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己之力断绝以色列未来，内塔尼亚胡的权谋人生

1705年荷兰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描绘了一个悖论，当国民贪婪追逐私利时，社会反而繁荣。一旦转而追求美德，经济却陷入萧条。

这一“私恶即公益”的思想，后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伦理基础。然而现实往往更复杂，当国家每个成员都奉行利益最大化时，结局究竟是繁荣还是毁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为此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注脚。

三度执政、掌权十七年的内塔尼亚胡，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与高超的权谋手段，屡次化解执政危机。从个人成就看，他无疑极为成功。

但在他统治期间，以色列从二战继承的“大屠杀受害者”道德资本消耗殆尽，国际声望一落千丈。

曾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五眼联盟”国家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使以色列陷入空前孤立。

为维持权力、逃避司法指控，内塔尼亚胡屡次扩大军事打击范围、延长战争状态，成为推动局势恶化的关键推手。他每个看似明智的利己选择，都在将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

1948年以色列建国次年，坚定的修正犹太复国主义者本奇恩·内塔尼亚胡携全家从美国迁居特拉维夫。

作为该运动创始人泽耶夫·贾伯汀斯基的秘书，本奇恩曾积极游说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其政治理念主张建立涵盖今以色列全境、约旦河西岸、加沙及部分约旦领土的“大以色列国”。

同年他的次子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出生。

由于建国初期的动荡，本奇恩很快举家返美。内塔尼亚胡在宾夕法尼亚州度过少年时代，身处美国犹太人群体的分裂中。

左翼持国际主义立场多支持民主党，右翼复国主义群体则是游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主力。内塔尼亚胡家族属于右翼阵营，虽在左翼文化主导的学校中表现得彬彬有礼，内心却厌恶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攻击美国“自由号”侦察船却仅以道歉告终的事件，让美国犹太人意识到以色列在美国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同年内塔尼亚胡高中毕业返国参军，在五年服役期间参与多次跨境军事行动。

1972年退役后，内塔尼亚胡返美入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

1976年其兄约纳坦在突袭行动中阵亡并被迫授为英雄，成为内塔尼亚胡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他大力宣传兄长事迹，编辑出版《约纳坦的戏》，成立以其兄命名的反恐研究所，并持续攻击行动策划者沙龙“窃取荣耀”。

另一方面，他利用在美犹太人身份积极游说，结识共和党保守派政要，包括特朗普之父弗雷德·特朗普。

凭借这一跨国背景，他在1982年经以色列驻美大使摩西·阿伦斯推荐进入外交界，仅两年后即晋升为驻联合国大使，正式开启政坛之路。

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和平进程迎来曙光。但拉宾遇刺改变了历史轨迹。

1996年大选前，内塔尼亚胡原本落后佩雷斯20个百分点。恰在此时，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遭暗杀引发连环爆炸，重创选民对和平进程信心。内塔尼亚胡借机强化反和谈立场，并在选前最后一刻争取极端正统犹太人支持，最终以1%优势险胜。

首次执政期间，他在美国压力下签署《希伯伦协议》，从约旦河西岸80%领土撤军，此举损害了其在右翼中的形象，导致1999年败选。

这次教训让内塔尼亚胡意识到稳固右翼支持的重要性。

2003年当沙龙提出加沙撤军计划时，时任财长的内塔尼亚胡在最终投票前突然变卦辞职，以强硬姿态赢回右翼支持，为2009年再度执政铺平道路。

面对奥巴马政府反对定居点建设的压力，他表面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提出十个月停建计划，暗中却继续扩大建设。这种阳奉阴违的策略，使他在右翼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2009至2020年连续四届执政期间，内塔尼亚胡深陷多项腐败指控。为逃避审判，他将司法改革列为最优先事项。

2023年初其任命的司法部长宣布改革计划，意图削弱最高法院权力，使议会与政府掌控法官任命。

此举引发大规模抗议和美国政府不满。

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袭击，成为转折点。内塔尼亚胡以战争为由组建战时内阁，司法改革争议被搁置。战火从加沙蔓延至叙利亚、黎巴嫩、也门、伊朗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屡次同意停火却总在短暂停战后扩大打击，这些时间点恰与其司法进程高度重合。

2025年1月19日特朗普就职前达成停火。3月18日即其被传唤前战事重启，6月3日听证会前又袭击伊朗核设施。

旷日持久的战争成为他逃避审判的护身符，其律师甚至向法院提交总理日程，要求司法配合“国家安全需要”。

随着国际形势恶化和内部矛盾激化，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基础日益脆弱。2025年7月，两个极端正统派盟友因兵役问题退出联盟，使其在120个议会席位中仅剩61席勉强过半。

为维持权力，他不得不采取更极端手段，这或许是9月初以军袭击卡塔尔首都的原因。

对内塔尼亚胡个人而言，他的选择符合权谋逻辑。对以色列国家而言，这种以国家命运为代价的“智慧”，更像是一场诅咒。

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持续背离，曼德维尔的寓言在现实中展现了其黑暗面，某些“私恶”不仅未能转化为“公益”，反而成为国家衰败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