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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开始后，美国迅速构建了国家安全机制，和平时期的隐蔽行动获得合法性，主要负责隐蔽行动和情报活动的中央情报局亦相应成立。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根据冷战需要，组建和资助了数量可观的海内外隐蔽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7年，中央情报局有前线组织32个，“管道”组织26个，间接接受其资助的组织71个。

中情局的隐蔽活动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其借助国内学生组织渗透国际学生运动。类似的活动事实上触及了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底线和美国自己倡导的原则——美国公民组织的独立性原则和美国在国际上为反共而提出的公开性原则，并最终导致类似的活动出现反弹。

1、“管道”组织与文化冷战

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全民动员。冷战初期，全美声誉卓著的“自由十字军”运动是一场典型的社会动员。但与其他类似运动不同的是，“自由十字军”运动持续了15年，几乎与冷战高峰时段伴随始终。

从1948年开始筹备，到1950年9月第一次展开募集资金和宣传活动，“自由十字军”运动得到了包括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内一批政治和商业精英的支持。

关于运动的性质，“自由十字军”的发起者“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在其内部会议讨论中表露无遗，“募集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目标，（通过该运动）使美国公众参与进来，使（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开展的活动更像一种志愿活动，这才是根本目的”。对于杜鲁门总统来说，“自由十字军”运动一方面能够使“自由世界”更有效地了解铁幕背后的真相，一方面可以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正为全人类的和平、自由和繁荣而努力”。

“自由十字军”运动还有一个功能是替一些冷战组织掩藏身份。表面上看，这些私人组织的经费来自“自由十字军”运动的公开筹集资金，实际上，经费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机构。

自由欧洲委员会和自由亚洲委员会(1953年后更名为亚洲基金会)就是这样的隐蔽机构，其活动经费名义上来自私人募集，实际上主要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类似打着“非官方”旗号，实际接受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指导的组织，被称为“准非政府组织”。亚洲基金会主要负责在亚洲国家（地区）从事冷战“公民与社区发展活动”。

自成立之初，基金会的使命就是：通过对亚洲组织和个人提供援助，发展他们各自所在国家（地区）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使这些国家（地区）成为“自由世界”更为强大的成员，以达到反击国际共产主义，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

这样一种带有明显干预特征的政策目标，显然不适合由美国官方来推进。毋庸置疑，美国政府创建自由亚洲委员会（亚洲基金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开官方介入的敏感性，“建立一种美国公民与亚洲国家公民沟通交流的最佳机制”。

在中情局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它不仅资助了诸如世界青年大会和国际学生大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事实上，它与几乎所有非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都有联系，并曾直接或间接地资助部分国际青年组织。

例如，欧洲青年运动、欧洲各国青年委员会理事会（欧青理事会）、国际基督教青年民主党联盟、印度青年理事会、教友职工青年会、加拿大大学生全国联合会、罗马和平、世界大学服务社、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等。

中情局的资助主要是通过一些“管道”基金会来实施，这样的基金会有数十个，如美国促进欧洲联合委员会资助了欧洲青年运动，亚洲基金会资助了亚洲青年活动，圣雅各图基金会资助了国际学生大会的刊物《学生》，独立基金会资助了美国全国学联，还有凯瑟伍德基金会、悉尼和埃丝特·拉伯基金会零星资助的各种青年活动，等等。

除了广播活动，中情局用于支持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经费每年为1500万美元。

这些经费以津贴的形式分给30个左右的组织。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管道”机构之一是青年与学生事务基金会。

该基金会对外声称其宗旨为：

促进青年人在面对问题时更好地相互理解；促进青年人的民主原则和领导技能。它一般为人员和信息交流、领导力培训和会议、研讨会、论坛提供资助，主要针对的目标区域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美国全国学联、美国青年理事会和通讯委员会频繁地从该基金会获取资金。

1967年中情局秘密资助公民组织从事冷战活动的事实被媒体曝光(“壁垒”事件)，几乎所有隐蔽项目都受到重大冲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官私组织给教育项目的拨款急剧减少，不仅针对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也针对国内教育培训和学术研究项目。

一些学术机构忧心忡忡，如教育与世界事务理事会就发表声明警告说：

“除非训练有素的人才储备和国际事务的知识储备丰盈而充实，否则美国无法维持其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

负责调查此事的卡岑巴赫委员会认为，中情局资助的所有项目都非常有价值，应该用公开资助的方式继续下去。

丑闻曝光后，中情局因渗透国内学生组织和青年组织而备受指责。然而，就中情局的政策目标而言，它的确无意将这些公民组织变成情报机构，很大程度上，资助是为实现文化冷战目标。

