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参与建设东方明珠、奥运场馆的南通三建，如今只剩650万现金，负债却高达260亿。它的掌舵人黄裕辉，成了追债悬赏榜上的常客。但比起“跑路”或“失联”，他更像是一个被系统抛弃的合作者。许家印的恒大暴雷，终结了他三十年积累的全部资产。

从行业顶流到执行难户

最近，青岛中院发布了一则高悬赏公告：提供南通三建实控人黄裕辉财产线索者，最高可得2500万元奖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2024年，深圳福田法院也为216.7万元的债务发布了类似悬赏令。悬赏金额虽不高，但信号很明确：法院也找不到他的钱了。

这家企业曾是中国建筑行业响当当的名字。南通三建起步于江苏，鼎盛时期年营收破千亿，建过东方明珠、鸟巢、深圳平安大厦等地标，光是项目履历就能写厚厚一本。

但到2024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已经跌破1亿元，而欠债却堆到了260亿。更难堪的是，账上只剩650万现金，几乎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在法院系统，南通三建的“存在感”非常强。全国范围内，它牵涉了2282起诉讼，被执行金额将近15亿元，失信记录超过400条。被查封的天津办公楼，起拍价5000元/平方米，依然流拍；冻结的股权因为查封顺序排队太长，法院也只能“轮候”等待。

这不是“赖账”，而是彻底没钱了。

让局势彻底失控的，是恒大暴雷。在黄裕辉接手公司后，他几乎将南通三建的命运捆在了恒大身上。南通三建成了恒大的“御用总包”，大量项目都靠预垫资金先行施工，等恒大回款。但恒大一出事，南通三建被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360亿元，直接把账面打穿。

在这套游戏规则下，黄裕辉不是放弃，而是硬扛。他没跑路，也没转移资产。只不过，这场暴风雨来得太猛，连带着上游融资、下游支付都断裂了。最终，他成为了最典型的“系统性牺牲者”。

恒大暴雷只是导火索，垫资模式才是引信

表面看，南通三建是被恒大“坑”了。但从行业逻辑来看，真正掏空这家企业的，是建筑业惯用的“先垫资、后结算”模式。

在地产行业的黄金年代，开发商普遍习惯于让施工方先垫资金，项目完工后再按节点付款。这种方式本质上是建筑公司在给开发商“融资”。

南通三建选择深度绑定恒大，就是赌恒大不会倒。但恒大一旦违约，不只是借款人受损，整个建筑链条都跟着被拖下水。

黄裕辉的错误，不在于他赌错了恒大，而在于他押上了全部身家。一旦恒大失控，南通三建就成了最后一个接盘的。这种风险结构，在2021年之后的房地产下行周期中，被密集引爆。南通三建不是唯一的案例。合肥建工、南通六建、河北建工等企业，也都面临类似危局。

更致命的问题在于，建筑企业的资产大多不具备强流动性。比如办公楼、机械设备、股权投资，这些都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变现。

即使法院介入执行，也面临资产流拍、查封顺序轮候等障碍。青岛银行虽然早在2022年就赢得了对南通三建的诉讼，但到今天仍难以收回欠款，才不得不开出千万级的悬赏。

这种司法执行上的尴尬，正在成为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表面上看，企业输在“经营”；实际上，它们输在一场没有退路的行业博弈里。

在这套规则下，谁都知道“垫资建房”风险大，但没人敢停下来。一旦退出，就意味着失去订单、失去客户、失去市场。

哪怕账上没有现金，很多建筑公司也依然要硬着头皮往前冲。南通三建的倒下，不是孤例，而是行业惯性撞上周期天花板的结果。

黄裕辉命运早已写好

如今的黄裕辉，已经成了法院系统里的“老熟人”。但与那些失联、跑路的企业家不同，他并没有试图甩锅或转移资产。反而在很多执行文件中，他都出面配合。问题是，即便他愿意履责，也已无力偿还。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系统性风险中，企业负责人的个人选择还有多大意义？

南通三建的崩盘，并不是因为黄裕辉挥霍无度或经营失误，而是因为整个产业链的信用体系断裂。

当开发商的回款周期拉长、银行收紧信贷、下游材料商和工人要求现金支付，建筑企业立刻陷入现金流断裂的死局。这种情况下，企业负责人再拼命，也只是维持几个月的喘息。

更难的是，破产清算后，金融机构往往排在受偿顺序最前。像农民工工资、供应商货款，常常被挤到最后一位。南通三建在沈阳、漯河等地拖欠的农民工工资高达上千万，但因为资产已被抵押或查封，很多工人即便胜诉也拿不到钱。

在这种局面下，谁来负责、谁来收场、谁来重建信用，成了摆在所有行业参与者面前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