历史编纂学目标。它们力图简明扼要地表现这些大洋与大海的人类过往和自然过往如何在时间之流中被架构、书写、呈现和争议，它们现在立足何处，它们未来的前景可能是什么。有些大海与大洋，特别是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有着斑驳陆离且枝桠纷出的历史编纂学；其他一些如红海、黑海和南大洋则因传统较短而需要在这个阶段处理更多史实，而非进行历史编纂学的重构。每章都在其领域的前沿展开工作，哪怕讨论所用的时间轴和术语因各片海域而异。不过，我们在各个案例中都能看到，每个海洋题目的历史学术研究之建立和产生影响都几乎是在“世界海洋日”作为一个国际利益的主题而浮现的一代以前。

将书中各章按序阅读并揆总而论，则它们简明扼要地表现出作为知识模式的历史学和地理学如何开始关联到海洋及长时段下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在 21 世纪初促进一种期望中之“新海洋学”（new thalassology）的举措中，常常假定地中海模式在海洋史中的优越性，并时常把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作品作为胚芽而提及。最近，于 21 世纪初在制度上大获全胜的、以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为先锋的大西洋史成为又一个有影响力的形象。不过，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正是批评该谱系并对之进行语境重构，要展现思想者、叙事者和历史学家如何在基于欧美的海洋学术研究兴起之前的漫长时期里书写地中海（亦扩及大西洋）以外的海洋。我们的多数作者都把关于年鉴学派和大西洋、关于布罗代尔和贝林的历史编纂学置于一个全然不同的、经常起源于20世纪之前很久的知识生态之内。有些作者也展现出，为了产生关于其他水域（如北冰洋或红海）的历史编纂学，该如何抑制这些流行趋势。而书中呈现的比如关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较长谱系，也质疑那种它们衍生自大西洋或地中海或理应从彼处汲取灵感的主张，并强有力地提出，它们凭自身实力而“应当被视为对海洋进行历史记录的原始模式”。

对影响力的重校和另一种灵感的复活不仅应对此处涉及的特定海洋史有效，也应对地中海史和大西洋史的未来有效。作者们因着头脑中的这些修正而承认并充分考虑了以下事实：覆盖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海洋史撰写加速化，同环境敏感性及全球敏感性平行，并常与之交织，此种敏感性带来诸如一场“地球峰会”的事务，且首先带出一个“世界海洋日”。有此考量，故本书提供现今可得的关于海洋史历史编纂学之独特时间轴与发展模式的最全面的、有比较性和批评性的描摹。鉴于对海洋史起源的误解，本书也考虑了现在通读这些彼此分离的文献能得出什么。

《海洋史》凭其各色篇章而旨在回答如下问题：各种世界历史、世界各海洋和一个世界海洋之间的历史关系与历史编纂学关系是什么？（这也将成为由本书所肇始之“剑桥海洋史”丛书那可资增广益闻的关注点。）海洋史学家，尤其是那些扎根于一种海事学术研究传统的，经常在一部按地理和经济而配置的世界史中要求一项特别权益——叙说日渐被广大的水路联结也日渐被因水路而可行之交换与商贸联结的一个地球的历史性地缘经济。这是一条海洋史的路径，循着这条路径宽泛地讲，则全球化就发生在一个海洋世界上，该世界通过（但肯定不唯一通过）欧洲的海上帝国和滨海城邦彼此间的商业关系以及它们同世界各部分的区域海上贸易者、劳工及航海者的商业关系而强有力地联结。

《海洋史》在关注欧洲海上帝国作为世界史之驱动者和渠道这一角色的同时，也重视另一种世界史传统——用自有术语将注意力集中在外欧洲世界的书写传统。例如，我们的作者审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南洋、海上马来人世界、阿拉伯和印度之间的航海贸易者以及南大洋上来殖民的和本地的捕鲸人和海豹猎人。对于这两类世界史传统，有些学术研究正是近海性的，而其他部分更具外洋气息。我们后文将提出这些相接近又有重叠的路径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协同。

许多近期研究大洋大海的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认同于跨国家历史书写的传统。这毋庸惊诧，因为这些大洋大海无一匹配任何单一政体，而走向它们的历史代表了一种从占主流的“疆域中心论”传统历史书写中的“逃离”。但“跨国家”是否为海洋史之内容与方法的最佳指标呢？恐怕不是，尤其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在“跨国家”的中心找到国家。在许多方面更有用或至少一样有用的是，考虑海洋史如何成为跨“地方”研究。远隔重洋的各个滨海社会之间共享类似组织形式的程度常常大过它们与左近内陆社会间的共享度。沿海贸易中心在全球地理脉络中操作，不是与国家或其他政体的资本，而主要甚至唯一地与其他地方性港口城市。这些港口有许多是漫长的近代时期里世界历史交汇时的关键城址，比如广州、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开普敦（Cape Town）、马尼拉（Manila）、佛罗伦萨（Florence）或新加坡（Singapore）。这些港口拥有构成世界史的跨地方历史。

