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 靖

“长征从于都出发”纪念园

江西于都有一座纪念碑，雄伟地矗立在于都河边；有一段浮桥，静静地横卧在于都河面上。91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的身影，正是在这里集结，一支铁流队伍不断壮大，穿透漫漫黑夜，跨越重重关山，点燃了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火炬，他们的红色足迹也定格在赣南大地。

1934年10月17日，这群将士告别故土和乡亲，从于都出发，踏着泥泞荆棘，迎着枪林弹雨，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

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2024年10月17日至19日，笔者应邀参加了由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主办，在江西省于都县召开的“2024年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会后，笔者沿着赣南大地一路追寻，采访到粤赣边区领导人的后代，综合会议论文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呈现红军长征前的决策与运筹内幕。

中央红军向湖南突围的背景与成因

1933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造成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4月底，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南大门筠门岭也受到威胁。

广昌战役作战失利，成为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被迫转移的前奏。广昌位于江西东南部，抚河上游盱江西岸，地处赣、闽、粤三省交通之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苏区的）一寸土地”，红军疲于打阵地战。敌我双方血战18天，红军毙伤及俘敌2600余人，自身也伤亡5000余人，由此广昌失守。

筠门岭镇今隶属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位于会昌县南部。当时筠门岭是苏区的南大门，由于之前反“围剿”的主战场都在北线，当时红军大部队被抽到了北边，南边只有少量部队守备。筠门岭一旦失陷，敌军将沿着会昌的大路北上瑞金。

与此同时，以司令员罗屏汉为首的赣南红军游击挺进队，依托东江革命根据地，在粤赣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开展统战工作，成功牵制了陈济棠部对瑞金南线的进攻，让南线国民党军止步于筠门岭，在南线创造了一个和平局面。这为红军长征突围转移争取到更多时间，也为中央红军到于都集结出发提供了南方屏障。

2024年10月，笔者参加在于都召开的“2024年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期间，专门采访过罗屏汉的孙子罗荣先生，听他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内幕。罗屏汉生前任赣南战地委员会、赣南工作团负责人，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牺牲时年仅28岁。其妻张瑾瑜生前任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牺牲时身上还怀有6个月身孕，年仅23岁。他们夫妻俩奉命留守中央苏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和中央分局九路部队突围后，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们把敌人引向自己，最后壮烈牺牲。

1934年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了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并提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建议”。6月16日，共产国际在复电中指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并提出以下四点要求：

第一，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为将来的撤离作必要的准备；第二，必须派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牵制敌军；第三，红军主力必要时向湖南方向撤离；第四，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还可以在中央苏区坚持一段时间，为最后撤离苏区赢得准备时间。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在这个“六月电报”中提出的四点要求，成为中共中央组织实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性文件。

8月15日，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阿图尔·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已开始准备让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敌人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埃韦特报告中的内容，再一次强调中央红军必须向湖南方向突围的策略。

9月初，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通过无线电监听，获悉国民党军队拟在近期发起对瑞金的总攻。中央苏区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历时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无法在内线打破“围剿”，红军主力只剩下突围转移一条路了。

9月17日，中央“三人团”负责人博古以个人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起集结红军主力向外转移，“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博古在电报中表示，希望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以便给中共中央留出决策时间。可是，直到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出复电：“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的探索与运筹

（一）长征前派出两支先遣队，实施战略探索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作为先遣队，分别北上和西征，执行探路、调敌、侦察和宣传等项任务。

1934年7月6日，由红7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由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县境，转战3个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后，组成红10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但是，红10军团最终兵败怀玉山区，全军团损失殆尽。红10军团余部在参谋长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此次第一批先遣队北上，虽然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但是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8月7日，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9700余人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由遂川县境内出征，撤出湘赣苏区向西部进发。此举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红6军团连续行军作战近80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战胜了湘、粤、桂、黔等4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经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在12月24日和红3军（原红2军团）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红6军团的西征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保存了革命力量，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红6军团西征的胜利，也为中央红军长征探索了前进的方向。红6军团不断把沿路情形汇报给中共中央，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前期的行程，基本上是沿着红6军团的路线行进的。

