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时任国防部长在视察部队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许多基层战士的文化水平不高，难以系统学习卷帙浩繁的《毛泽东选集》。

为了让战士们能更便捷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时任国防部长指示《解放军报》社，要编选一本简明扼要的语录，方便战士们日常学习和背诵。这项任务，最终落到了编辑田晓光的肩上。

为了战士们的需要

田晓光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新闻工作者，早在延安时期，她就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进行采访报道，深知思想武器对于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接到时任国防部长的指示后，她和同事们，包括资料室的人员，立即投入到浩如烟海的毛泽东著作中。

他们的工作是仔细研读、反复比较，从中挑选出那些最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精髓、最具代表性、语言简洁有力、易于战士理解和记忆的语句。

这个过程颇为艰辛，需要对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著作、讲话、文件有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

“枪杆子里出政权”、“为人民服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后来脍炙人口的语录，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

为了确保准确无误，田晓光和她的团队对每一条语录的出处都进行了反复核对，查阅原始文献，标注卷次、页码，力求做到一丝不苟。

这项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编辑团队常常工作到深夜。

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胡痴，作为田晓光的丈夫，多次提醒她注意休息，但田晓光以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作比，认为后方人员的辛劳是分内之事。

战士们的“精神食粮”

1964年5月，经由总政治部批准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在军队内部发行。最初的版本并非后来广为人知的红色塑料封皮，而是相对朴素的纸质封面，开本也较小，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方便战士们随身携带，在训练、学习、工作间隙随时翻阅。

这本小册子的诞生，在军队内部迅速引起了积极反响。

在此之前，虽然部队一直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但形式多以集中学习、文件选读为主，对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广大官兵来说，系统学习的难度较大。

《毛主席语录》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基层官兵，特别是文化基础较薄弱战士的需求。

它将深奥的理论浓缩为简洁明了、朗朗上口的语句，降低了学习门槛，使得毛泽东的思想能够以一种更易于接受和传播的方式深入军心。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上将，对这本语录寄予厚望，认为它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武器。他在语录付印时，特意前往北京的“红旗印刷厂”视察。

当看到油墨均匀地印在纸张上，一本本语录从机器中传送出来时，萧华拿起一本还散发着墨香的语录，对在场的印刷工人说：“这（指语录）是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方向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的作用，不亚于甚至超过武器装备。你们印好这本书，是支援部队建设、支援战备的大事。”

在基层部队，各部队纷纷将学习、背诵、运用语录作为衡量政治觉悟和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标准。

连队、班排利用各种时机组织学习讨论，交流学习心得。政治干部在进行思想动员、战前鼓劲时，也常常引用语录来激励士气。

许多老兵回忆，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特别是驻守在边防、海岛等偏远地区的部队，这本小红书确实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食粮”，在鼓舞斗志、坚定信念、克服困难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不久的特殊背景下，语录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等内容，对于稳定军心、加强战备具有现实意义。

“红宝书”热潮

1966年，《毛主席语录》这本原本主要面向军队内部的学习读物，迅速突破了其初始界限，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据估计，各种版本、各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在这期间的总印量可能高达数十亿册，成为人类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

红色塑料封皮的袖珍本是最为流行的样式，便于携带，使得人们可以在各种场合——会议、游行、劳动、学习，甚至日常谈话中——随时掏出。

写文章、发表演讲，开头结尾引用一段语录更是成为固定格式。

与此同时，“红宝书”的影响力也溢出国界，在冷战背景下成为国际左翼运动和某些西方青年反叛文化的象征之一。

例如，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手持法文版《毛主席语录》走上街头。

1971年，根据一些后来披露的资料，当年参与或负责《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工作的相关人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例如，曾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升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唐平铸，在隔离审查期间，据称曾解释编辑语录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战士学习，并非为了制造崇拜。

他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也确实曾用语录来鼓舞前线部队士气。

他晚年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凡事过犹不及”，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亲历者对那段狂热岁月的复杂感受和后见之明。

历史尘埃落定

时间来到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中国社会开始缓慢而坚定地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纠正错误做法，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被破坏的规章制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

紧接着，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移，从过去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了全社会最响亮的口号和最迫切的任务。

在这样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语录》这本曾经风靡一时、被无数人奉为圭臬的小册子，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新审视。

语录中收录的许多内容，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们与当时强调安定团结、集中精力搞建设的社会氛围和国家方针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所冲突。

继续将这些语录作为指导思想，显然已经不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前进的步伐。

更为关键的是，从思想方法层面来看，《毛主席语录》本身的形式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它将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发表的言论，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编纂成简短的语句，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虽然便于记忆和传播，但也容易导致对思想的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歪曲理解。

进入1978年，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两个凡是”所设置的思想禁锢。

它为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和即将全面铺开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动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毛主席语录》的评价和处理被提上了议程。

人们认识到，要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需要回到原著，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系统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背诵和引用几句现成的语录。

继续大规模发行和使用《毛主席语录》，不仅不合时宜，也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悖。

因此，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研究，考虑到《毛主席语录》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其部分内容已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并且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避免将其简单化、庸俗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79年正式作出了决定：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

参考资料：[1]谭献民,王军.科学地认识《毛主席语录》[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