由于缺少苏联那样的国际运动经验、组织能力和前期基础，中情局不得不成立或者借用一些私人机构来“平衡”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情局资助的机构，一方面是为了使国际组织中有美国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通过国内组织，影响其对应的国际机构，进而与苏联主导下的国际组织相抗衡。

如美国青年理事会是世界青年大会的美国代表机构，后者与苏联影响下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针锋相对；全国学联是国际学生大会的美国代表机构，后者与国际学生联盟形成对峙。

类似的情况还有中情局通过美国报业协会资助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以抗衡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与通常观念中美国必然会大力扶助亲西方组织不同，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的项目资金也会流向中间偏左的组织和出版物，包括社会党国际、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海外行动和《文汇》杂志等。

这一庞大的“支持左翼”隐蔽计划由中情局内部的自由派负责实施。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最有效的对手是非共左翼，而非威权主义右翼。这种灵活的资助方式，亦是中情局隐蔽行动不可或缺的原因。

2、青年组织背后的中情局因素

中情局以隐蔽身份的方式资助一些私人组织或社团组织从事文化冷战，有其不得已的考量。其一，美国的政治传统不支持官方资助私人机构，特别是民众团体和志愿组织从事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文化活动，尽管在冷战背景下类似资助得到认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国会和媒体的审查和监督仍是不可避免的。中情局在最初资助全国学联时就感受到了来自学生组织的排斥。

在一次内部讨论时，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和其他几位与会者都谈到，全国学联事实上不愿意接受政府补贴，认为这有悖于该组织思想和行动独立这一基本原则，会使该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为“政府的工具”。

盖源于此，接受中情局资助的私人组织，只有少数几位核心人员在经过安全审查后知道自己的经费实际来源。

其二，在麦卡锡时代，资助民众社团还有额外的风险，因为民众社团很容易会被认为与共产主义密切联系，是“共产主义操控下的组织”。美国全国学联成立之初，许多地方分支机构被指责受到共产主义的控制。如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哈罗德·维尔德指控美国全国学联在该州的分支机构是共产党控制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反共氛围更加浓郁。包括“支持美国学生联盟”在内的一些学生组织纷纷指控全国学联是“左翼控制的”。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进行隐蔽资助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其三，美国从事海外文化活动的目标群体和目标国家对于美国政府的资助大多非常敏感，甚至公开抵制。因此，借助私人机构的力量和关系网络、不暴露中情局资助的事实，也是为了项目获得最大有效性。受中情局资助的亚洲基金会，当其在亚洲国家开展行动时，为了减少当地阻力，避免被打上“美国”标签，甚至成立了自己的隐蔽机构——孟氏教育基金会，来履行部分职能。

诸如亚洲基金会和美国青年理事会这样对美国文化冷战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壁垒”事件后就进行了身份转换，转由国会拨款公开资助。亚洲基金会不再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后，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务院曾就哪个部门应当继续资助进行过商讨。国际开发署认为亚洲基金会相当多的活动都与对外援助有关，而国务院则认为，亚洲基金会的活动应当属于教育与文化交流性质，不符合国际开发署的章程范畴。这些争论反过来说明亚洲基金会活动的性质更偏文化援助和文化交流。

而美国国务院将两者列入“教育和文化特别计划”条目下，成为国务院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1969财年，亚洲基金会提出的预算是60万美元，美国青年理事会的预算是7.5万美元。

在资助说明中，国务院认为亚洲基金会和美国青年理事会的活动都促进了国家利益。

亚洲基金会的功绩在于：主要资助亚洲大学、学者和其他事实上的和潜在的舆论塑造者；为东南亚学生提供奖学金，培训师资，帮助美国与亚洲的专业学会建立联系；支持反共出版机构，并资助亚洲领袖到美国，接触美国的生活（如果这些领袖得不到政府资助的话）。

美国青年理事会则是35-40个美国学生组织的“掩护机构”，并代表美国隶属于世界青年大会，为美国和世界青年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考虑到资金充足、影响广泛的共产主义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存在，美国国务院认为资助美国青年理事会，使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对应”机构存在是必要的。②可见上述机构的活动是受到高度认可的。

3、美国全国学联的“外国学生领袖计划”

冷战时期，许多涉及文化冷战的非政府组织身份复杂，像美国全国学联这样的机构不在少数。

它们既有很强的独立性，又接受官方的指导；既依靠中情局的秘密资金，又有来源广泛的私人资助。

朝鲜战争结束后，许多退伍军人回到校园。美国全国学联在教育共同体内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受邀成为美国教育委员会唯一的学生组织成员。1954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全国学联2.8万美元，用于开展一项有关美国学生活动的研究。翌年，福特基金会又提供了12.8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设立一个“外国学生领袖计划”。