（二）建立第二道封锁线，争取转移时间

在广昌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分两路长驱直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步步逼近。1934年9月下旬，为阻止国民党北路军向瑞金进犯，保障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安全集结并突围转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在石城附近建立第二道封锁线，阻击以北来犯之敌，保卫瑞金”的指示。并命令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领红3军团在石城县（今属赣州市所辖）北部的李腊石、苦竹岭、西华山一线约50华里的地域设置3个封锁点，阻击来犯的敌人。

石城县是江西进入闽西粤东的必经之地，素有“闽粤通衢”之称。石城阻击战历时12天，自9月26日打响，至10月7日结束。仅有3万多红军将士，阻击了近10万国民党军，杀伤敌军2000余名。其间，只有13万人口的石城县，向红军输送兵员9206人，认购稻谷6500担，募捐银圆6900元。红军还动员数万群众赴战场抬担架、救伤员、运弹药、送给养……这一组由血汗凝集的数字，见证了石城人民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大贡献。

石城阻击战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北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于9月底占领石城的计划，保卫了“红都”瑞金，不仅有力地打击了进犯的敌军，而且有效迟滞了敌军南犯的步伐。红军阻击敌人进犯石城的实际时间，比中革军委原定计划多了7天，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成集结与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若没有石城阻击战，敌军便可从北路长驱直入中央机关所在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担负阻击任务的红军经过短暂整训，于10月12日前离开石城县境，奔赴于都县集结，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三）认真分析与调研，选定转移路线

于都的地理位置便于红军大部队集结。于都距离瑞金88公里，距离兴国88公里，距离宁都99公里，距离国民党在安远、信丰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走小路60多公里。当时红军主力部队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和长汀等一线作战，因而于都是前线部队迅速集结，快速撤离的理想集结地，也是大部队多路并进、迅速转移的理想场所。

于都具有很好的红色文化与群众基础。1926年11月，于都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组织；1928年二三月间，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第15纵队；1933年于都人民除应缴的土地税外，捐献60余万担粮，4万余元款；先后有6.8万人参加红军，支前人数达5977人等。1934年7月，中共赣南省委在于都县城成立。他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的南大门，扩大红军和筹集军需物资，掩护中央红军的集结和突围，保护和安置留在苏区的伤病员及红军家属，并为后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中革军委认为，于都是长征集结出发地的最佳选择。

1934年9月下旬，经过请示周恩来之后，毛泽东专程到于都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在于都期间，毛泽东召开过各种调查会，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军的动向，然后急电报告周恩来详情。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选择从于都方向突围转移的决心。

（四）战略转移前的人员确定与准备工作

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1934年8月，中共中央将撤离江西的决定，传达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部长级和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一级的干部，并对各级干部的去留逐一作出安排。中央党政军干部谁走谁留，都是由博古等人亲自确定的。中央各部门，军委各纵队和各个军团的人员名单，由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拟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拟定后报中央批准。

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是因为要在粤赣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牵制敌人的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瞿秋白、梁柏台、刘伯坚等人；而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陈毅、周以栗、陈正人等人。

红军的战略西征，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如果没有周密和充分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事，当然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如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所说，中国共产党为西征做了多方面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西征的准备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1960年，江西省于都县部分长征老红军合影

