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初审| 天坛

前言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了枪声。

当天下午，一个家庭坐在收音机前，听到了那个让他们心惊胆战又松了一口气的消息。

养母死了，他们安全了。

这场悲剧里，阿菊一家真的只是被迫卷入的无辜者吗？当一个人为了活命主动送另一个人上刑场，这算自保还是算谋杀？

那个被介绍成"亲姑妈"的女人

朱枫来台湾之前，阿菊特地跟左邻右舍打过招呼，说自己的亲姑妈要来住一阵子。

这个说法听起来挺正常，毕竟谁家没个亲戚来往。

邻居们也没多想，看着这位穿着得体、举止优雅的中年女士进了阿菊家的门。

朱枫对这个养女一家向来很好。

她不是那种只挂个名分就不管不顾的养母，逢年过节总会想着给阿菊家里添置些东西。

这次来台湾，临走前还专门送了块玉给阿菊，又留下一笔钱。

这些举动在当时看来就是普通的长辈关心晚辈，可现在回想起来，倒像是在交代后事。

阿菊收下那块玉的时候心里是高兴的。

养母对自己这么好，谁不感激？孩子们围着朱枫转，叫得亲热。

那段日子表面上看起来其乐融融，一家人和和气气。

可谁能想到，这份表面的和睦下面，暗流早就开始涌动了。

朱枫自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她离开前的那些举动，送玉、留钱，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慎重。

她是不是已经预感到这趟台湾之行凶多吉少？还是说她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没人能回答了。

夫妻俩的密谋

王昌诚在电讯局工作，这个位置在那个年代很敏感。

他每天接触各种信息，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比普通人敏锐得多。

朱枫刚到台湾没多久，王昌诚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养母突然来访，没有明确的理由，行踪又有些神秘，这让他起了疑心。

他开始旁敲侧击地问阿菊。

阿菊起初还护着养母，说人家就是来看看我们，住不了多久就走。

王昌诚不死心，继续追问朱枫在大陆的情况，问她最近都在做什么，认识些什么人。

阿菊被问烦了，加上丈夫一直强调"咱们得为孩子想想"，最后还是松了口。

她告诉王昌诚，朱枫之前在舟山有个落脚点。

这个信息一说出口，阿菊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王昌诚听完后沉默了很久，那种沉默让人心里发慌。

他在盘算，在权衡，在做一个关乎全家命运的决定。

孩子们在屋里玩闹，完全不知道大人们在商量什么。

阿菊看着丈夫的脸色，心里也开始害怕起来。

她隐约猜到了王昌诚要做什么，可她没有阻止。

恐惧让她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站在丈夫这一边。

那份致命的报告

王昌诚做了决定。

他没有选择保持沉默，没有选择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主动找到了上级。

他详细汇报了朱枫的情况——什么时候来的，住在哪里，之前在舟山的落脚点在哪儿。

每一个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像是生怕漏掉什么重要信息。

这份报告等于给朱枫判了死刑。

那个年代的台湾，对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是什么态度，王昌诚心里清楚得很。

他知道这份报告意味着什么，知道朱枫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可他还是递上去了。

他后来是怎么面对阿菊的？两个人晚上躺在床上，会不会聊起这件事？阿菊有没有问过他"养母会不会有事"？王昌诚又是怎么回答的？这些细节现在都无从得知了。

我们只知道，他们做出了选择，一个用别人的命换自己平安的选择。

朱枫被捕后，案子办得很快。

那些追查下来的线索，那些被挖出来的情报网络，有多少是从王昌诚提供的那个舟山落脚点顺藤摸瓜找到的？没人统计过，也没必要统计了。

反正结果就是，朱枫被定性为"红色女谍"，等待她的只有死刑。

不敢去的探监路

朱枫被关押期间，阿菊一次监狱都没去过。

不是去不了，是不敢去。

她怕被人看见，怕被人问起，怕把自己和养母的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邻居们问起"你那位姑妈呢"，阿菊含糊其辞地说"回去了"，然后赶紧岔开话题。

监狱离阿菊家其实不算太远，坐车也就一个多小时。

可这段路对阿菊来说，比去大陆还要遥远。

她每天照常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不会想起朱枫送给她的那块玉？会不会想起养母离开前看她的那个眼神？

王昌诚更是绝口不提这件事。

他在单位照常上班，该干什么干什么。

同事们问起他家里那位亲戚，他也说走了。

谁都不知道，这个看起来老实本分的电讯局职员，刚刚把自己的亲人送上了绝路。

朱枫在监狱里会想什么？她会怨恨阿菊一家吗？还是她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所以临走前才要送玉留钱，算是最后的交代？这些问题困扰了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