该计划意在为那些在学生活动和学生组织中有过领导经验的美国和外国学生领袖提供一个重要的教育经历——到美国著名高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机会，进而增进两国学生领袖的了解。

“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原本由中央情报局创意，但1947年中情局成立时，被明令严禁其在美国国内从事活动。中情局不得已联系了几个基金会，最终福特基金会同意提供项目资金。

“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的项目负责人泰德·哈理斯亦由中情局任命。

然而，全国学联毕竟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学生组织。受学生领袖学业年限限制，领导层更换频繁，使得“外国学生领袖计划”一直存在目标不明确，管理松散的弊端。

在有些文件中，该计划确定的目标如下：

(1)动员并“武装”这些项目参与者，使其在归国后能够对所在国家（地区）发挥影响：

(2)为项目参与者提供领导技能培训，使其回国后能够在各自国家的学生会组织中提升政治领导水平；

(3)项目参与者要全面参与到所在访问学校的国际项目中。

但是，也有一些学生领袖对项目目标的理解不尽相同，出现不太一致的目标表述：

(1)使美国学生与新独立国家有代表性的学生领袖群体建立密切联系；

(2)使外国学生领袖更好地理解美国生活和学生组织；

(3)为外国学生领袖提供一个获取技能和技巧的机会，这些技能将有助于他们个人成长和学生组织的成长。

很明显，后面目标的政治性弱了许多。然而，不管如何更换措辞，“外国学生领袖计划”与这一时期美国官方青年项目的目标并没有大的区别。

就目标群体而言，“外国学生领袖计划”首要关注的目标群体是与校园媒体相关的学生领袖。这部分学生群体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们可以很便利地将美国经验与当地活动联系起来，而且由于这些学生回国后会在当地学生组织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除媒体相关的学生领袖之外，美国全国学联还特别重视全国学生团体和地方学生团体中的学生领袖。

根据统计，项目实施的第一个三年间，“外国学生领袖计划”项目的参加者大多来自中等偏上的城市家庭，大多偏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大多是潜在的政府雇员。

这一特征在其后年份里并没有大的改变。截至1963年，“外国学生领袖计划”资助了80多位外国学生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该计划原本主要针对亚洲学生领袖，后来开始向非洲和拉美国家扩展。

1964年，有22个国家的学生参与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参与计划的学生中，69%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其他为自然科学领域。这些外国学生中，虽然有1/3并非各自国家学生组织中的领导层，但却大多有在地方学生治理和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活动的经验，还有25%的学生有国际交流的经验，11%来自学生媒体。

“外国学生领袖计划”最有名的参加者是加纳学生领袖、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1957年，安南其时正担任加纳学生会副主席，由于积极地组织学生运动而被“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的星探发现，随后拿到“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奖学金，在明尼苏达的玛卡莱斯特学院学习了两年。

尽管安南被认为“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政治家”，但一直负责对他进行评估的“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官员马修·艾弗森认为安南在加纳政治中不可能走得太远，因为他“过于西方化了”。

结束美国项目后的安南果然没有办法回国，于是辗转到日内瓦学习和工作。安南没有实现“外国学生领袖计划”最初设定的目标，即在完成项目后，回到加纳从事反抗恩格鲁玛的政治活动。然而，安南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未来领袖”。

财务危机是美国全国学联时刻要面对的问题。

即便是“外国学生领袖计划”这样效果不错的奖学金计划，也会面临经费难题。自1955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第一笔资金后，“外国学生领袖计划”运行顺畅，1958年福特基金会又追加了一笔8.8万美元的资金。然而，两笔资金于1963年7月1日到期后，福特基金会对全国学联的经费管理提出质疑，继而停止了项目资助，“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只能依靠美国全国学联国际委员会预算、相关高校的补贴，以及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管道”机构青年与学生事务基金会继续获得资助。

除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全国学联还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和研讨会，加强学生领袖间的联络。1953-1963年间，全国学联每年组织20次国际学生关系研讨会；每年资助1000人左右访问欧洲；其他赴拉美、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参加区域研究研讨会的学生每年若干名。

1965年，全国学联为筹备第18届全国学生大会向青年与学生事务基金会申请了22358.17美元，用于邀请外国学生观察员和派遣全国学联成员参加会议。提到美国全国学联大会的意义时，杰夫·格林菲尔德表示，这是一个促进国际接触和讨论的极其有价值的论坛。

全国学联与中情局之外的美国政府机构间也有密切合作。如全国学联会配合美国国务院的文化交流活动，负责接待访美的外国学生领袖，每年大约接待200名这样的访问者：而美国国务院也会接待全国学联项目中的学生和青年领袖代表团。双方公认，诸如此类的活动“极大地有助于外国学生对美国、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学生的理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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