各路红军集结于都与老红军的回忆

从1934年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先后电令红军各军团迅速撤离战场，将防务移交地方武装，到中央指定的集结区域，完成集结任务。各军团从战场撤出，向集结地域开进是严格遵照中革军委指示有序进行的。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对红军各部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的集结转移、休整补充作出详细具体安排，如规定各部队在于都南部区域位置的分界线。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第1、第2两个纵队。战略转移的野战军由军委第1、第2野战纵队和红军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组成，共计8.6万余人。为保密需要，中革军委规定各部队对外均使用代号。如军委第1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军委第2野战纵队，又名中央纵队，代号“红章”。另外，还保留了原来的中革军委和红军指挥机关。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代理主任）。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1、第2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的田心、梅坑两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于都开进，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中革军委颁布《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详细规定各部队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的渡河日期、渡河区域、渡河器材及渡河前后宿营地域等计划内容。10月17日至20日，突围转移的主力红军先后分别从于都梓山地域、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渡口，南渡于都河（当年称雩都河），踏上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今，于都建有“长征第一渡”纪念塔和石碑，也建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纪念园。

胡耀邦时任少共中央秘书长，长征出发时编在中央纵队“中央工作团”。张黎群等人通过采访胡耀邦后编写的《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于2005年出版了。其中记载道：

于都河并不宽，又是枯水季节，水流平缓。除原有的一座木桥外，工兵又架设了几座浮桥。但由于桥面狭窄，等待过桥的人员和辎重过多，所以通过得十分缓慢。众多的“老表”赶到河畔来为红军送行。出发的队伍里有他们的子弟，也有与他们结下深深情谊的干部和战士。一些安置在老乡家里的伤病员也来了，他们被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天渐渐黑了，老乡们举着火把和灯笼，一面把带来的辣椒、干菜、鸡蛋等塞到战士手里，一面沉重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可要早些回来啊。”中央纵队出发了，排成一路队列，一个紧跟一个。谁也不说话，只听得桥上的脚步声，武器碰撞声。

胡耀邦渡过河去，已是后半夜了。他回过头去远望河对岸，灯笼、火把仍然亮着，照得周围一片通红，可以看到后面队伍的憧憧人影。

据长征出发时，编在中央纵队教导师的于都籍老红军李金生（宽田乡李屋村人）回忆：“红军为了避免敌人的飞机，我们的部队在每天晚上用竹子扎成火把，点着火行军。我们从公馆出发，经雩都的禾丰，走安远、信丰之间的新田、古陂，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另据时任红2师政委刘亚楼警卫员的老红军谢志坚（于都梓山人）1986年回忆：“我们从兴国—草箕窝开到于都，住在粮管所（原西郊粮管所）。我们在于都住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打草鞋，然后部队开到水头燕子窝，在那里住了三四天，然后走水头莲塘—铜锣湾—梓山的山峰坝过河到信丰的新田、古陂，这时我又调回1军团2师5团当看护（警卫员）。”

当年，驻地设在于都县的粤赣省委，为红军将士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短期内集合800多条大小木船；晚上搭浮桥或摆渡，白天拆浮桥并将木船、搭浮桥材料隐蔽好；筹集90万担谷子，近9万名红军将士集结于都，每天要消耗稻谷1000余担；短期内补充9700名新兵员，编成8个补充团；安置6000多名伤病员，并为伤病员上山采草药；筹集81.9万块银圆；组织超过1万人的运输队、担架队。通过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绝大部分人跟随红军长征，少部分人返回家乡。但是，他们多数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只有小部分人到达陕北。

据老红军谢宝金的孙子谢华元口述：“中革军委有1台发报机和发电机，中央派了个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开始是8个人轮流抬着它走。可是长征一路打仗，连队减员越来越多……爷爷一人背着它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背着走到了延安。128人的加强连，最后只剩下我爷爷、段九长、钟起汉三个人。”

于都县人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红军。一时间“父送子，妻送郎，父子一同上战场”的感人场景随处可见。在四天的时间中，老乡们举着火把和灯笼，他们把带来的辣椒、干菜、鸡蛋等食品塞到战士手里，并沉重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可要早些回来啊。”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各路红军千军万马，离开了生活、战斗的中央苏区，告别了亲人，从于都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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