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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5日,国务院原副总理薄一波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同年7月,薄一波子女登报郑重声明,明确指出:“近日网上流传的关于《薄一波十九次谈话》,纯属谣言。”
2005年10月,薄一波住院接受治疗,5个月后便陷入了昏迷状态,已经失去了表达能力。因此,所谓的“病中十九次谈话”和“遗嘱”纯属无稽之谈。
薄一波子女在声明最后还特别指出,父亲有八十多年党龄,始终热爱党,崇敬毛主席。
从这份声明中可以看出,关于薄一波对毛主席的一些所谓不好的评价都是谣言。
抗日战争期间,薄一波曾长期在白区开展革命工作。1943年11月,薄一波奉命来到延安参加会议。
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应毛主席所请,薄一波来到枣园谈话。两人促膝长谈八个小时,这次谈话令薄一波终生难忘。
多年后,再次回忆这次见面,薄一波仍然感慨从毛主席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也是在这时有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通过这次谈话,对薄一波有了更多了解和信任。在党的七大上,经毛主席提议,年仅37岁的薄一波当选中央委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薄一波虽然处境艰难,但他依然对子女说:“我仍然崇拜毛主席。”
1986年,薄一波在南方调研途中,拜谒了毛主席的故乡。参观滴水洞时,薄一波直言“我永远是毛主席的学生。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
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非毛”的声音。在这一背景下,薄一波先后写下了一系列纪念毛主席的文章,肯定了毛主席的功劳。直言“如果要负责任的话,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一份。”
在薄一波心中,毛主席始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永远活在他的心中。
除了关于“薄一波议论毛主席”这一争议外,另外一个一直围绕薄一波的争议就是“他曾为刘青山、张子善求情。”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
1951年11月1日,毛主席收到了东北局高岗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在运动中发现的一些贪污浪费行为。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道:
“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
很快,越来越多类似的文件和报告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我党刚刚取得政权,腐败现象就开始出现。毛主席先是震惊,继而愤怒。
11月30日凌晨,毛主席看着眼前标有“AAAA”的特急电报内容后,震怒不已。电报中汇报的就是关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径。
刘青山和张子善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立下赫赫战功,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却倒在了“糖衣炮弹”下,成为了大贪污犯。
刘、张二人当官后,开始享受起来。不仅对衣食住行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随着应酬越来越多,收礼也变得多了起来,也开始讲究起了排场。
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两人利用职务之便,盗用救灾款、建筑款等,擅自挪用公款,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
经调查,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生活极度奢侈,甚至堕落到了吸食毒品的地步。
面对规劝,刘青山更是放言“老子当年拼命打天下,如今享受些又如何。”
河北省委成立专门的案件委员会,很快便查清了刘、张二人的犯罪行径。但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曾经革命事业的有功之臣,堕落为了腐败分子,要如何处理,考验着刚刚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当时,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因此,在处理刘、张二人上,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也没有案例可供参考。
最终,根据调查结果,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死刑”的处理意见。华北局收到“死刑”的意见后,经过认真研究,并综合各方面意见,同意了“死刑”。但却在后面加上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
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曾回忆说: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华北局很快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随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究。在刘、张案件上,因为两人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加之党内存在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在考虑量刑时,毛主席慎之又慎。
虽然党中央领导一致同意应当区别轻重大小,但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不管过去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
毛主席看着华北局的报告,沉默了许久,最终说出了“死刑”二字。考虑到党内有人求情的可能,周总理问道:“主席,如果有人出面求情呢?”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不准。”
中央意见统一后,毛主席又请来党内民主人士就该案件发表意见,同时还请华北局在天津地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
最终,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了执行死刑的决定。消息传出后,党内一些干部尤其是曾跟刘、张二人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同志们,纷纷发声,希望能够饶他们一命,让他们立功赎罪。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将这些意见汇总后,向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作了汇报。坚持请他向毛主席说说,给刘、张二人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这一情况下,薄一波如实向毛主席转达了党内一些同志关于“不要枪毙刘、张二人”的意见。
毛主席听后,沉重地说道:
“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可以看出,薄一波并没有为二人向毛主席请求,他只是如实将党内的情况作了汇报而已。如果将这一行为看作求情的话,着实有失偏颇。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一个围绕薄一波的争议就是“山西问题”。
1936年8月,在组织营救下,薄一波出狱。后经过党组织同意,薄一波应阎锡山之邀,回到山西开展抗日活动。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在北方局的指导下,薄一波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二是创办一支新军,这两支力量都是在我党实际领导下的。
在薄一波的领导下,这些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在后来都成长为了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有些还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我党优秀的军事干部。
在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我党逐渐打开了在山西的工作局面,为后来的工作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薄一波却因为在山西抗日的这段历史受到冲击。直到1978年,他才再次复出。
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薄一波收到了当年抗战时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老战士写来的200多封来信。
1979年9月,薄一波就“牺盟会”和“山西新军”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呈送党中央。他在报告中明确写道:
“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
尽管党中央已经多次通告说明,但问题似乎依然存在。1985年,由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撰写,薄一波亲自审定的文章《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发表。
文章一经发表就收到热烈反响,陈云、叶剑英等人纷纷称赞“写得好,终于写清楚了。”
而围绕薄一波在白区开展斗争时的种种争议也就此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领导文萃2011年18期、《环球人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百姓生活2012年3期、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
更新时间:202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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