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四军创始人，建国后没军衔职务，毛主席特批：享副总理待遇

“老郑头，您这身子骨还折腾啥啊？”1950年深秋的武汉街头，蹬三轮的老汉望着蜷缩在车斗里咳喘的郑位三直摇头。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褪色的军大衣上，这位红四方面军创始人正攥着皱巴巴的笔记本，准备去码头工人夜校讲课。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比车夫还寒酸的老头，兜里揣着毛主席特批的副总理级工资条。

黄安百姓至今记得1927年那个燥热的夏夜。郑位三拎着桐油灯钻进董必武家的后院，八仙桌上铺着从汉口偷运来的油印文件。 “农民自卫队要扩编！”他沾着茶水在桌面上画出黄麻地区地形图，油灯把两人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得像两支跃动的火把。三个月后，三百名赤卫队员扛着梭镖冲进七里坪盐卡，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把火就这么烧起来了。

有意思的是，这位创建红二十五军的 “老赤卫”在陕南打游击时，竟用算盘打出过一出好戏。1935年冬，部队被围困在秦岭腹地，郑位三裹着破棉袄缩在崖洞里，噼里啪啦打着从地主家缴获的紫檀算盘： “老蒋的兵吃空饷三成，咱们断他粮道七天，保管不战自乱。”果然，七天后包围圈不攻自破。这手绝活后来被徐海东写进回忆录，戏称他是 “算盘将军”。

建国初某次中南海茶话会上，毛主席夹着烟卷突然发问： “位三同志在武汉住得惯不？”正在剥橘子的李先念手上一顿，橘汁溅到中山装上。在场众人都知道，主席惦记的是那个宁住工人区也不搬干部楼的老战友。当初分配住房时，郑位三把组织安排的小洋楼改成烈属招待所，自己带着发妻挤进大智门车站旁的筒子楼，说是 “听火车汽笛睡得踏实”。

不得不说的是，1954年那场风波成了郑位三人生的分水岭。当调查组翻出他与饶漱石的合影时，这个倔老头竟把二十年前的任命状塞进灶膛。火光映得他满脸通红： “当年李先念带着队伍在鄂东苦战，我这纸调令算个球！”这话传到中南海，正在批阅文件的毛主席沉默良久，抓起红铅笔在报告上划了道粗线： “此人可信。”

1955年授衔前夜，总干部部派人送来表格。郑位三摸着泛黄的《鄂豫皖边区军事要图》，突然抓起钢笔在 “现任职务”栏划了叉： “莫填了，我这病秧子别耽误年轻人。”窗外春雨淅沥，他裹紧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哼起了黄安民谣：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第二天，那张空白表格静静躺在军委办公室，角落洇着两滴墨渍，像极了当年七里坪的弹孔。

鲜为人知的是，郑位三每月领的304.5元工资，八成进了汉口六渡桥的功德箱。街道主任老周记得清楚，每月15号晌午，准有个穿灰布衫的老头往居委会塞信封： “给李家寡妇的学费” “张铁匠儿子的药钱”，牛皮纸信封上字迹歪歪扭扭，却分文不差。直到1975年他弥留之际，护士在病床下发现个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年的汇款存根，最底下压着张字条： “还差王木匠家五斗米，来年补上。”

那年深秋，邓小平在郑位三的悼词稿上添了句： “比职务更重的是担当。”追悼会当天，从黄安赶来的老赤卫队员挤满八宝山礼堂，他们带来一捧大别山的红土，撒在覆盖党旗的骨灰盒上。风穿过松柏发出呜咽，恍惚间又回到1927年的七里坪，三百个声音在群山间回荡：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