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东野攻城的第二天，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便成为了我军的俘虏。

他被俘时颇为狼狈，当时他正在天津地堡下指挥战斗。结果他刚放下电话筒，转身便见到我军战士破门而入，拿枪对准了他。

被押走时，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他还特意压了压帽檐。

没多久，一位“老朋友”便找了过来，对方笑着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陈长捷是什么反应？他与这人又有什么渊源？

天津解放前夕

1949年，在我军的强势进攻下，国民党失掉了东北，淮海陷入危机，西北也受到了重创，最后的压力则转移到了傅作义身上。

老蒋命他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华北，防止东野南下。

面对我军大军压境，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可谓是感受到了犹如泰山压顶般的压力。

但摆在他面前的，依旧有三条退路：要么西撤回到晋绥，要么南下与蒋军主力会合，要么与我军进行和谈。

任谁看来，在当前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局势下，选择第三条路才是最明智的。

然而，傅作义却还是愚忠地选择了坚守到底，故意借着谈判的机会拖延时间。

而我军见他在谈判时犹犹豫豫、推三阻四，也自然明白了他的心思。为了早日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我军决定给他下几剂“猛药”。

我军先是以一招围点打援，歼灭了傅部主力35军，然后又命东野秘密入关，包围了天津。

这下傅作义可谓是压力骤增，再也没办法打“马虎眼”了，直接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

时至今日，傅作义依旧没有投降的打算，毕竟他在天津、北平部署的兵力也不是闹着玩的。

光是天津一个城市，便部署了大片明堡、暗堡以及数不清的火力点与地雷阵，又有他最信任的爱将陈长捷坐镇，可谓是固若金汤。

在他看来，东野刚打了辽沈战役，现在又一刻不歇地跑到了关内，战斗力肯定不比以往，怎么看都是“优势在我”。

然而，就当他还在掂量的时候，慌乱中的陈长捷也给他打来了电话。

可以说，此时陈司令官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傅作义小。

强有力的攻势

一开始东野在将天津包围时，采取的是“围而不打”的战术，打算先从心理上击破敌人的防线，迫使其与我军进行和谈。这叫“先吃肉，后啃骨头”。

之后，我军便写信给陈长捷，劝他放下武器，和平解放。

结果，原本还有些慌的陈长捷竟然将此举当成了我军的“示弱”。

他仗着自己的部队全副武装，防御工事又固若金汤，对我军的好言相劝视而不见，像他的上司一样拖拖拉拉，只想着再拖延一点时间。

我军已经仁至义尽，见他如此冥顽不灵，东野当即决定用拳头说话。

总部将此次战斗任务交给了刘亚楼将军。在战斗发起前，毛主席考虑以三天为期限，然而传到东野总部，首长们又将三天改为了两天。

岂料，刘亚楼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他当即跟上级下了军令状，表示最多只要三十个小时，就能攻取天津。

陈长捷万万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防御工事，竟然在我军眼中这样不堪一击。

1月14日，我军正式开始了攻城。不到两个小时，敌人的数百堡垒基本上就被我军毁得差不多了。

陈长捷哪里见识过东野部队的威力，当即被吓了一跳。

眼看城门马上就要被攻破，他一边指挥86军军长刘云瀚拼死抵抗，一面给傅作义打去了电话，向他征求意见。

在他看来，如今向我军投降，还是能被宽大处理的。

结果傅作义说什么？他没给陈长捷退路，而是表示“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那陈长捷也只有唯命是从了。

到了上午10时，我军直接集中了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陈长捷等人只好躲到了地下室指挥作战。

结果，就在第二天上午九时，陈长捷发布完最后一条指令，转身便见到了拿枪指着他的几名解放军，旁边还有一个为他们指路的国民党士兵。

这时一个名叫“邢春生”的排长大声问道：“谁是陈长捷！”

见没人上前，陈司令官只好上前一步，举起了双手。

随后他便在我军的押解下，走出了地下室。而他昔日的下属就站在两旁，看着他狼狈的模样。

陈长捷只感觉没脸见人，用力压了压自己的帽檐。

被关进监狱后，陈长捷几次三番要求与东野首长谈话，但负责看守他的朱绪庆战士却严肃拒绝说，他现在只是我军的俘虏，已经没有资格谈了。

不过，考虑到战俘的情绪问题，我军还是派了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过去。

当陈长捷见到来人后瞬间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故人。而李天佑则笑着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陈长捷见对方还记得自己，当即羞愧地低下了头。

与老熟人重逢

原来两人的交集是在抗战时期，那是在1938年的夏天，当时日军正在向晋西南方向进攻。驻守在附近的正好是陈长捷的国军部队，以及李天佑的独立旅。

在午城镇战斗前一晚，李天佑特意邀请陈长捷到杨得志那里吃饭，打算和他一起商谈作战的配合问题。

结果，他刚挑起话头，陈长捷便口口声声唠叨着这仗打不了、敌人太强大了，他只一心想往黄河南部跑。

虽然李天佑两人一直在耐心劝导他，为他分析形势，但他却始终不愿配合，态度也不好。

当时他手上的部队足足有几万余人，远比李天佑还要多。可堂堂一个晋绥军军长，竟然到了“谈日色变”的程度。

这顿饭吃到最后，他们也没商量个所以然来，而从那以后，李天佑也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战斗打响后，李天佑便听说陈长捷脱离部队跑了，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

或许是陈长捷也知道自己当初做了亏心事，如今又成了我军的俘虏，十分丢脸，所以在李天佑和他打招呼时，他只低头不语，一句话也不说。

李天佑也没有为难他，只是规劝他好好改造，便离开了。

不久后，陈长捷便被送进了功德林。出乎意料的是，他非常配合我军工作，改造的态度也非常积极。

管理人员说，陈长捷自费买的有关马列的书。一开始他只是好奇我党的思想，后来读着读着竟然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

再后来，每次劳动时他都争着抢着干，从不喊苦喊累。

不过有一点，他对我军同志的态度非常好，但对前来探望的傅作义却怒目而视。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当时是傅作义命令他坚守不投降，后来傅成了起义将领，而他却成了战犯。换作谁都会心里不平衡吧。

后来傅作义也非常愧疚，于是在1956年，他便多次向中央求情。

当时我军也有意愿对表现好的战俘进行宽大处理，所以到了1959年，陈长捷成为了第一批被特赦出来的战犯。

此后他便与傅作义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而他也一直铭记着我党对他的宽容与厚待，将余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