但与此同时，后文有一些作者突出了面对海洋的四海为家之人如何被与他人断绝关系，致使历史学家把港口和贸易中心置于更广阔的海洋语境成为必然之需。港口包容了许多各异的历史，比如关于游历港口的劳工的历史，关于在这个港口转运之货品的历史，关于在港市摆摊的技师、日志作者和活动家的历史，还有关于 19世纪和20世纪漫游各港口将海上旅行与城市发展视觉化的帝国摄影师们。

将海洋史研究概念化为地区或区域（以及跨地区和跨区域）研究恐怕也不错，尽管该路径隐然有着冷战式的学术意味和政治意味。这常常就是总划归给海洋的“世界”或“各世界”的意味——“印度洋世界”“太平洋世界”或“大西洋世界”，宛如由关于政治共同体甚或文明的观念所界定的战略竞技场。为此，很该回想起来，一个“大西洋世界”和一个“太平洋世界”的概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思想的产物，也是着眼战后重建的外交计划的产物。近期的政治和经济关注点制造出平行指示符，比如“印度洋—太平洋”，或者给波罗的海和黑海赋予新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以之为国际合作区域。此类对“世界”和地区的命名法固然暗示出一种对整合的潜在偏爱，但它们的复数性（体现此类世界的一种多元性）折射出它们之间和它们内部的分割甚至竞争。

关于大洋与大海的意识形态史在针对它们的命名而产生的没完没了的地缘政治较量与认识论较量中表现最突出。这些可以折射出外人的反应，比如外人对南海的反应被视为相对冷静或“太平”，而外人对黑海的反应被认为若非危险的（Axeinos）就是好客的（Euxinos）。也可以是一次插入文化形貌的尝试——注意一下围绕将印度洋改名为“亚非”海的争论。有时，水体的名称清晰地指出主权，倘若说这主权是有争议的，比如日本海 / 朝鲜东海，还有中国南海。有时人们通过推论的方式这么做，标出一个方向，因此就有了假定的中心，比如“南洋”这样的名称——南，就是从帝制中国的立足点看去的南方，又如“朝鲜东海”（从朝鲜看去为东），还有“南大洋”，在南极洲北面但在澳大利亚南面。大西洋命名史则指出了关于世界及在世界上的一种地中海视角——这片海洋在环围整个陆地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以远，如阿特拉斯（Atlas）般擎起天空。但是大西洋在长时段世界史中有一种被削弱了的同时又更重大的功能，由这个角度看，它在几个世纪里从担当环围整个陆地的大洋转换成将“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的大洋。类似地，地中海逐渐从担当希腊人—罗马人活动区的世界中心迁移为仅是众多大海之一，没了假定中的优先权或优势，流淌入（单数的）世界海洋。而且，对 19 世纪之前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观察家而言，它当然不是“地中海”，“地中海”一词19世纪才因着各种欧洲语言而进入阿拉伯语。

区域命名法在水域和陆地空间之间切换，这也构成一部奇异历史，是全球“水陆两栖史”的一部分。例如，“澳大利亚”变成那块大陆的名称（部分归因于1801 年和1803年对它的海上环游），然而在一些早期海图上，是这块大陆东面的海洋被冠名“大澳大利亚”（Greater Australia），或者有时冠名“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太平洋诸岛中这个主要群岛开始被用环绕它们的水域命名——“大洋洲”（Oceania），现在这是联合国区域术语中的正式名称。另一个例子是，古代术语“Mare Aethiopicum”在 19 世纪的世界地图上仍以“the Ethiopic Ocean”的形式在使用。随着时间流逝，它变成南大西洋，然后在19世纪后期被纳入一个整体性的、几乎从北极伸到南极的大西洋中。而现代“埃塞俄比亚”（这个地区）转移到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离印度洋比距大西洋近得多——讽刺的是，它是内陆国家。对应来看，可以好奇地注意一下，我们这颗表面 70% 都是海洋的星球怎么会被命名为地球。它在这方面是已知行星中的例外，虽然太阳系之内和太阳系以外还有其他有海洋的星球，哪怕这些地外“水世界”（比如火星上的或土星卫星上的）此刻仍非历史学家的研究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