因为朱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或者说就算留下了，也不可能流传出来。

收音机里传来的死讯

1950年6月10日下午，阿菊家的收音机打开着。

这在当时很正常，家家户户都习惯听广播，了解外面的消息。

可这天下午播出的新闻，让阿菊一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播音员用那种特有的腔调，宣读着当天在马场町刑场处决的"匪谍"名单。

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念出来，每念一个，就意味着一条人命消失了。

念到朱枫的名字时，阿菊的手抖了一下。

她在择菜，一把青菜掉在了地上。

王昌诚坐在一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孩子们还不懂事，继续在屋里跑来跑去。

只有夫妻俩知道，那个被枪毙的"匪谍"，就是前不久还住在他们家，给孩子们买糖吃的"亲姑妈"。

收音机继续播着，阿菊弯腰去捡地上的菜。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可不知道是因为伤心还是因为害怕。

王昌诚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是松了一口气觉得危险终于过去了？还是感到愧疚和自责？恐怕两种情绪都有，混杂在一起，让人说不清道不明。

这一天过后，阿菊家再也没人提起过朱枫。

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家。

那块玉被藏了起来，朱枫留下的钱花得一点不剩。

他们用这些钱给孩子买了新衣服，添置了家具，日子继续往前过。

不敢认领的骨灰

朱枫被处决后，遗体的处理一直是个问题。

当局不会主动联系家属，更不会举办什么葬礼。

那些被枪毙的"匪谍"尸体，通常草草埋在乱葬岗，或者干脆火化了算完。

阿菊知不知道养母的骨灰在哪里？就算知道，她也不敢去认领。

去认领就意味着承认关系，承认自己跟一个"红色女谍"有牵连。

在那个年代，这种牵连能毁掉一个家庭。

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大人丢掉工作，全家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这些后果阿菊想都不敢想。

王昌诚更不可能让她去。

他好不容易通过告密洗清了嫌疑，证明了自己的"忠诚"，怎么可能允许妻子这时候去给朱枫收尸？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不是给当局添麻烦吗？

朱枫的骨灰就这么不知所踪了。

没人知道它被放在了哪里，也没人去寻找。

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地下工作者，连一个完整的墓地都没有，连一炷香都没人上。

她的养女一家安安稳稳地生活着，用她的死换来的平安生活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阿菊一家从来不提这件事，外人也不知道他们跟朱枫的关系。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几十年后的愧疚

时间到了几十年以后，朱枫被追认为烈士。

那些当年被处决的地下工作者，一个个得到了平反和表彰。

朱枫的事迹被写进了党史，她的照片被挂在了纪念馆里。

阿菊和王昌诚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是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那段往事似乎已经被时间冲淡，可当"烈士"这两个字出现时，所有的记忆又重新涌了上来。

阿菊开始失眠。

她总是在深夜醒来，想起朱枫临走前看她的眼神，想起那块玉，想起收音机里播出死讯的那个下午。

愧疚像虫子一样啃噬着她的心，让她日渐憔悴。

王昌诚也不好过。

他从当年那个壮年汉子变成了佝偻的老头，走路都不稳了。

可心里的负担比身体的衰老更沉重。

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那份递上去的报告，那些提供的情报，直接导致了朱枫的死。

他们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这些。

孩子们不知道，邻居们不知道，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退休老人。

可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们欠朱枫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朱枫成了英雄，成了被纪念的烈士。

阿菊夫妇成了什么？他们算受害者吗？好像也说不上，毕竟他们活得好好的，享受着天伦之乐。

他们算加害者吗？他们会说自己只是为了自保，为了孩子，没有选择。

可事实就是，他们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朱枫的死。

这对夫妻在愧疚中度过了余生。

每次看到关于烈士的报道，每次听到有人提起那段历史，他们都会心虚地低下头。

他们用朱枫的命换来的平安，最终变成了一生的折磨。

结语

阿菊夫妇确实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想保护自己的孩子。

可问题在于，保持沉默和主动告密是两回事。

他们本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们选择了后者。

王昌诚那份详细的报告，那个舟山的落脚点，直接把朱枫送上了绝路。

这已经不是自保，而是以别人的命换自己的安全。

人性在极端环境下会暴露出最真实的一面，这对夫妻做出了他们的选择，也承担了一辈子的代价。

信息来源：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台湾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档案》，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 《隐蔽战线上的女英雄——朱枫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台湾"国家档案局"解密档案：《朱谌之等案侦审记录》(档案号：A305000000C/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