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丨毛泽东题写遵义会议会址牌匾（毛主席题场所名A1）

毛泽东题名手迹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内墨香悄然弥散。午睡初醒的毛泽东听闻贵州同志的请求——为那座深嵌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小楼题名——并未多言，只是欣然颔首。他移步案前，提笔悬腕，在两张素白宣纸上依次落下六个力透纸背的大字：“遵义会议”、“会址”。笔锋行走间，那份贯注的力道竟让墨迹泅过纸背，深深印入桌板。这或许是历史无言的暗喻：一些时刻的重量，注定要穿透时光的载体。

　　此刻距那座柏辉章私邸内决定命运的会议，已过去整整二十九年。寻找与确认会址的过程本身，便是一场对记忆的艰难打捞。直至1954年，辗转的查访才终于定格于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那幢青瓦灰墙的洋楼；1957年，它首次向公众敞开大门。而1964年的全面修缮与题字之请，则是新中国对自身起源叙事的一次郑重确认。请求经由杨尚昆——那位亲历过楼内风雨的见证者——转达，让这次笔墨往来平添了一层历史当事人之间无声的对话。

　　题字被精心护送回黔北山城。技艺精湛的彭姓木匠父子，用上等木料，将手书化作长三点三五米、宽一点零四米的黑漆金匾。刨刀推过，木屑纷飞，每一寸雕琢都是对字迹神韵的虔诚追随。1965年，修缮一新的会址重新开放，这块崭新的牌匾高悬门楣，从此成为仰望的焦点。它被誉为“中华第一匾”，这称誉不止源于其书法艺术的雄浑洒脱，更源于它无可替代的象征意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革命旧址挥毫题匾。

　　为何是遵义？又为何仅此一处？答案深藏在1935年早春那三个日夜的激辩与抉择中。在那之前，红军濒临绝境；从那之后，迷雾中渐现航路。这座小楼因而成为一道清晰的分割线，标志着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艰难转身。1964年的毛泽东，提笔写下这六个字时，笔下流淌的不仅是墨，更是一位亲历者对那段生死攸关岁月的全部回响。这不是普通的场所命名，而是一次跨越三十年的、沉默却雷霆万钧的追认与定调。他以此向历史确认：就在这里，命运发生了转折。

　　于是，匾额不再仅是标识。它是连接1935年与1964年的时空桥梁，是凝固的记忆，是将瞬间铸成永恒的公开刻度。当后人仰首凝视那抹金色，看到的不仅是铁画银钩，更是一段被权威加持的集体记忆，一个政党对其精神坐标的永恒凝视。每一次目光的触碰，都是一次对“转折”二字的重量重温。在此，历史通过一方匾额，完成了它从事件到丰碑、从记忆到图腾的最终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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